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和山东在人文、经济等领域也有着悠久的往来历史，两省杰出人士怀着赤诚的报国之心，在两块神奇的土地上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智，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给今天的贵州和山东留下了有形和无形的财富。
山东是孔孟之乡，是儒家思想和文化的源头。儒学自创立至今，始终处在不断的传承与创新之中，在流派上可以分为思孟学派、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宋明理学、心学、气学。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程颢、程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则是儒学不同发展阶段的代表人物。
王阳明是心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首度提出“心学”并将心学宗旨确定为“致良知”的一代儒学宗师。王阳明在贵州的龙场悟道是他在儒学领域中开山立派的前提和开始，也由此奠定了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
阳明心学改变了孔子之后儒学被教条化的局面，恢复了儒学活泼的、多元的、发展的本来面貌，是对儒学的一次拯救也是对僵化教条思想的一
次矫正。王阳明是在贵州创立的阳明心学，因而，贵州和山东都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
直至今天，贵州仍然是中国的主要柞蚕生产省份之一，而贵州的柞蚕就是从山东引进的。
1738年，山东历城（今济南）人陈玉壂出任遵义知府。来到贵州以后，陈玉壂发现遵义一带有大面积的槲林，就产生了将自己家乡山东的柞蚕引进到这里的想法。于是派人前往山东购买蚕种，同时还聘请了蚕师和织匠，准备在遵义试验推广柞蚕放养并发展柞绸制造产业。
当时的贵州巡抚张广泗等人对陈玉壂的大胆尝试给予了大力支持，并将此事写入发展贵州农业的奏折上奏朝廷。但朝廷一些大员在讨论此折时却认为“蚕喜晴而黔多雨”，对贵州引进柞蚕一事持有异议。乾隆皇帝对大臣们的观点也颇为赞同，不仅指责张广泗对贵州地方情形不够熟悉，还警告贵州的官员们不要“有行之之名而无行之之实”。
在这种情况下，陈玉壂顶住了压力，在经历了几次失败之后，终于在1742年推广成功，后来乾隆皇帝在贵州布政使陈德荣的奏折中知悉此事，写下了“此事论之似迂，行之实难，而若果妥切办理，则实有益于农民者也”的批语。
柞蚕放养的成功使贵州出现了茧绸贸易，第一次形成了外向型产业，之后贵州其他地方纷纷效法遵义，也成功实现了柞蚕放养，这大大促进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陈玉壂为民谋福的赤诚之心和不怕挫折失败的执着精神永远值得学习和传承。
三
同样是在清朝，两位贵州人在山东也留下了被人传颂至今的感人事迹。
山东蓬莱自古以来就被描写成人间仙境，在蓬莱市北的丹崖山巅有一座举世闻名的蓬莱阁，历来就是文人雅集之地。
蓬莱阁始建于宋代嘉佑年间，明代时曾经进行扩建，在清代进行了重修，历史上第一次主持对蓬莱阁进行重修的就是贵州人刘清。
刘清，贵州广顺（今黔南长顺）人，于清嘉庆初年出仕，曾任四川南充知县、山东盐运使、云南布政使等官职。他为官清廉、治理有方，不仅百姓称其为“刘青天”，嘉庆皇帝也曾亲自赋诗对他进行褒奖。
出任云南布政使以后，刘清因不满积弊日深的官场习气，决定向朝廷奏请改任武职，于1816年正式出任山东登州（今蓬莱）总兵。
1819年，刘清见蓬莱阁年久失修，便多方筹集资金、选用专擅其事者进行重修并亲自监造，历时百日终于让本已摇摇欲坠的蓬莱阁重新焕发了光彩。
和刘清一样，另外一位在山东为官的贵州人丁宝桢也为山东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丁宝桢，贵州平远（今毕节织金）人，出身书香门第的他22岁中举，33岁中进士，曾在山东任按察使、布政使、巡抚之职。
任职山东期间，丁宝桢大力兴办教育、治理黄河、加强海防建设、创办新式工业，堪称利国利民。
1869年，丁宝桢在济南创办尚志书院，书院在教授儒学的同时还招收愿意学习天文、地理、算术等新学科目的学生。丁宝桢在山东为官期间，黄河两度决口，他两次主动请命督工堵筑，“节费计数百万两”，费半而功倍。
丁宝桢见日本屡屡挑衅，有侵略中国之心，便在烟台、威海、蓬莱等地构筑炮台，加强海上防卫。1875年，丁宝桢又在济南创办了山东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山东机器局。
素来以国事为怀，忘却个人名利生死的丁宝桢在任山东巡抚时做出了一件震惊朝野、令国人拍手称快的大事，这就是诛杀慈禧太后所宠信的太监安德海。
1869年，慈禧太后无视清朝“太监不得擅出都门，擅出者死无赦”的祖制，派安德海出京采办。
