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6年，王阳明由于上书为因建言获罪的给事中戴铣等人辩护而得罪了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果他先是被廷杖四十并下狱，后来又被贬为贵州龙场驿的驿丞。在这样的处境中，他实现了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此前人生积累在特定环境下爆发、突破的结果，也与王阳明当时在龙场的一些经历有着根本的关系。此时一直以追求成圣为目的的王阳明走入了人生最低谷，当时龙场驿自然环境恶劣，王阳明甚至为自己准备了一副石椁。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不断思考“圣人处此，更有何道”，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后来他的随从病了，王阳明不但亲自为他们砍柴烧水做饭，还给他们演唱歌诗和家乡的曲子，终于让远在异乡的随从们从疾病痛苦中解脱出来。正如杜维明所说，此时的王阳明“大概非常清楚地知道，圣人不论多么与众不同，还是必须应付外部环境。他不可能单枪匹马创造出一个新环境。于是，他冥思苦想的中心问题就是改变外部世界，有所作为的意义。”“在这样的处境之下，他努力探索新的方式，以便能够同他的环境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进而相信，同外部建立有意义的联系，取决于自身内部根本的改变。因此，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是达到自我净化；或者说，超越一切形式的私欲。”正是通过这样发自内心并以改变内心为目的的不懈努力让王阳明迎来自己的悟道：一日中夜，阳明忽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不觉跃然而起。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于外者，误也。
正如王禹卿指出的，“此阳明入道之始”。
悟道以后，王阳明的内心世界有了极大的变化，此前他认为落后的当地土着生活在他眼里也有了“鹿豕且同游，兹类犹人属。污樽映瓦豆，尽醉不知夕。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的意义。他甚至教当地穴居的少数民族建房子，少数民族学会以后也主动地给他造起房子，他和土着的关系日益融洽，做到了《中庸》所说的“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让他在实际行动上开始走进自己一直所憧憬的圣境。
可以说，没有龙场的这一番被王阳明自己形容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的特殊经历，就不会有他的龙场悟道。
二
悟道以后的王阳明有了极大的改变，他一方面不断强化修养，一方面勇于任事，这不仅令他的心学日益完善，还让他建立了人所不及的功勋。
在此也略举几例，对悟道以后的王阳明做一个简单的呈现。
王阳明离开贵州以后获得的第一个官职是江西庐陵（今吉安）知县，当时这里是一个人民困苦且又喜好诉讼的地方，历任地方官对此极为头疼。
王阳明到任以后，一方面建章立制，一方面对百姓进行开导教化，结果没过多久就实现了“浇薄之俗，渐成笃厚之风”的转变。
从庐陵任上离开之后，王阳明的职务屡有变化，但渐渐地领兵作战成了他人生的主基调，他也由此成为文人带兵并建立巨大功勋的第一人，成了名副其实的常胜将军。
在王阳明的军事生涯中，最令人称道的事就是他仅用43天就平定了在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兴起的叛变。宁王开始起兵叛乱的时候，王阳明正在前往福建处理兵变的路上，当时他仅能调动几千人的兵力，而朱宸濠则号称有10万人马。
还没有接到朝廷命令的王阳明知道宁王叛乱的消息后，决定先打乱叛军的计划。
王阳明首先安排人仿写了一些朝廷的公文，声称朝廷已经知晓宁王造反并派出大军前去围剿。他设法让朱宸濠的叛军查获了这些假公文，结果叛军因为畏惧担心而没有直接进攻南京，缓解了危机。之后，王阳明一面继续用计扰乱朱宸濠的军心并离间朱宸濠和他的谋士及主要将领的关系；一面连续上书朝廷，奏明宁王已反请朝廷出兵镇压。
朝廷接到王阳明的奏折后，要求南方各地地方官员配合王阳明剿除朱宸濠的叛军。王阳明没有急于攻打南昌，一直等到朱宸濠前往攻占安庆时才发兵宁王后备空虚的南昌大本营。
王阳明率军打下南昌后，朱宸濠不得不带领10万叛军回救南昌。双方在鄱阳湖一带展开了作战，第一场战斗官军就失败了。王阳明丝毫没有受到失败的影响，他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让人向叛军士兵散布宁王已降，被胁迫者可以既往不咎的消息。结果叛军军心大乱，官兵水陆并发，彻底平定了叛乱。平叛完毕，王阳明又遭到了宦官集团的陷害，他依然临危不乱、冷静分析、妥善处理，最后做到了全身而退。
