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字通假为“傩”字的真实原因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最晚在商代的时候，就有了傩祭的仪式。
在周代，负责主持傩祭仪式的是方相氏，据《周礼·夏官》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傩，以索驱疫。”
从这些历史文献来看，傩祭是当时进行天人沟通的一种仪式，其目的在于驱除灾疫，祈福纳祥。
二
从秦一直到明清时期，傩祭都十分流行且不断发展，出现了宫廷傩、民间傩、军傩和寺庙傩等多种形式。
汉唐时期，在宫廷中还举行盛大的傩祭仪式，张衡的《东京赋》里就有关于傩祭的描写：“尔乃卒岁大傩，驱除群厉，方相秉钺，巫觋操茢。
侲子万童，丹首玄制。……京室密清，罔有不韪。”
明清以后，曾经广泛流行的傩祭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逐渐销声匿迹，在贵州却大量保留下来。
即使是在明代，贵州的傩祭依然与上古时期的傩祭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但在坚持的同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增加了很多故事情节，有了浓厚的娱乐色彩，逐渐演变成为傩戏。
在坚持中融合，在融合的同时又有坚守，傩祭从宫廷走入民间以后，在波澜不惊的岁月中一路向前，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样貌。
三
在贵州，无论汉族还是彝族、土家族、布依族，乃至苗族、侗族都有特色鲜明的傩文化流传下来。有的地方叫作“傩堂戏”“傩坛戏”等，甚至有些地方干脆直接叫作“冲傩”或者“跳神”。
如今，人们能够见到最古老、同时也许是最原汁原味的傩戏当属彝族的“撮泰吉”，撮泰吉是彝语，其意思是“变人戏”，也就是关于人类衍变的戏。
变人戏曾经在彝族地区广为流传，如今仅存于威宁一个叫裸戛寨的小村寨，这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荒僻之地。
通常在正月初三到十五期间，裸戛寨会演出变人戏。
表演之前，表演者们会用包头布把头顶缠成锥形，以象征他们披着树叶；同时会在躯体和四肢上缠满白布，用来象征他们是赤身裸体。
表演的第一个环节是祭祀，在场地四角点燃灯笼后，山神老人的扮演者一声令下，表演就正式开始了，时空也仿佛一下子被切换到了人类的童年时期。
山神老人和几个象征着不同身份的表演者模仿着熊的步伐，手拄棍棒，踉踉跄跄，像从遥远的原始森林里走来，一边走还一边发出猿猴般的吼叫声。
他们首先会斟酒祭拜天地、祖先、神灵、山神、谷神，祭祷完毕后就进入了正戏。
正戏是通过夸张的舞蹈来表现反映先民创业、生产、繁衍、迁徙的历史，表演中还有对白和诵词，诵词的主要内容是驱邪、讲史和祝福。
正戏后是庆祝丰收的舞狮环节，狮子在锣鼓声中登场起舞，几个演员则挥舞着棍棒与狮子嬉耍，气氛十分热烈。
在正月十五那天，还会增加最后一个环节扫火星，由山神老人带领着演员们挨家挨户拜访，给村民们献上良好的祝愿；走访完毕后，表演者们来到寨子边上再举行一些独特仪式，大家高呼“火星走了，火星走了！”
这一环节完成后，人们认为一切灾难和不顺都会因此而远离，对于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贵州的各种傩戏形式都离不开神奇的傩戏面具，面具也是傩戏最为突出的艺术特色。
不同地区的傩戏中，面具的形制、制作方式、原料材质都可能会有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这些面具发挥象征神灵和神力的作用。
表演者一旦戴上这种俗称“脸子”或者“脸壳”的面具，传递给自己和观众最大的信息就是他此时已不是凡人，而是具有无穷威力的神灵。
外国人曾这样评价傩戏：“像这样高水平的民间艺术，欧洲没有，你们将它保留下来，很了不起。”
很多人都会下意识地把贵州的傩戏和“巫风炽盛”“崇巫尚鬼”联系在一起，虽然傩戏不乏这样的色彩，但其起因却绝不是因为所谓的“疏于人事、勤于鬼事”的民俗，而是与中华早期文化有着极深的渊源。
四
中华文明十分注重天人合一，强调天人感应。傩戏的前身傩祭就是先民们在寻求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天人沟通的方式。
在这样的仪式当中，天和人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无论是表演者还是参加者都深信，通过这样一种沟通，上天会因为人类的祈祷而为他们驱除灾疫，也会对人类的行为给出一定的指示。
“行人节也”，这个“傩”字的本义，也许才是傩祭或者傩礼的真正用意。
只有适应自然的规律，人类才能永久的生存，违背了自然规律所带来的毁灭性灾难，远远不是人类先民心中畏惧的瘟疫、灾难、邪鬼恶神所能比拟的。
