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诗使我忘不了你，是你使我忘不了诗。
卞之琳先生逝世后，我有一篇很短的文字，写他与《书屋》的一点关系：
卞先生是认识的。很久很久以前，就读了他的诗，并为他惊讶，惊讶他在数行之中就能表达出那么多意思，而且让人想了还想，隔了一段，忽然又想：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一想起这首诗就想起卞先生，一想起卞先生就想起这首诗。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
与卞先生有联系，是一九九五年下半年。这一年，我有了机会创办《书屋》，开始给他寄杂志，想发老先生的稿子。一寄，好多年。
卞先生是喜欢《书屋》的，也看重，来过信鼓励，表示要赐稿，却又未见稿子来。我也不催稿。一是先生年岁已高，二是先生若有稿，且合适，一定会马上寄给我。这一点，我很肯定。
也曾去过几次北京。每次去，都动了念头去看他。有一次，鲜花都拿在手上了，结果还是没有去。怕的是打扰他。再说，我也不擅言谈，为人做事缺乏情调，不会给人带来多少乐趣。我是这样看自己的。
“若有事，可写信”，先生在信中这样说，我也觉得这样很好。没有事，就不写信。
《书屋》仅发过先生一稿，是先生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那天写的，发表在《书屋》的二〇〇〇年八月号上，题目是《三座门外大街十四号琐忆》。文章虽不长，内容却丰富。文中，先生动情地写了在北京南门外东侧的那个民居里，与靳以，与巴金，与萧乾等人的交往和友谊。
交往是朴实的、欢乐的，友谊也确实令人怀念。
我也非常怀念先生。
先生逝世后，我想了很久，也想了很多，想来想去，最后留在心里的，仅仅只有这么两句：
是诗使我忘不了你，
是你使我忘不了诗。
很惭愧，想写纪念先生的文章，结果只写了这么几句。
这篇短文后来被收入了《卞之琳纪念文集》之中。在这本纪念文集的《卞之琳年表简编》里，我才知道卞先生给《书屋》的那篇文章竟是他生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
在网上，我还看到“江东子弟”的一段文字：“两年前，我还在参与编一份地方史志杂志，曾有请卞之琳先生搞口述自传作连载的设想，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终于有一天，我坐在了卞先生的面前，旧事重提。他淡淡地说，‘口述自传就不想搞了，我的事情——’他指指桌上一排书中的《卞之琳评传》，‘差不多都在这里面了’。卞先生的女儿青乔在一旁说，‘有好多人建议他写自传，他说不写，实在要写，就写这只猫吧’。时近正午，卞先生的‘爱猫’正蜷在篮子里晒太阳睡觉，一副惫怠模样，哪会料到一位大诗人有心为它树碑立传呢？我们的谈话，就在这么轻松的气氛中开始了。这是二〇〇一年十一月一日，在卞之琳先生客厅的窗前。”自传之事，我也曾经约过他的，他对我倒没有拒绝。当时的《书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曾经得到了一套只在内部发行的、七十年代铅排的印数也是非常少的《中国当代作家自传》，打算就此开个专栏，连载这些作家的自传，其中就有卞先生的。可惜，此栏还未开（也怪我们没有抓紧，因为积压的稿子太多），我就调离《书屋》了。后来，我在网上搜索，也没查到这篇《自传》，《卞之琳纪念文集》中也没收入这篇《自传》，《卞之琳年表简编》里也没提到这篇《自传》，下面我将此传照录，以寄托我对他的怀念：
我于1910年12月8日出生在江苏海门的一个江边小乡镇。国民小学四年毕业后，曾进过一年私塾补习国文，才上二年制高级小学。初级中学三年，我在本县上了三个学校，因学潮失败而随同学转了两次学。1927年秋我到上海进浦东中学高中部，两年就毕业。1929年靠借钱和亲友资助，北上进北平北京大学英文系，1933年毕业。
我从小在家里找到的一些旧书中自己学了一点旧文学，后来才接触到新文学。我在高级中学的时候，在读《思想》杂志和一些进步文艺论著的译本感到难懂时，开始从原文接触到了一些英国诗，上大学一年稍懂了一点法文，就又从原文读了一些法国诗。我在浦东中学悄悄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夜正深》，大约在1930年修改后，署名“季陵”发表在北平杨晦编的《华北日报》副刊上。1930年秋后到冬天，我在苦闷中暗暗地写了一些诗。第二年初，被刚回北京大学教我们英国诗这门课的徐志摩知道了，去到上海和沈从文一起读了，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发给《诗刊》等刊物发表，而且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自后我和李广田、何其芳等写诗同学过从日密，跟清华、燕京等大学的一些写诗的同学有交往，和外地的臧克家从通信中相熟，并接触了师辈闻一多等人。1933年我在大学毕业前，把上年秋天写的一些诗编成了一小本集子《三秋草》，印行了百多本。
大学毕业后，我曾两度在中学教书。一次是在保定育德中学教了一学期（1933年下半年），另一次是在济南省立高级中学教了一学年（1935-1936年）。
到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止，文学翻译就是我谋生的职业。1934年上半年，我在北平为天津《大公报》等零星翻译西方作品（大部分收入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窗集》，其中保尔·福尔的《亨利第三》和译全了的里尔克的《旗手》后来在昆明文聚社合并出了单行本）。1935年上半年我曾去日本京都住了五个月，主要是特约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完英国现代文学传记作家斯特莱奇的《维多利亚女王传》（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被截头去尾，不见了前言、附录等），同时自己译完了后来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纪德《浪子回家集》的所余各篇，还译了阿左林的一些作品。1936年秋后，我在青岛住过三四个月，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特约译出纪德长篇小说《赝币制造者》（回北平交了稿，之后下落不明）。1937年春天，我南下在上海、杭州，自己译出了贡思当的小说《阿道尔夫》（后来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阿左林的另一些作品（编成《阿左林小集》后来在重庆国民图书出版社出版）、纪德在一度“左”倾期间写的《新的粮食》（后来在桂林明日社出版）和再为中华文化基金会约译的纪德《〈赝币制造者〉写作日记》（稿佚）。当年夏天继续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译出纪德小说《卡门》（后来自己交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从1934年秋天到1935年春初，我在北平还做过半年的编辑工作。我协助靳以在郑振铎主持下编辑《文学季刊》，特别是它的附属小型创作月刊《水星》。
由于编辑工作，更由于作为编委的郑振铎、巴金两位热肠人的影响，我从学院到文坛，从北平到上海，拓宽了一点眼界，开阔了一些交游。戴望舒在上海编的《新诗》月刊也要我挂名当了编委。
写诗我还只是偶尔为之。1934年郑振铎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一套创作丛书，要我出一本诗集，我自嫌太单薄，就和何其芳、李广田早期的诗作，合编成《汉园集》，到1936年才出版（而且印丢了一小篇题记）。在出版这本诗合集以前，1935年我为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编的《文学丛刊》第一辑凑成了自己的一本小诗集，叫《鱼目集》，当年就先出了。1937年春天，我主要在江南游转的时候，又写了一些诗，编成一小集，没有来得及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