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上海也因吸收外来移民而获益，包括吸收我们在内。我父亲在1958年被吸收进一家仪表厂，成为技术骨干。以后转入军用工厂，因技术革新立功受奖。我从1965年起当了十三年中学教师， 977年被评为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当选为市人大代表。1978年考上研究生，1991年起任复旦大学教授。一百多年来，上海这座城市就是随着大批移民的迁入而飞速发展的，无数像我们父子这样的移民构成了上海人口的基础，为上海带来了活力和动力，造就了上海的繁荣。
要说上海那时没有准入门槛，也未必。我父亲刚来上海时，就不敢将我们接来，至少得自己解决了住房和生活费才行。我的弟弟和我一起办了转学证书，但经过考试没有被虬江路小学接受，只能返回南浔，过了一年再转来。我的同学中就有人随父母由上海迁回家乡，因为他父亲失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生计无着。
其实，很多移民与我有类似的经历。记得以前看过一些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的事迹，大多是在农村被工厂招收的，或者是由农村迁入城市的。但那时只要进了工矿企业，或者在城市找到工作，或由临时工转正，就可以在当地迁入户口，在单位加入工会，不会像现在这样长期保持“民工”“农民工”的身份，始终被拒于城市之外。
所以，一座城市、一个行政区对外来移民可以设置门槛，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城市的承载能力调整门槛的高低，但前提是要打开大门，而且这个门槛必须公开，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高低宽窄。如果门是关着的，那么门槛有无或高低就毫无意义。
2006年4月2日
你是哪里人？
你是哪里人？这是中国人常问人或被人问的一个问题。但至少有三种答案：一是指一个人的实际居住地，一是指一个人的出生地，一是指一个人的籍贯或祖籍。
在中国古代，甚至上世纪50年代，一般只有一个答案，即籍贯。例如，明清时的徽商，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并非居住在徽州，也不一定出生在徽州，有的家族在扬州等地已经生活了好几代，但他们的籍贯都还是徽州，一直没有改变。因为他们与徽州保持着联系，例如，或每年或隔几年回家乡过年、祭祖、扫墓，即使无法经常回故乡，至少要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名字登记在族谱上。维系着游子与故乡的纽带与其说是乡情，还不如说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宗族关系。
如果再往上追溯，籍贯的重要性就更大了。从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开始，政治活动与社会风尚越来越讲究门第，形成了地位相差悬殊的高门士族和寒门素族。高门大族世代显贵，子孙即使是白痴，也能凭门第当官，门当户对地婚配。而寒门子弟即便偶然有机会入仕，或者文治武功显著，也无法改变门第。由于常用的姓各地都有，人数也很多，证明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是否属于某一高门的唯一途径，是核对他的籍贯，即他的户籍是否登记在这一高门所在的郡县。当然同一郡县的同一姓未必就是一家人，但在大家都改变原籍的前提下，不是同一郡县的人就肯定不是一家人，哪怕姓相同。所以要冒充出自高门的人，首先得冒用该高门的籍贯。籍贯是如此重要，自然备受重视。永嘉之乱后南迁的北方大族，绝大多数没有机会返回原籍，子孙就在南方繁衍，但直到二百多年后的南朝后期，其后裔都沿用原来的籍贯。琅玡氏出了王导这样的东晋开国功臣，以至一度有“王与马（司马氏），共天下”的说法。但太原王氏的门第更高，更受世人重视。陈郡谢氏南迁后也是名人辈出，但不管出生或居住在哪里，陈郡的籍贯都未改变。李白出生在今四川江油（郭沫若以为出生于中亚的碎叶），父祖辈举不出什么显贵，但他一直自称“陇西布衣”，因为唐朝皇室认凉武昭王为祖先，籍贯是陇西。果然，李白凭这陇西籍贯与陇西李氏攀上本家，沾上了远支皇族的光。
时间久了，各姓都形成了自己的“郡望”，即本姓最烜赫的发源地，如李氏认陇西，赵氏认天水，郑氏认荥阳，柳氏认河东，崔氏认清河等。由于人口的迁移相对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由于改朝换代或重新登记，户籍的登记地会随之而改变，所以不少家族的籍贯无法保持不变，往往随着一位始迁祖而产生新的籍贯。如徽商家族的郡望基本都在北方，但到了某一位始迁祖南迁到徽州并入籍定居后，其后裔的籍贯成了徽州。
