贵州地方军阀王家烈担心红军“赤化黔北”，急忙在乌江各渡口构筑工事，大批销毁船只，为红军渡过乌江制造种种障碍。
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的追兵则一路奔袭，穷追不舍地尾随至施秉、黄平、镇远一带。广西军阀也出动了一个军的兵力在都匀、独山一带伺机而动。
前有天险后有追兵，侧有强敌环伺，这样的处境让中共党内在红军的行军路线问题上再次发生了争议，设法到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想法又被重新提了出来。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一场“跨年”的政治局会议在猴场宋家湾召开。
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会上毛泽东坚持认为红军的正确出路是先以黔北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多数参会者都同意这个意见。
会议再次否定了“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最后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
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中央红军“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第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同时要求：“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这在表面上限制、实际上取消了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之后遵义会议的召开进一步奠定了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基础。
三
2012年5月底，我曾到瓮安县河西新区渡江广场、瓮安工业园区、猴场会议会址等地进行实地考察。
当年召开猴场会议的宋氏住宅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前被毁，如今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猴场会议会址是在2004年猴场会议69周年的时候由当地政府出资重建的。
虽然物非人亦非，但在这里依然能够感受到红军当年的艰辛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所作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猴场”是一个着名的乡场，与当地其他以动物命名的乡场不同，猴场并不是因为赶场的那天是申日得名的，而是缘起镇南一座形似猴子的小山。
说起猴子，绝大多数中国人脑海里都会立刻浮现一个翻着筋斗、神通广大的形象，那就是孙悟空。猴子充满了灵活、智慧和反抗的精神，孙悟空更是中国人心目中敢于打破陈规取得成功的象征。
毛泽东也称自己既有虎气也有猴气，美国人罗斯·特里尔在他的《毛泽东传》中特意提到了这一点。
而长征时中共中央和红军在这个被称为猴场的地方，适时地除去了一道束缚在自己身上的绳索。猴场会议做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的决定，这个决定改变了“左”倾错误统治所确立的决策规则，开始重新走向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机制。因而，这个决定与再一次否定到湘西去的行军路线具有同样深远的、重要的、关键的影响和意义。
规则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但不当的规则反而会成为人们从事任何工作、完成任何事业、达成任何目标的桎梏和障碍。当规则出现问题的时候，只有改变规则才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只有改变规则才能继续前行。这一点在猴场会议之后的长征路上得到了证实，也是猴场会议留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召开猴场会议的这种四周是砖砌桶墙的四合院在当地俗称“一颗印”，红军的指挥权恰恰是在这里重新回到了中共的领导集体手中！
邓小平的第一起
一
曾经看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生就像心电图一样，如果一帆风顺的话，就说明生命已经终止了。
这话虽然不乏调侃的意味，却实实在在地揭示出了人生的一个主要矛盾。其思想深度并不亚于“自古英雄多磨难”“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等古训。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早已洞见了人类社会这一不能算作规律的规律，所以即便有着“醉里挑灯看剑”气度的辛弃疾也会“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既然是规律，就有些概莫能外，就有些无偏无私，就有些周行而不殆。
纵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中共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的一生也是如此。他“三落三起”的经历广为人知，外国人甚至因此称他为“打不倒的小个子”。
邓小平的“三落”让他在人生逆境中得到了磨炼，而“三起”则更是对他个人和整个中国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没有落就没有起，没有起就不会再落。然而在这看似枯燥的逻辑循环中，第一次落而又起特别是第一起往往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是质的变化、方向的变化。但由于事物通常是螺旋式上升的，越往后发展越夺人耳目，因而最初的质变往往不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
所以，知道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人数以亿计，但知道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起是在贵州实现的人却没有多少，因此就更少有人知道邓小平实现第一起的地方就是中共在长征中第一次正式改变规则的猴场了！
二
在中央苏区工作期间，邓小平坚决抵制“左”倾机会主义，支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因此，他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最初，邓小平被指责犯了“纯粹防御路线”的错误，接着又被打成“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主要代表人物，最后又被确定为“邓毛谢古”的头号人物。
从1932年2月到5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邓小平先后失去了会昌中心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并得到了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邓小平人生的第一落。
后来在王稼祥等人的帮助下，邓小平在1933年6月末被调到总政治部工作。
刚到总政治部的时候，邓小平曾短暂代理了一段总政治部秘书长的职务，之后他主动提出要做一些实际工作。于是，王稼祥安排他到总政治部宣传部担任干事，负责主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的机关报《红星报》。
虽然有了正式工作，但此时邓小平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罗明路线”代表的帽子并没有摘掉，实际上仍处于被监督状态。
即便如此，邓小平还是保持着乐观主义精神，始终勤奋忘我地工作，把《红星报》办得有声有色。
猴场会议结束后，邓小平正式得到平反，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才走出了低谷，实现了第一落之后的第一起。同样，刘伯承也在猴场会议后重新担任了红军总参谋长。
三
