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暑假，只有十来岁的施雅风在院子里和表哥乘凉聊天。表哥比他多读了几年书，有些自得地考问他当时的中国所有铁路起讫地点。几乎不假思索，自上海经江湾到吴淞的淞沪铁路，起于哈尔滨终于大连的南满铁路，以及济南到青岛的胶济铁路等等，他逐一报出，无一错漏。略通地理知识的表哥愣了，也惊着了一旁的大人们。
虽然并不能因此将施雅风日后的职业选择完全归于天赋，但不可否认，自小对地理知识的敏感的确让他比同龄人更快地找到了学习方向而明确了人生目标。也巧，他入高等小学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中国版图的变化牵动着国人的心，加重了他对地理的偏好。其间，陈倬云、何篑庵老师的地理启蒙尤为重要。
1.长兄施成熙：人生楷模
施雅风说他受长兄施成熙的影响很大。“影响”不仅仅在于哥哥人生的成功，更在于向成功攀登过程中的努力与坚持以及个人奋斗。
位于江苏省海门市新河镇（今树勋镇）的施家世代为农。年长施雅风九岁的哥哥施成熙是施家家族第一个跳出农门闯入高等学府的大学生，当然也就成为施家的骄傲。
对于树勋镇施家历史，施雅风有所耳闻，但只略知一二，直到2000年他参与编写《海门树勋乡施氏家族通讯》和《江苏海门树勋乡施臣禄公支系家谱初稿》时才算真正弄清楚。施臣禄是施雅风高祖父，原籍江苏句容，因战乱和旱灾不得不携家带口迁居上海崇明，最终在海门定居下来。
不能不说施雅风的开拓创新精神有遗传因素。海门是经长江冲刷泥沙淤积而成的沙洲，土壤沙性重，不宜种水稻，只能在冬季种小麦、夏季种豆子和棉花，这都不足以维持生计。高祖父施臣禄迁居此地后，以务农为主也兼行医。因为苛捐杂税沉重，农民的日子不好过。粗通文墨的施臣禄写了状子，让大儿子步行去京城告御状。这个状告得大胆，却令人意外地告赢了，海门一带的捐税在朝廷的干预下减轻了不少。胆子大，不惧权贵，敢说真话，高祖的这些品质都被施雅风继承了。这是他革命精神、奋斗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基石。
施雅风的祖父是个乡村医生，七十多岁白胡子飘飘仍然经常推着独轮车出门看诊，很受四乡八邻的村民尊重。他与妻子育有九个子女，七儿两女，老三叫施登清，也就是施雅风的父亲。尽管施家世代为农，但从高祖开始很注重子女读书。祖父曾希望长子读书脱农，很可惜他没有读出来。愿望常常与现实相距甚远。因为孩子多，务农行医收入有限，施雅风的父亲和叔伯都没能如父亲所愿，不得不继续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生活。
看得出来，施家虽然世代务农，从高祖到祖父都不太有能力培养孩子读书，但毕竟在务农同时又兼行医，生活尚不至于贫困潦倒。没有债权，当然也没有债务。每到年节，村上贫家都会拥进讨债的人，施家既不需要上别人家催债，也不会被他人讨债，日子倒也闲适安稳，甚至在施登清成亲分家时，还能分得八亩地和两间半瓦芦苇墙的房子。
有地有房，日子就能过了，只不过在施登清看来，光能过日子还不够，还得让孩子进学堂。“进学堂”的念头固然来自于父亲，也与现实遭遇有关。尽管忠厚老实，也乐于帮助乡邻，施登清很受村民爱戴，但免不了还是会被欺负。他明白，只有自立自强才不会被欺负，而自立自强的先决条件是有知识有文化。
另一方面，他妻子的娘家是有文化的。施雅风的母亲刘佩璜也是海门人，出生在大洪镇，父亲是秀才，哥哥是拔贡。书香门第的刘家在那一带颇有名气。刘佩璜是刘家最小的女儿，虽身为女儿家不能入学堂，但也识得一些字，更明事理。培养孩子读书，是施登清、刘佩璜夫妻的共同心愿。
进学堂必须得有钱，于是施登清一门心思多挣钱。虽然他不会行医只能种地，但他的头脑很灵活，除了按常规种植小麦、豆子、棉花外，他还大胆尝试种菜，蔬菜、大蒜，他都种。别人家种就种了，他却把种地当作一门技术活加以钻研，种得就比别人好，收成也就比别人高；收成高，便有节余。他留下自家吃的，将多余的粮食和蔬菜挑到镇上去卖。与此同时，施雅风一向勤劳的母亲和待字闺中的姐姐一有空就纺纱织布。渐渐地，家里就有了闲钱，长子施成熙入学了，小儿子施雅风也能读书了。
施登清无疑是聪明的。施成熙和施雅风遗传了父亲的聪明，也继承了母亲的勤劳。
施成熙一口气读到高中。他是想继续读大学的，但弟弟施雅风也长大了，也要入学，家里负担不起。从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毕业后，他考入江苏省测量人员养成所，从事土地测量工作，每个月有30块钱的收入。施雅风还记得当时的哥哥穿着呢子制服的样子，“很神气”的印象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