但改变后的籍贯还是相当稳定的，因为政治、经济、社会活动都离不开籍贯。如科举考试必须在籍贯所在地报名，因为录取的名额是按行政区分配的。由于各地的文化水准不一，而名额相对固定，对落后地区、少数民族较多的地区还有照顾，“科举移民”应运而生。但一旦冒用其他籍贯考上，就无法再改回来，否则不但保不住已经获得的功名，说不定还会被治罪。从清朝末年筹备立宪起，议员的选举往往也是按地方分配名额，候选人必须在籍贯所在地登记。所以在相关的法律中，对籍贯登记有具体规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全国人大代表选举，部分中央领导还是在原籍参加选举，如朱德在四川，宋庆龄在上海。但到了今天，虽然有些表格中还需要填写籍贯，但由于籍贯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以在法律法规上已经没有任何具体规定。民众各行其是：有的严格采用父母的籍贯，世代不变；有的却将出生地当作籍贯，两代人不同。
今天再问你的籍贯在哪里，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你自己确定就是了，实际上却没有那么简单。
最近，与一位朋友一起核对个人简历，他发现自己的籍贯一项成了浙江宁波，而他以前一直是填浙江镇海的。那改一下不就行了吗？改不了，原来这类表是电子版，其中籍贯一项内只能选择现行的行政区划名称，而今天浙江省内已经没有镇海这个县级名称了，现有的镇海区并不完全等于原镇海县，并且已是宁波市的辖境，所以只能选原镇海县所属的上一级政区宁波市。
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名称和辖境变化频繁，其中两项因素对籍贯影响最大。一是政区的名称，一是政区的隶属关系，而两者往往相互联系。如镇海，清朝是浙江省宁波府的属县，由于明清以来，一般人讲籍贯只举省、县，所以只要说“浙江镇海”就可以了。之所以不列入县与省中间的府一级名称，固然是为了简单明了，但更主要是由于府一级的变化比较大，而且与县之间未必有隶属关系，而省、县这两级都相当稳定，一二百年甚至数百年间不会改变。所以民国初废宁波府，以后设立专区（行政公署），都不会影响“浙江镇海”的说法。但等到宁波撤区建市，官员和市民都逐渐习惯于只称宁波市了。
还有些政区已经不复存在，有的连名称也改过几次。由于分并撤建频繁，具体改动复杂，除非与当地保持密切联系，一般人已找不到自己原籍所在，也不知道它今天属于哪个政区。长此以往，多数人只知道自己的出生地和户籍所在地，而对本人、本家族籍贯的记忆将完全消失。
所以我希望政府在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时，应规定每人的户籍登记应包括祖籍和出生地两项。对祖籍的登记，应有明确的规定，如长期沿用，或追溯到祖父一代等。籍贯登记应使用原政区名，即该籍贯产生时的行政区划。如与今天的行政区划不同，应括注“今属何地”。当然，在设计相关的电子表格时，行政区的选项中应包括那些旧地名。如果这样，我会登记为：祖籍浙江绍兴，出生地浙江吴兴（今属湖州市南浔区）。我那位朋友的籍贯可写为：浙江镇海（今属宁波市）。
2009年5月3日
中国的城市在哪里？
十年前，在八届五次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后不久，一家通讯社向全世界发布了一条消息：重庆市超过上海市，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接着有人补充，新设的重庆市有三千多万人口，不仅超过上海市，而且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然而稍具地理知识的人不禁为之愕然，因为新设置的重庆市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千米，辖境包括大巴山、巫山、武陵山、大娄山，大多数地方是山区农村，哪里是什么城市！甚至连该市一位主管官员也说：“什么直辖市，直辖农村！”显然，发布这条消息的记者和编辑都没有明白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直辖市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只是在它的名称中有“市”这个字，却并不是一座城市。重庆直辖市范围内的三千多万人口中，大部分生活在城市之外。被用来与重庆市相比的上海直辖市也是一个省级行政区，尽管上海市的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城市内，但还有一部分生活在农村，所以作为城市的上海也并不拥有上海直辖市的全部人口。