悟道以后的王阳明变得日益坚忍笃定，他一边忙于政务、军务，一边体证提升心学并讲学授徒，在同一个过程中做到了立德、立言、立功的三
不朽。
龙场悟道是王阳明一生的分水岭，如果说他悟道以前的经历成就了阳明心学，那么王阳明在悟道以后所建立的功业则是依靠心学来完成的。特别是提出致良知以后，他的人生更是进入了化境。正如他自己所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险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
三
再来试着看看阳明心学讲了什么。
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在《传习录》的开篇就说：“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奚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担惊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徐爱还说，“爱朝夕灸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
对于徐爱后面这段话，自有阳明心学以后究竟有多少人体会得到很难说，但他前面那段话中的那句“始闻而骇，既而疑”却几乎是每个接触阳明心学的人都必须经历的。
后人将阳明心学的主体思想归结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心即理”就是王阳明在龙场所悟之道。要明白心即理的含义和作用，就需要了解一下王阳明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所面对的儒学背景。
王阳明所处的历史时期是朱熹理学作为官学的时代，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朱熹理学在传播过程中被僵化和教条化了。社会上的读书人遵从朱熹的格物致知之训，希望格尽天下的事事物物来达到“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结果导致了学人士子坐而论道、脱离社会事务求知的不良风气。王阳明在为学之初也接受了朱熹的学说并且亲身格竹，但他并没有从中格出理来。
这次格竹的失败以及此后的人生经历让王阳明明白了理虽然体现在万物之中，但万物是格不完的，理在内而不在外，关键还是要通过在人生的各种经历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来掌握理，所以他在龙场悟道中提出了“心即理”的学说。这几个字在今天听起来或者让人觉得陌生，或者让人觉得平淡无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是石破天惊之举。钱穆说：“天理只是一个分别善恶的总名，除却分善别恶，便无天理可见。”这说出了天理的一部分含义，天理还应该包括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如此则显然可见朱熹理学的弊端且显然可知阳明心学的正确了，天理只能在人的内心之中存在，规律也只能靠人去发现掌握，所以王阳明提出的心即理是根本意义上的变革。王阳明后来也提出了“存天理，去人欲”，“去人欲”和“灭人欲”虽然只有一字之差，意义却大有不同，王阳明不仅把“灭人欲”这个武断、压制的过程变成了一个与强化自身修养、提高自身把握和运用规律的能力的渐进过程，还把“去人欲”和“存天理”有机地统一到了一个过程中，主张通过去人欲便可存天理。王阳明还主张要通过“在事上磨”来去人欲，并第一次在儒学中明确地提出事就是格物致知的“物”。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在贵阳讲学时提出并不断进行阐释的，王阳明曾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王阳明之所以提出知行合一，一是针对当时离行为知、离知为行的社会弊病，二是为了让世人更为简单直接地了解并实践他的心学。在今天的语境下，人们很难体会到知行合一的深意所在。实际上，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给后学指出的入门途径，知行合一的关键在于祛除私意，也就是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养成不受个人荣辱毁誉以及闲思杂虑干扰的能力和习惯，达到一种“静”的状态，这样做任何事情就能恰到好处、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同时，知行合一也是王阳明将此前只由少数人垄断的学术普及到普罗大众中的一个重要途径，适合处于社会不同阶层中的人实践、掌握、运用，这是王阳明在当时龙场那么偏远的地方能够得到当地土着拥护并吸引众多士子跟随的原因，也是阳明心学后来在中国和日本都曾被当作造反的学说的原因之一。
