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烨对奢香的声望之隆深感不安，同时，他也急于在朝廷的改土归流计划中建立奇功，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资本。于是他决定以打击彝族各部头领为突破口，一举消灭贵州少数民族地方势力，最终实现朝廷“代以流官”“郡县其地”的目的。
马烨把奢香选作他的第一个目标。
事有凑巧，当年时值大旱，奢香本着体恤百姓的想法，去向马烨陈诉灾情，目的只有一个，恳请朝廷减税。
“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汗牛充栋的古训，相信马烨不比奢香夫人知道得少。然而，这位代表朝廷治理一方的大员却无视奢香夫人的忠诚，非但对她的合理请求嗤之以鼻，还以匪夷所思的方式对奢香夫人进行了一次“教育”。
在马烨的眼里，奢香不过是一名“鬼方蛮女”，所以他令人对奢香“裸其衣而笞其背”。在彝族人的眼里，这是对人格的严重侮辱。马烨也是有意为之，他想借此激怒奢香、逼反水西。事情一旦搞大，马烨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趁机出兵镇压，这样他的目的就容易实现了。
然而，马烨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这只是因为他遇到的是奢香。奢香对自己遭受的奇耻大辱极为愤怒，但深明大义的她最终还是没有跳进马烨为她挖好的坑。在奢香的天平上，个人荣辱的另一端是无数彝汉两族百姓的身家性命，孰重孰轻，睿智的她很快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回到部族以后，奢香含恨忍辱，耐心地规劝打算起兵为自己雪耻的各部头人，和他们一起分析时局，告诉大家不能中了马烨的阴谋，要以大局为重。安抚好族人和部属之后，奢香亮出了她的撒手锏。她亲自去了都城南京，要向皇帝朱元璋讨个“说法”。
三
在朱元璋面前，奢香“自陈家世守土功及马烨罪状”。
可以想象，奢香面对着这位开国帝王和满朝文武大臣时候的神态一定是云淡风轻的，眼神一定是深沉而又坚毅的。这位年轻的少数民族女子所表现出的胸襟和胆略，让这些在乱世中打下江山的男人们震惊了。
深知贵州战略重要性的朱元璋，权衡再三之后，终于确定了如何化解这场纷争的办法。
朱元璋立即下旨召回马烨，并以“开边衅，擅辱命妇”之罪，将自己这个蛮横不可一世的内侄打入了大牢。
朱元璋一只手把马烨打回了原形，另一只手也把奢香送上了荣誉的巅峰。
他赏赐了奢香大批的金银和丝织品，还命令在奢香回贵州的路上“所过有司，皆陈兵耀之”。
奢香在这次较量中获得了完胜，她凭着自己的智慧，对事情做出了准确的判断、找出了解决的途径，并激发出极大的勇气去追求解决的可能。
她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洗雪裸挞之辱，笑到了最后。
“及吾无身，吾有何患？”“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
是老子启示了奢香？还是奢香在不自觉地践行了老子？
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南京，又一路风尘回到贵州，这样的行程，即便在交通极为发达的今天，也不能算是轻松。
可以想见600多年前的这位女子，有着一颗何等坚毅的心。
帝京的难忘经历以及沿途在中原地区的所闻所见，都更加坚定了奢香建设贵州的决心。
回到贵州后，奢香一面广为宣传朝廷的威德，安定人心，一面发起了规模空前的开山通道壮举。
“披荆斩枳剪蒿莱”“凿山刊木穿蒙茸”。就是在这样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奢香亲率各部开通了贵州与云南、四川、湖南连接的九条驿道，全长400余公里。这九条驿道以龙场驿为首，故称龙场九驿。
100多年后，王阳明被贬贵州，担任的就是龙场驿丞之职。奢香夫人所修的驿路，无意间给王阳明在人生的最低谷时期留下了一个落脚点。
600多年风雨过后，在感喟两颗伟大的心竟然以这样的方式在贵州交会的同时，我们更应该努力汲取他们留给世人的精神营养。
四
奢香夫人主持修辟的九条驿路，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交通状况，加强了贵州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增进了汉族与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交流，促进了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广泛地接触汉族地区文化，让奢香开阔了眼界，同时也让她深深感到远处边陲、文化落后是贵州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于是决心“躬亲倡文明”。
奢香创办了以传授汉文化为主的宣慰司学，她想方设法接触结识内地的才人学士，延请他们到贵州讲学、传播汉文化。此外，她还大批引进能工巧匠，让他们向当地人传授先进耕织技术，帮助发展生产。