安德海进入山东德州以后，知府赵新即将此事上报巡抚丁宝桢。丁宝桢得知情况后，立即给同治皇帝上了密折，痛陈安德海的种种不法行径。
上了密折之后，丁宝桢即暗中布置泰安知县何毓福待安德海进入泰安后即将其抓获并押往济南由自己亲自审讯。慈禧太后得知消息后立即下旨要求赦免安德海，丁宝桢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智将安德海就地正法，令朝野上下人心大快。
1876年，丁宝桢升任四川总督，到了四川后他听闻山东水灾再度泛滥，不但自己捐款还号召四川官绅捐资相助，最后还派其子专程押解所募10万两白银送往山东。
1886年，丁宝桢卒于四川任上，朝廷赠其太子太保衔，谥文成，入祀贤良祠。此时丁宝桢已经离任山东10年之久，山东父老闻讯恳请将其灵柩运到山东安葬。当时丁宝桢的墓址在济南九华山之南的辛甸村西北，同时山东人民还在济南趵突泉畔建了一座“丁公祠”，可惜今天均已无存。
一生清廉、死时一棺萧然，负债累累，“丧归，僚属集赙，始克成行”的丁宝桢是贵州和山东人民共同的骄傲！
四
1921年7月21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参加会议的12名代表分别来自上海小组、武汉小组、长沙小组、济南小组、北京小组、广州小组和旅日小组。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尽美为山东诸城人，邓恩铭为贵州荔波人。
邓恩铭青年时期得到亲戚的资助而远赴山东求学，“五四”运动爆发后，邓恩铭积极响应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组织济南的学生开展了声援活动。
1920年11月，邓恩铭与王尽美等组织励新学会，介绍俄国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
1921年春，邓恩铭参与发起建立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使得山东成为全国最早建党的省份之一。同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代表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1月，邓恩铭赴莫斯科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会后受到了列宁的接见。
回国后，邓恩铭来到青岛创办党组织，先后领导了胶济铁路工人大罢工和青岛全市工人大罢工。大革命失败后，他继续在山东各地开展活动。
1928年，邓恩铭在济南被捕入狱，在监狱中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1931年，邓恩铭被杀害在济南纬八路，邓恩铭临刑前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并高声唱起了国际歌。
丁宝桢和邓恩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山东做出了贡献，又都长眠在山东，用他们的生命和鲜血铸成了两省世世代代的友谊。
同时，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台儿庄战役中，由黔军改编而成的140师据守禹王山、望母山，在战斗中全师阵亡官兵达2000多人，为保卫山东人民做出了牺牲。
新中国成立前后，来到贵州的南下干部中有许多山东人，他们为促进贵州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山东人为贵州注入的活力、带动的变化印迹在历史中。
两处世界级的云台山2014年6月23日，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贵州施秉云台山等为代表的中国南方喀斯特第二期申请世界自然遗产的申请。从此，施秉云台山成为继荔波喀斯特和赤水丹霞之后的贵州第三个世界自然遗产地。
申遗成功使施秉云台山成为一处世界级的名胜，而在河南，也有一座世界级的云台山。
贵州的云台山“四面削成，独出于云霄之半”，而山巅之上又平坦如台，时时云雾缭绕，可以说是一处名副其实的人间胜景。云台山不仅有着独特的白云喀斯特地貌，还汇集了奇峰秀水、佛道两教的文化名胜、多种珍稀的动植物资源，堪称风景如画的人间仙境。
在河南的修武县，也有一座闻名天下的云台山，2004年的时候，这里被评选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
这座云台山的嶂石岩地貌同样形成了姿态各异的山峰和峡谷，同时还有多处别具神韵的瀑布和清泉，各种树木和奇花异草，在国内国际屡获好评，是河南各处旅游名胜中后来居上的佼佼者。
同样名为云台山，同样有着独特地貌造就的绝美风景，同样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同样是世界级名胜，这两座云台山是贵豫两省和全世界的共同宝贵财富，如果两省整合两地资源，进行一体化的旅游开发，将是一件互帮互促的大事、盛事。