王阳明在龙场时为学生们定下的“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可以视为他所倡导的知行功夫的切入途径。知行合一是实践阳明心学的总方法，需要在一生中不断坚持，所以日本人东乡平八郎有“一生俯首拜阳明”的说法。
致良知是王阳明50岁时在江西提出的，致良知基于心即理，源于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最高理论境界，也是人生实践的最高境界。王阳明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今必曰穷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诸其心，则凡所谓善恶之机，真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将何所致其体察乎”。他也曾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等等。在提出致良知的同时，王阳明也指出，良知是人人俱有的，在内在的良知上圣人和普通人是没有根本差别的。
总之，在王阳明看来，通过“知行合一”和“致良知”，就能致中和，他说：“正心则中，身修则和”，就可以做到未发之中和发而中节之和。从而达到廓然大公、感而遂通、物来顺应的境界。说白一些，就是可以在事情没有到来之前能有一个极好的心态和极正确的头脑，在做事的过程中也不偏离事物的规律，因而也就不惧怕面对任何事情。从王阳明的个人经历来看，基本上可以说是如此的，从后世一些受阳明心学影响的伟人们的身上来看，也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验证，这正是阳明心学最大的魅力所在。
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以及古今语意上的差别，对于阳明心学需要在人生实践中不断体会才能大概掌握。阳明心学是开放的、包容的、活泼的、跨界的、创新的，也是实干的、直接的、简易的、有效的。王阳明在整合儒释道三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创立了心学，他对孔子和孟子的学说做了更为直白的阐释，继承并发扬了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学说，把“尊德性”和“道问学”整合在一起，既发展了儒学，也给人们提供了做好事情的指导，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的集大成者。
王阳明给后人指出了一条实践心学的路径：“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何等简易。”
王阳明说的是让人们改过，所以他还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阳明心学主张在事上磨，主张立诚意，真正的改过是一件令人身心愉悦的好事。
儒释道的融汇与超越
一
儒释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代以来，三家就走上了相互交融发展的道路。
两汉时期，贵州出现了“汉三贤”，他们是舍人、盛览与尹珍，这三
人是贵州儒学文化的先驱，也是同时期全国的儒学大家。
舍人生活在西汉，是今遵义一带人。据说舍人着有《尔雅注》3卷，开启了汉儒注释经典的先河，足见他的学术水平之高。
盛览与舍人属于同时期的人物，尹珍则生活在东汉时期。有考证说，盛览是今福泉一带人，尹珍是今都匀、独山、荔波一带人。
盛览曾到成都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辞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刘向的《西京杂记》里提到的《列锦赋》和《合组歌》就是盛览所作。后来盛览回到故里讲学授徒，被时人誉为“戕牁名士”。
尹珍，字道真，东汉时期人。年轻时因深感家乡文化落后而到中原求学，他历尽艰辛、跋山涉水到达中原之后，先是投师《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学习经书，后又到应世叔的门下学习图纬。
与盛览一样，尹珍心里念念不忘的也是自己的家乡，学成之后便回乡开设学馆，向年轻士子讲授儒家经典，成为黔南一带儒家的启蒙先师。后来尹珍被朝廷委以重任，先后担任尚书承郎、荆州刺史等要职。
“汉三贤”是贵州文化史上的宗师级人物，在他们之后很长的时间里，虽然儒学并未中断在贵州的传播，但在主流评价体系里，贵州再次进入了沉寂期。究其根本，无外乎是因为没有新的代表性人物出现。
儒学教育真正在贵州全面推广开来是明朝时期的事，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还是朱元璋。
1392年，朱元璋下令在贵州创办宣慰使司儒学，从此以后，儒学教育逐渐在贵州发展起来。
儒学给贵州真正带来变化是在明朝，贵州给儒学带来重大变革也是在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