经过奢香一步一个脚印的苦心经营，水西地区终于形成了彝汉和睦相处、经济发展、文明日昌、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为多民族治理以及和谐发展留下了遗产。
举足轻重的第13个行省
一
行走在贵州，处处感知最多的就是明朝的遗风。
1413年，明成祖下旨在贵州宣慰司城（今贵阳）设置贵州布政使司，从此贵州有了专管行政事务的行省一级机构，这一事件也被视为贵州正式建省的标志，中国历史上的第13个行省由此确立。
1416年，贵州提刑按察使司设立，自此，贵州拥有了作为行省的整套三司机构。
行中书省制创始于元代，但元朝统治者在全国只设立了12个行中书省，在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元朝推行的是土司制度。因而，贵州是明代开国以来设立的第一个行省级行政单位。
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在长达1600多年的历史里，贵州地区都被视为偏远的化外之地。到了明朝，统治者却在这里设立了第一个新的行省，贵州在中央政权视角里的地位变化如此之大，与贵州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关系。
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就已经延伸到了贵州。秦代在今贵州境内设置了郡县，并在这里修筑了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条官道——五尺道。
此后，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也注意到了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意义，但由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无力对这一地区进行直接管辖。所以，虽然不同朝代大都在这里设置了地方政权，实际上还是以间接管理的方式为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制度和元代的土司制度。
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并不存在贵州这样一个行政实体。
贵州这个名字，最早是在宋代出现的，得名于宋太祖赵匡胤，不过那时仅指今天贵州的省会贵阳。
据记载，北宋初年，彝族先民的一支乌蛮人占领了今贵阳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政权。974年，其首领普贵纳土归附。“远人来服”令宋太祖赵匡胤龙颜大悦，在《赐普贵敕》中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这是“贵州”之名第一次正式进入官方记载。
1279年，元军占领了如今的贵阳并将其更名为“顺元”，显而易见是“顺服元朝”之意，但当地的老百姓依然坚持称之为“贵州”。
二
1381年，朱元璋在做了皇帝后的第14个年头发起了平滇战争，旨在消灭盘踞在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朱元璋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命永昌侯蓝玉和西平侯沐英分别为左、右副将军，率领30万大军经由贵州出兵云南。1382年，平滇战争结束了，但朱元璋的思考没有随之结束。
在和元蒙残余势力对抗的十几年里，朱元璋越来越认识到云贵高原的战略重要性。
因为明朝的江山是从元蒙手中夺过来的，所以他特别担心元朝的势力在云南死灰复燃。为了钳制云南，也为了在云南和内地之间构筑一道稳固的防御线，朱元璋不仅在贵州设立了行省一级的军事管理机构都指挥使司，还将征南的大部分军队留在今贵州境内实行屯兵，建立了大量的卫所。
此外，朱元璋还发起了大规模的“调北填南”运动，迁移内地汉人到贵州实行民屯，一来为了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二来也是为了分化瓦解云贵地区的少数民族力量。
朱元璋在位的时候，朝廷已经开始按照行省建置来处理贵州的一些事务了。
三
真正完成贵州建省的是明成祖朱棣，这既是朱元璋设想的延续，也有地方势力变化的原因。
元代时，今贵州的大片区域都由大大小小的土司实际统治。但早在朱元璋还以吴王之名号令天下的时候，元朝所封的思南宣慰使田仁智和思州宣慰使田仁厚便归顺了朱元璋。思南的治所在今思南县境内，而思州的治所则在今天的岑巩县一带。
朱元璋对此十分高兴，答应仍旧授予他们原来的官职，并经常给予他们各种封赏。
这种和睦的关系没有维持太久，就出现了裂痕。
思南、思州的土司本是一家人，但分家以后因为土地和财富的纠纷而积下了世仇。两位老土司去世后，思州、思南宣慰使的职位分别由田琛和田宗鼎继承。
两位年轻气盛的土司不谙世事，为了一块朱砂矿的归属争得不可开交，为朝廷制造了介入土司之间事务的机会。
朝廷先是派蒋廷瓒前往调查，结果两家互不相让，蒋廷瓒也没有做任何协调，只是把所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朝廷。
还没等到朝廷的裁决下来，两个耐不住性子的年轻土司就挑起了战争。
也许是两人的行为激怒了朝廷，也许朝廷在等的就是这样的机会。1412年冬，朝廷命令蒋廷瓒和守卫镇远的大将军顾成抓捕并处死了田琮、田宗鼎二人。