更有意思的是，河南的云台山位于修武县，修武因为当年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驻扎修兵练武而得名；如今这里又是陈氏太极拳的兴盛之地，有着陈氏太极拳的正宗传人。而贵州省则有一个修文县，是王阳明实现龙场悟道、创立阳明心学的地方。
修文修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阳明心学和陈氏太极拳又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儒学和武术的精粹。这样天赋的、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奇特关联不仅彰显出两省在祖国大家庭中的独特价值，也会成为让两省关系变得日益密切的纽带。
除了两座世界级的云台山外，贵州和河南自古以来就有着密切的联系。
贵州和河南都是全国的产煤大省，除了煤以外，铝、金、玉石等也是两省共同的主要矿产。烟叶、油菜等是两省的共同经济作物，猕猴桃、核桃、柞蚕丝等是两省共同的特产。
最能表明贵州和河南历史渊源的就是今天的水族和水书。
水族是一个充满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民族，水族的文字“水书”被称为“天书”。
水族认为自己的祖先源于黄河一带古老的睢水流域，“吃睢水，成睢人；饮睢河，成睢家。”水族的“水”即为“睢”字的字音谐变而来。
据考证，水族极有可能在商周时代就从今河南的睢县一路迁徙来到了贵州，而且在水族中一直流传的水书很可能与久已失传的《连山易》有着密切的关系。
贵豫两省不仅有着同根同源的文化，还有着奇特的人缘。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孕育了河南悠久灿烂的文化，但历史上黄河屡次泛滥，也给河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灾难。
清雍正年间，一位贵州人为治理黄河做出了不小的贡献，这就是颇受雍正皇帝倚重的王士俊。
王士俊，贵州平越（今福泉）人，康熙年间进士及第，是“王氏三翰林”（王士俊叔父王梦旭、王梦尧均为进士出身）之一。
王士俊一生两次出仕河南，第一次任许昌知州，第二次任河南巡抚。
王士俊任许昌知州期间，黄河大堤屡屡决口，水患不绝。他不但倾尽全力治理水患，还一反以往治河时官府仅按市价的一半向百姓征用治河物资的惯例，收购百姓物资一律按市价给付，深得民心。后王士俊因向河南巡抚力争减轻赋税而遭受排斥，时任河南布政使杨文乾爱惜他的才能，在升任广东巡抚时奏请雍正允可，将王士俊带往广东任职。
1732年，王士俊又被朝廷任命为河东总督兼河南巡抚。1735年，时逢秋汛，洪水泛滥，旧堤坍塌，情势十分危急。王士俊闻报后立即奔赴水灾区域，详细查看后否决了河道总兵舍月堤而保大堤的主张，亲自调集20000余人，要求拼力在河岸坍塌处下埽堵截，然后又通宵四处查看险情。
王士俊否决了将大堤完全置于洪峰之下的危险做法，并身先士卒，全力保护旧堤，使百姓免于水淹之灾，实实在在地造福于河南父老。
除了王士俊以外，贵州人李世杰也曾出任河南巡抚。李世杰不仅曾亲临灾区指挥治黄，还向朝廷申请对治黄时占用的民田进行补偿并免去灾区赋税银两近千万。
楚辞徽墨，纸香千年湖北属于华中地区，安徽虽属华东却与湖北相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就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一条长江水滋养了荆楚文化、徽州文化，这里有楚辞漆器，有徽墨宣纸……自古以来，贵州就和湖北、安徽有着密切的联系。
贵州和湖北两省在经度和纬度上均有交叉，如同两根牢牢的纽带将相距不远且不直接相连的两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贵州在历史上也深受荆楚文化的影响。
贵鄂两省总体地势都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境内均多山多水，贵州的梵净山和湖北的神农顶同属武陵山区，两处均有丰富的物种和神奇的风光。
贵州和湖北都是道教圣地，道教界就有一代道教宗师张三丰“武当山得道，福泉山成仙”的说法。
贵州是红色圣地，湖北则是红色将军省，来自贵州的革命烈士龙大道曾在汉口开展工作。
千百年来，贵州和湖北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密切，贵州人张之洞在湖北的建树更是加深了两省的友谊。
1889年冬，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从此他开始大刀阔斧地兴办各类洋务企业。张之洞在湖北第一个筹办的就是汉阳铁厂，这是一个包括炼钢、炼铁、铸铁等大小工厂10个，有炼炉2座、4000左右工人的钢铁联合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