用自己的劳动所得，施成熙重入学校，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他先在国立同济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教书，后转到江苏省建设厅任助理工程师。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他再次进入学校。这次，他远渡重洋，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系学习了一年并取得硕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在水利部门任职，后来在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土木系、乡村教育学院水利系任教授，撰写过航空摄影、土地整理、农田水利、港务管理等方面的论文。
学习、工作、再学习、再工作，如此循环往复，施成熙靠个人奋斗终于功成名就。“水文学家”、“教育家”、“中国湖泊水文学的奠基者”是他主要的头衔。解放以后，他先后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水文资料整理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测验处副处长，华东水利学院（今南京河海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湖泊室主任、学术委员等。
很明显，施成熙求学时专攻的是土木工程，他的理想是当个工程师，他也一直这么希望弟弟施雅风。当上高中的施雅风写信给哥哥，告诉他日后想当地理学家时，施成熙明确表示反对，他的理由是，“学工可以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找工作比较容易，而学地理，大学毕业后只能到中学当个地理老师”。然而，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料到，他自1950年代初进入华东水利学院从事陆地水文学的教学和研究起，一步步由工学转入了地学。
一个“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让人们看到施家兄弟研究方向的共同之处。施雅风晚年是这个所的研究员，施成熙是这个所湖泊研究室的主要建立人。施雅风清楚地记得，1957年11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地质学家竺可桢为了筹建湖泊学科，特别主持召开了湖泊工作座谈会，邀请华东水利学院协助。于是，施成熙参与组建了中国第一个湖泊综合研究机构：南京地理研究所的湖泊组。之后，湖泊组扩展为研究室，下设水文气象、地质地貌、水化学、水生物四个小组。1988年，南京地理研究所改名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三年前的1985年，施雅风接受该所的聘书，来到他哥哥曾经工作的地方。
施成熙在湖泊研究室的研究倾向于中国河流的分类，他根据河流的水源与径流的年内分配，将中国河流分为三类15型。相似的是，施雅风研究的一大贡献是对中国冰川资源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编目。在他的主持下，历时24年，完成了《中国冰川目录》12卷23册，对49206条冰川的名称、位置、长度、面积、储量等30多项信息进行了采集和记录，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全面完成冰川编目的国家。
对于建所，施成熙的贡献不仅在于参与筹建了湖泊研究室，更在“文革”后力使“文革”中被下放到地方上的南京地理研究所回归中国科学院。而从1960年代初在兰州挂牌的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冰川积雪冻土研究所”，到“冰川冻土研究室”，再到“冰川冻土沙漠研究所”，施雅风都参与了创建。
都说“长兄为父”，施雅风在父亲早逝后对这句话体会得尤为深刻。
施家原本有六个孩子，三个早夭，只留下年长施雅风15岁的姐姐施文熙和施成熙施雅风兄弟。施雅风11岁时，施文熙出嫁，嫁妆是她自己织的在母亲和很多人看来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几十匹布和二十多条被子。姐姐出嫁后不多久，父亲施登清病了，也不知何病，只是双腿无力，走不了路，只能在床上躺着。起先，由村里的中医治，治不好，家里便从外面请来一位针灸大夫。几针下去，稍有起色，施登清居然能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地了，一家人都很高兴。可惜，好景不长。施雅风一直忘不了，父亲临死前的腿是紫色的。