实现人生的第一起之后，邓小平在长征和解放战争中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因而在新中国成立后深受中共中央的信任。在中共八大上，邓小平又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担任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成为中央领导层的核心成员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小平很快被卷到了这场政治风暴的旋涡中心。他被当成了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断遭到批判，期间甚至设立了邓小平专案组来查找邓小平的“历史问题”。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进行劳动，这是他人生的第二落。所幸的是，在毛泽东的保护下，邓小平的党籍得以保留。
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邓小平又经历了长达3年的被监管生活，直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他的人生才又一次迎来了转机。
经过邓小平本人的积极争取，在周恩来的推动下，经毛泽东同意，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这次复出以后，邓小平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认可，1975年，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
经过前后将近十年的时间，邓小平完成了人生第二次的由落而起。
然而当实现第二次人生起飞的邓小平正在大刀阔斧地开展整顿，给动乱中的国家带来新生希望的时候，他人生的第三落很快又到来了。
邓小平所开展的系列整顿工作被认为是在搞“右倾翻案风”，到了1975年的冬天，一场针对邓小平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开始了，并且不断升级。
1976年4月，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邓小平再一次跌到人生的谷底，但此次毛泽东对他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他被安置在东交民巷的一处院子里保护了起来。
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邓小平在当年的7月份回到了自己家中，但过的依然是类似软禁的赋闲生活。
直到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才逐渐复出。1977年7月17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再次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实现了人生的第三起。
四
历史上，这样的人生经历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和邓小平经历最为相似的就是他的老乡、大名鼎鼎的文豪苏东坡。苏东坡一生被贬4次，所以才有了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感慨。
邓小平要比他的这位老乡坚强得多，在人生风波里可以说是愈挫愈勇，是真正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最终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他的领导下，中国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开始大踏步地走上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生活富裕的道路。
纵观邓小平“三落三起”的一生，后人可以获得很多的启迪。在他的三起之中，最为基础的第一起就是在贵州实现的。如果不是邓小平在猴场会议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那么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列席遵义会议，也许此后邓小平本人和整个中国的命运都会出现很大的不同。
猴场不仅改变了长征中的决策规则，也为新一代领袖的人生崛起奠定了根基。这两件具有重大影响的事情都发生在猴场这个地方，令人不能不为之感慨。
邓小平推动实施的改革开放在本质上也是对旧规则的改变和新规则的确立，而奠定邓小平最终能够肩负起这个历史重任的根本变化又是在长征时改变规则的猴场发生的，这姑且视之为一种简单的巧合。
遵大义，循规律
一
有一句话叫“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对人的认识需要一个过程，对一个地方的认识也是如此。
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虽然一直走南闯北，去过很多地方，但最终能给自己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就是少数的几处地方。
一个地方能不能在见多识广的过客心里取得一席之地的决定因素有很多，风土人情如何、风光景物如何、风气人文如何、风味美食如何等，都能决定分数的加减。但如果一个地方能在一个人的心里有了无可替代的地位的话，那一定是这个人和这个地方在灵魂上有了共鸣。有了这一点，其他的一切都无关紧要。
遵义就是这样一座能够直击人心、发人深省、令人觉悟的城市。这份自灵魂深处磅礴而出的力量来自她的独特的历史和内涵。
这一切还要从那段红色岁月说起。
1935年1月7日凌晨，中央红军占领了遵义城。
红军占领遵义之后，贵州军阀王家烈急忙调兵遣将在娄山关、红花园、桐梓一带布防，意在阻止红军进一步北上。另外一部分势力则在乌江南岸蠢蠢欲动，寻机北渡乌江夺回遵义。
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战略意图的实施、构筑遵义的安全防线，红军发起了攻取娄山关的战斗。
1月9日，红4团向娄山关发起总攻，在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兵分两路冲上了娄山关，在山顶与守关黔军展开了白刃厮杀并最终占领娄山关，之后又马不停蹄一路乘胜追击，占领了桐梓县城，彻底巩固了红军在遵义北部的防御力量。
接着，红军进行了一系列兵力部署：北线佯攻实守，南线据乌江天然之险以为屏障，扩大东西两侧防务。
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任命刘伯承为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陈云为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为红军在黔北进行休整提供了严密的安全保障措施。
4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急行军状态的红军，终于在遵义打出了一个暂时宁静的港湾。
一个巨大的转折也在渐渐来临。
二
第五次反“围剿”特别是走上长征之路以来，亲身经历了几乎被置于死地的损失，广大指战员愈来愈迫切地希望结束现行军事路线。
而通道会议之后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所带来的全新局面也让党内和军内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些挫折都是因为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屡遭排斥的结果。
同时，自从红军进入贵州以后，关于何去何从的争论愈演愈烈。即便是在猴场会议以后的行军路上，大家都在激烈争论，在此期间，毛泽东又说服了很多中央的同志。
“要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已经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一切迹象都表明，是该有个彻底的结束和新的开始了！
为了迎接这一刻的到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遵义会议”。
会议确定了两大主题。一是“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是“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