随后，朝廷废除了思南、思州两个宣慰司，在其地设置了思州、黎平、新化、石阡等8府。
1413年2月，朝廷又将这8个府和贵州宣慰司以及安顺、镇宁、永宁3个州合并，正式设置贵州布政司，治所选在了今天的贵阳。从此，贵阳就成为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贵州建省促进了贵州与中原地区的沟通和交流，中原地区的文化和技术在贵州迅速传播开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进程大大加快，带来了贵州历史上的大开发。
龙场悟道的知与行
一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两年市面上突然出现了很多反映王阳明生平、学说等内容的书籍。王阳明正从历史中走来。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人文历史的国度，在几千年的人文传承中，立德、立言、立功这“三不朽”一直是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人生目标。有种说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被公认为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两个是孔子和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王阳明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他的思想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曾国藩、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宋教仁、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等人，能够成为日本明治维新的哲学思想，能够在“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中成为内在的精神力量，能够让杜维明断言“21世纪是王阳明的世纪”……完全是因为他在自己曲折而坎坷的人生中创立了阳明心学，发出了朴素而璀璨的光芒。
所以，谈中国的传统文化，谈500年来的中国和世界，谈中国的文化自信，谈中国梦的实现，谈世界的未来，王阳明以及他的心学都是绕不开的。
这一切的根源，都起自他在贵州修文实现的龙场悟道。
如今，人们在修文县的龙岗山上仍然可以看到王阳明当年龙场悟道的阳明洞，这里是世所公认的“良知之源”。那些镌刻在洞内外石壁上大小不等、或楷或草，而又来自不同时期和人物的题咏，正是人们对龙场悟道推崇和敬重的直接体现和最好的明证。
悟道之前的王阳明正如钱穆所言：“阳明是一个多方面有趣味的人，在他内心，充满着一种不可言喻的热烈追求，一毫不放松地往前赶着。他像有一种不可遏抑的自我扩展的理想，憧憬他的内心深处，隐隐地驱策他奋发努力。他似乎是精力过剩，而一时没有找到发泄的出路。他一方极执着，一方又极跳动，遂以形成他早年期的生活。”
是什么让钱穆对王阳明下了如此的断语呢？这还要从王阳明自己的早年轨迹中寻找答案。
王阳明生于1472年（明宪宗成化八年），11岁的时候，他和祖父一起到北京来找他的父亲并在这里进入私塾读书。在12岁那年的一天，王阳明问了塾师这样一个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当塾师告诉他“惟读书登第耳”时，他对此进行质疑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学圣贤耳。”
15岁时，王阳明开始留心边事，“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他一个人骑马出京在居庸关一带考察了一个月左右。在此期间，他曾经路遇两个鞑靼壮汉，王阳明不但没有畏惧，反而拉弓射箭并呐喊着冲了过去，结果把两个鞑靼人吓走了。
王阳明是在17岁那年成婚的，可就在结婚的当天，他信步走进了一个名为铁柱宫的道观，和那里的道士畅谈养生之道并试着与道士对坐，结果竟然忘了回家，第二天早上家人才找到他。
18岁的时候，王阳明在与妻子返回浙江的途中拜访了大儒娄谅，娄谅给他讲了格物之学。这让王阳明更加坚定地认为圣人可学而至并开始接触理学。在学习理学期间，他曾经对着庭院里的竹子“格”了7天，结果非但没有发现蕴藏在其中的道理，反而病倒了。这次经历让王阳明觉得圣贤不是他能做的，所以转而对辞章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此后，王阳明又先后深入地钻研了兵法和佛道两家的学说，期间已经出仕的他甚至还一度萌生了出世的想法，最终因为无法放下对亲人的牵挂而作罢。
总之，在早年时期，王阳明是一个狂放不羁却又经常反躬自省的人，他始终激情澎湃，不断地研究不同的学说并下了足够的力气，因而可以说他的天性是理想远大、好学多思、勤于实践、不为世俗所羁绊的。这是悟道之前的王阳明，他呈现出来的是直率和多变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