那时，施雅风只有12岁，却因为在南京工作的施成熙一时来不及赶回来而承担起了为父入殓事宜。他记得：事先没有准备好遗像，照相馆的人被请到了家里，家人将已经停止呼吸的父亲扶坐起来，让照相师照了一张遗容；木匠也被请来，连夜赶制了一口厚实的棺材；入殓时，该由孝子托着死者的头，幼小的施雅风托不动，只好由来帮忙操办后事的七叔代为托头，而他托着父亲的脚，叔侄合力将施登清抬进棺材。
几天后，施成熙赶了回来，带回了同事们送的写着“哲人其萎”足有一扇门那么大的挽幛。42天后，施雅风看着父亲下葬在自家的一块耕地。他不会忘记父亲对他的严厉教诲，也难忘父亲对他的疼爱。出生在一个农耕家庭，施雅风却并不善农活，因为父亲只要他读好书，而不让他干更多的重活儿。家乡的夏天炎热似火，他却没有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苦感受。他干过的活儿只是执枷打麦子、提篮拾棉花、拎水浇菜地，或者在父亲推着百斤重的独轮车时，拽着车前面的绳子帮忙拉一拉车。
相对于父亲的严厉甚至粗暴，母亲慈祥而温暖。因为承担着一家人的生计，父亲只忙于干活，识得一些字的母亲便承担了启蒙教育的责任。从她那里，施雅风听故事、明道理。父亲去世后，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她并不因此阻拦兄弟俩读书，而是一方面将家里多余的土地租出去收租，一方面更加辛苦劳作，种地、纺织，同时鼓励两个孩子继续学业，并教育他们勤奋、诚实、正直。
初中之前的施雅风并不十分勤奋。其实，要求一个孩子勤奋不太现实。幼时，他很调皮贪玩，踢球、游泳，常常玩得天昏地暗。他经常做的一个“游戏”是约上堂兄弟，在身上涂满泥巴，站在河沟岸边，一旦看到有人走过来，便大叫一声跳下河去，用来吓唬人。即便入了学，也是如此。
五岁时，他被父亲送到离家一里路的新河镇乡村初小，学费是一块银元。说是“学校”，其实不过只有一间教室，一位先生。“校舍”虽然很简陋，但礼仪规矩还是很讲究的。教室里挂着孔子、孟子的像，学生每天进教室都要鞠躬；老师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常用戒尺责罚。施雅风也曾挨过打。这样的“训练”养成了他做事认真的习惯。
初小读了四年，施雅风毕业了，随即到麒麟镇北的私立启秀学校读高小。相对初小有点私塾的味道，高小则是个正规的学校，但老师的严厉是相似的。如果说施雅风在初小接受的只是基础教育的话，那么他知识面的扩展，特别是对读“闲书”的偏爱便是在高小时培养出来的。所谓“闲书”，一开始主要是历史小说，而他爱上读小说，是因为在学校听了历史老师在课堂上讲《三国演义》的故事。当时他听得来劲，却感觉不过瘾，回到家，向邻居家的叔叔借了一本石印本的《三国演义》，看得如痴如醉。
从历史小说起，施雅风成了学校图书馆的常客。书看得多了，竟渐渐养成了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本事。有一次他借到一本张乃燕写的《世界大战全史》。这本书语言浅显生动，虽然有两三百页厚，但他只一天工夫就全看完了。第二天，他去还书，图书管理员很诧异，不相信他一天就能把那么厚的一本书看完，决定考一考他，便随便提起一场战争，问他知不知道。他不但知道，而且叙述得完整详细，令管理员佩服不已。时间一长，他的阅读面也逐渐扩大，借阅的书刊中更多了地理方面的内容。对四通八达的铁路线，他了然于胸。这或许是他接触地理的开始。
“闲书”看得多，字认得多了，知识面也广了，但毕竟占用了太多的时间，分去了太多的精力，施雅风的成绩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贪玩不用功，又时常生病不得不缺课，他居然留了一级。很多年以后，每每回忆往事，他总是会提到1931年，他说这一年对他而言“是很重要的一年”。就在这年，他家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而他自己在迟了一年之后，高小毕业了。
父亲没有了、姐姐出嫁了、哥哥在外工作，家里只剩下施雅风和母亲。虽然施成熙远在南京，但他对施雅风的管教丝毫不放松。他一方面在经济上给予支援，除了负担家里的基本生活费用以外，还时常给弟弟零用钱。施雅风读高中时，每学期都能从哥哥那里得到十元钱；读大学时，除伙食主要靠贷金外，其他费用大部分都靠哥哥接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