在贵州的许多地方，天人合一、万物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民众们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他们认为人类和动植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无论草木还是山石和人类都是同源共生的。在他们纯朴的心灵里，大自然是值得敬畏的。
在全国甚至全世界生态日益恶化的当今时代，贵州的生态系统仍然能够保持较好的平衡，绝不是偶然。
这些被贴上愚昧、落后等标签的坚守，恰恰是对一些笼罩在文明、科技光环下破坏行为的最大警示。
千百年来，无私的贵州山水养育了各个民族的无数儿女，赋予他们山之风骨、水之灵慧，为他们提供了安静的身心栖息家园。
千百年来，各民族儿女也为山国贵州注入了无限的活力和魅力，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如跃动的火焰一般，在青山绿水之间生生不息。弯弯曲曲的山道上如彩云一样飘动的盛装，捕获了无数人的目光，静谧时空里清丽悠扬的歌声，俘虏了无数人的心灵。
风情各异的少数民族村寨，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服装，声如天籁的民族大歌，神秘奇特的民俗文化……这些并非简单的地域文化的孑遗和碎片。
如果仔细探寻所谓的“原生态”文化，就不难发现其中既有来自中华文化传统源头的坚守，也有在不断前行的岁月中形成的融汇与再生。
几千年这端的“小文化”竟是几千年那头的大文明。
一根绣花针的守护
一
无孔不入的传媒似乎已经让这个世界看起来没有什么秘密了，所以古老而又神秘的苗族，特别是贵州的苗族，也越来越被人们熟悉了。实际上，有时候这种快餐文化所产生的熟悉不过是浮光掠影、人云亦云而已。
一谈到贵州的苗族，很多人总会下意识地把她和原生态、苦难等词汇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民族的厚重和精彩如果不去深入地感知和体会，是很难说清楚，也很难听明白的。
每当和人谈起苗族的时候，我最想表达的就是两点：其一，苗族是一个世界性的民族，如今光美国就有几十万的苗族人，在法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也有为数不少的苗族人；其二，真正的苗族人是中原人，这么说并不仅仅是因为苗族人的祖先曾在中原地区活动过，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至今仍然保存着上古时期中原的文化因子。
阿城在《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一书中就说苗绣是高度文明的结果，苗族曾是一个强大的多数民族。同时，阿城通过分析清楚地指出苗绣图案包含着洛书、河图、天极等属于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造型。这让我惊叹于苗族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以及她正在追求的事业。
这个人叫余英，我之所以知道她以及她所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同是第十一届贵州省政协委员。
余英目前正在主持“可持续性民族村寨发展项目”。其核心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建立培训基地、村寨工坊，提供系统专业的技能培训，保护并提升苗、侗、瑶等民族的刺绣、蜡染、织布、造纸等传统工艺，同时以此提升民族妇女群体的经济收入与社会地位。
我看过一些余英在电视节目中演讲的视频，她在节目里讲她的那些绣娘们的故事，讲她们的生活和地位的变化，讲她们用一根绣花针守住了青山绿水，讲她们激活了苗族的文化基因。她讲得动情，说得质朴，赢得了来自都市里的听众们的热烈掌声。余英站上讲台不仅是为了自己的事业，也是为了她的绣娘们和绣娘们所承载着的民族——这二者是一体的；观众们的掌声既是送给余英的，也是送给那些平凡的绣娘们以及她们背后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的——这二者同样是一体的。
对余英的事业和追求有了了解后，我加了她们的微信公号，在这里我看到了这份事业背后的精神与文化。
控拜、也蒙、脚尧、格头、大塘，这是一个个美丽的苗乡地名。是余英她们让我们知道了这些地名，知道了这些地方有的是“银匠村”，有的还能见到百鸟衣，有的是茶乡，有的有着独特的水上粮仓，还让我们知道了生活在这些地方的人们的故事。
“在村子的小路上一路碎步，路过野生草莓，路过野生蕨菜，我们来到穆家的老房子里，看着老灶台、老火炉感觉格外亲切……”
这就是她们在做的事情，这就是她们在讲的故事，读起来让人觉得每个细胞都很熨帖。
余英自己说绣娘们用一根绣花针守住了青山绿水，我觉得她们更守护住了一个民族的内心和灵魂，守护住了一个民族走过历史、迎接未来的资本。
余英说她们激活了苗族文化的基因，我觉得她们也在一步步地除去苗族传统和现代社会的隔膜，让这份博大精深在现代大放异彩并能够与我们这个世界和社会相伴始终。