二十年前，安徽省的徽州地区改设为黄山市。本来黄山是中国一座名山的名称，至此兼了一个行政区的名称，而这个政区又选择了“市”字，这自然使不明就里的人产生了一座城市的联想，而黄山市和黄山难免不被混淆，何况在黄山市下还设有黄山区和黄山风景区！本来，徽州专员公署驻地在屯溪，现在的市政府也是驻于屯溪，历史上屯溪还设过市，现在则设有屯溪区，当地民众称之为老屯溪。这可苦了不知道那么多的外地旅客，明明想到市府所在地的“黄山”，出租车司机却送到了黄山风景区的黄山；而兴冲冲在“黄山”下火车的游客，想到真正的黄山还得另外换汽车。整个黄山市面积9807平方千米，人口只有一百五十多万，其中市府所在的屯溪区只有十多万人，所以在黄山市的大部分地方，是不会有城市的感觉的。
几年前我应邀担任中央电视台“十大魅力城市”的评委，在观看各参选“城市”的录像片时发现，原来这些“城市”一部分是县级市，大部分则是由“地改市”而产生的行政区划的“市”，而不是一座城市。所以我看到的景观，根本不在同一城市。如我的出生地浙江省湖州市，在展示片中不仅有湖州城里的街景，还有南浔镇的小莲庄、长兴县的竹林等，而这些景点离湖州城都有数十上百里，只是因为都在同一个行政区“湖州市”。即使是县级市，也包括县城外的整个政区。显然，所谓“魅力城市”，实际上是“魅力市级行政区”。幸而这项评选只限于省以下，否则还得加上中央直辖市和省会所在的“市”。
看来，在当今的中国，多数人已经将城市与带“市”的行政区完全混淆了，而这多数人中包括政府官员、主流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不少专家学者，甚至包括主管各类“市”的官员。在中国，一位“市级”领导——书记或市长，最低的级别是正处级（副市长还得降至副处级），最高的级别则是正省部级，甚至是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因为同时存在着县级、地级和省级三类市。
先师谭其骧先生一辈子研究历史地理，对历代行政区划的变迁了如指掌。他曾多次感叹：“中国历史上行政区划的通名那么多，为什么用来用去都是‘市’？”他举日本为例，东京称都，大阪和京都称府，北海道称道，其他都称县。而“市”只用于真正的城市，无论其大小，而都、府、道、县下都可以设市，名称却不会混淆。他曾建议，将直辖市的名称改掉，如北京可称都，上海和天津（那时还没有设重庆市）可称道，而北京、上海、天津所辖的城市部分才可称市。可惜他的建议至今未被重视。
不过，即使他的建议被采纳，还是无法解决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市”的内部，究竟哪里是真正的城市？
到2006年底，中国大陆共有二百八十三个“地级市”，而不称市的地方只有十七个地区、三十个自治州和三个盟，主要集中在新疆、西藏、青海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数省已经全省皆“市”，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也已全区皆“市”了。要是“市”等于城市的话，那么这些省到2006年底已经百分之百城市化了。可是，有些统计数字却只能使人啼笑皆非：西藏拉萨市面积31662平方千米，只有四十多万人口。其中城关区的人口虽不足二十万，但面积也有523平方千米，显然也不全是城市。但拉萨还算不上全国面积最大的‘市’，青海的格尔木市只是县级，人口只有十万余，面积却大至123460平方千米，比有些省还大，而其中真正的城市占百分之几呢？
一般认为，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在40%左右，不久前的一项统计数字称，上海是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政区，已超过80%。但城市化的标准是什么？是指实际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比，还是指城市或城镇户口占当地总人口的百分比？如果是前者，那就首先得划定城市或城镇的范围，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原有城区的扩张和新城区的出现，已经很难与现行行政区划相一致。一些被称为“城中村”“城中乡”的地方，无论从景观和内容看都已与城市无异。而处于城市边缘之外的一些地方，尽管已属不同政区，却已与城市连成一片。如果是后者，同样无法反映实际，因为在城市里生活了一二十年，已经成家立业的人、生儿育女的家庭，可能都还是农村户口，而一辈子保持城市户口的人已经迁入位于乡村中的别墅或“农民房”。
看来要弄清中国的城市在哪里，要弄清一座城市具体的范围有多大，有多少人口，实在并非易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