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丢弃与守护、守旧与创新、小众与大众，这里有着难以理清的纠葛。特别是对于贵州一些民族地区的扶贫、脱贫工作来说，往往为了得而不得不舍。但我觉得余英她们的模式给这些工作提供了不一样的思路和实践的范本，对今天民族地区的扶贫工作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余英曾对媒体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过程中，需要调整单纯的救助、资助的做法，让民艺回归民间、回归生活。过去，刺绣可以彰显一个人的才能与荣耀，现在，刺绣则是一个人过上有尊严生活的支柱。民艺为核心的可持续性民族村寨发展项目更多地考虑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性，从当地少数民族村民生活特性和民族传承入手，帮助他们进一步学习传统手工艺，并且通过整个产业联动，让他们用双手养活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身体力行踏访数十万公里得出的认识，值得认真听取。
令人倍受鼓舞的是，贵州省各级妇联从2013年开始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实施了“锦绣计划”项目。该项目通过对全省各地的骨干绣娘进行培训，再由她们带动，培养和提升全省农村地区16万绣娘从事手工业刺绣和蜡染的能力和水平，在传承民族文化的同时提高妇女的创富能力。这将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和变化。
二
余英不是苗族人，但她所做的一切证明她对苗族的热爱不亚于任何一个苗族人。而她选择的苗绣，正是苗族文化中最为重要和最精华的部分之一。
为了了解这份守护的价值和意义，我们还是要说一说苗族，说说这个说不尽的民族。
“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就是中国的苗人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
这是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格迪斯发出的感叹。
还有人说，在中国的少数民族中，就文化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差异性以及复杂性而言，苗族是独一无二、绝无仅有的。
苗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中华人文三祖之一的蚩尤是苗族的祖先。
苗族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历史上灾难最为深重的民族，500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开启了他们颠沛流离的命运之门，在此后上千年里他们被迫四处迁徙，最后才在大西南的群山深处寻觅到了他们的庇护之所。
早在秦代，就有苗族先民进入了今贵州境内。到了西汉初年，今黔东南一带就有大量的苗民在此居住。在东汉以后统一王朝长达千年左右对“武陵蛮”“五溪蛮”的武力镇压过程中，如今贵州省境内外的苗民又不断地向贵州腹地深处迁徙。到了唐宋时期，贵州已经成为苗族的主要活动区域。
苗族历史上一共有5次集中的大规模迁徙，第5次大迁徙从元代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这次大迁徙结束后，苗族才得以稳定下来。这时，全国一
半以上的苗族人口已经在贵州定居，贵州成为苗族人民最大的家园。
苗族先民在数千年里延续不断的迁徙之路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长征”，在一次又一次的战乱中，他们不断地失去自己的家园和财产，也逐渐失去了自己的文字。
所幸的是苗族没有失去自己的历史，他们不仅在世世代代的口耳相传中保存着自己的历史，还把历史绣进了自己的衣服里。
苗族服饰在贵州各民族中是最具代表性、最为丰富的，由于苗族人口众多、支系纷繁，其服饰种类有上百种之多。
苗族服装的制作通常会融入蜡染、刺绣、挑花、编制等多种手工工艺，做工十分考究精细，服装上各种各样的图案也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
终其一生，苗家女子都在不停地制作衣服，这是她们的基本功和必修课。
她们自己日常的穿戴，丈夫、儿女们的各式衣裳，都是这一双双巧手一针一线、一点一染制成的。
悠长的岁月里，苗家女子们将她们的灵巧心思和对家人的关爱都密密麻麻地缝制在一件件衣裳里，女人们的艰辛温暖着家人的身心。
光是这种漫长岁月里的辈辈相传就足以让人感动，如果知道了这些考究、繁复的图案里竟包含着她们自己民族的历史，更让人不得不感叹苗族女性的伟大。
据说，苗族衣饰的上每一个线条、每一个符号都有着自己的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