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生活，在学习上，施成熙对弟弟要求很严格。施雅风读课外书太多而影响了学习，施成熙为此经常批评他。上初中一年级时，他的成绩一度处于中下等，施成熙很生气，狠狠地训斥他：“以后考高中，即使全班人录取一半，也轮不到你。考不上省立高中怎么办？我们家的经济条件，不可能让你上昂贵的私立高中！”在哥哥的规划下，弟弟必须走初中、高中而且是省立高中，甚至大学，也就是他自己走过的路。
正是在施成熙的严厉督促下，施雅风从初中二年级开始发奋了，对各门功课都感兴趣，学习劲头很高，成绩也扶摇直上，到初中毕业时，总分排名达到全班第二，地理考了98分，历史更得了满分，顺利考入省立南通中学。
晚年写回忆录时，施雅风特别用了一节专写长兄施成熙，反复提到他受哥哥影响很大，特别是哥哥“做事的认真态度”，最让他记忆犹新。他从不讳言，哥哥“走出来了”的现实成为他的榜样。可以说，他其实是按照他哥哥走过的路一路走下来的。
尽管如此，施雅风却没有按照哥哥所希望的那样从事工学当个工程师，而是心随意动执着地选择了地理学。
2.陈倬云：地理学的启蒙老师
施雅风算是比较早地定下人生目标的人。早在上中学时，他就定下了学地理的志愿。这在一般人中是很少见的，特别是在长兄施成熙希望他学工的情况下，尚未成年的他仍然坚持己见，不免让人敬佩却又疑惑。其实，其中原因并不复杂，一来时局；二来老师；三来兴趣。
1931年秋，施雅风高小毕业后进入麒麟镇的私立启秀初级中学（解放后更名麒麟中学）的时候，恰逢“九·一八”事变爆发。尽管此时的他不过12岁，但还是深受日本侵略分割中国版图的消息的刺激。第二年，离他的家乡不远的上海又发生了“一·二八”事件，他们不但日日耳闻日军攻打上海、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的消息，甚至还能听到从长江对岸传过来的令人惊心的炮声。
在这样的时局下，有良知的老师们授课离不开爱国的主题，说得最多的便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时，给施雅风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班主任（那时叫级任导师）、兼教语文和地理的陈倬云。
因为是班主任，施雅风入学后见到的第一位老师就是中等身材、有些谢顶、穿着长衫的陈倬云。在施雅风的印象中，陈老师“教书最认真用力”，因此从他手上拿到的油印讲义最多。上陈老师的语文课，每周五都要写一篇他出题目的作文，而他的习惯是在下周的周一按照得分高低将作文本发还。施雅风的作文本总是排在前几名之内；上陈老师的地理课，不仅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更多受到的是爱国主义教育。
不用说，从事地学研究的施雅风此生翻阅过无数的地图，令他难以忘怀的却是陈倬云手绘的那幅地图。东北沦陷后，有一次上地理课，陈倬云在黑板上画了一幅东北地图，满腔悲愤地告诉学生，这片美丽富饶的地方如今被侵略者践踏。引申下去，他详细讲解日军侵略形势，指出日本早就有先占满蒙，后灭中国的险恶野心。“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很长时间里，施雅风的脑海里都盘旋着陈老师悲壮激昂的声音。这时候的讲义则是历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文章，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辛亥革命先驱林觉民烈士的《与妻书》、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等。
那幅黑板上的东北地图开启了施雅风的地学之旅。对时局的关注使他大量阅读当时所能看到的报纸杂志以了解战况；对地图的爱好使他习惯于在地图上查找有关战事和时局变化的地名、位置。面对地图，他把自己当作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的将军，幻想着如何分路出兵，将侵略者打跑以收复失地。从此，每上地理课，他最爱看的便是陈老师手绘的地图，最爱听的便是陈老师对着地图指点。
当时的陈倬云老师不会想到，一个懵懂的少年被他启蒙。
2006年，早已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施雅风以陈倬云的名义在海门市麒麟中学设立了陈倬云奖学金，每年捐赠一万元奖励优秀学生，以此纪念他的恩师，他人生路上的引路人。
初中毕业时，施雅风的成绩已经非常优异了，考上高中应该不成问题。为了保险起见，在长兄施成熙的指导下，他报考了两所高中：江苏省立南通中学、浙江省立杭州高中。选择这两所学校并非偶然。南通中学是施成熙的母校，虽然比不过天津的南开中学和江苏的扬州中学，但在江苏也算是个不错的学校。至于到杭州去上学，也是因为施成熙。施成熙在杭州的之江大学读书，对杭州高中有所了解。
远赴杭州参加高中考试，对于施雅风来说意义非同一般。首先，这是15岁的他第一次独自离家远行，开始有了独立意识；其次，正是这次远行，让他这个在长江边沙洲上长大的孩子亲眼见识了山岭，见识了很多他以前没有看见过的自然风光，增强了对地理知识的兴趣和爱好。对此，他有一段详细的回忆：
“在江边的一个小港口，我乘坐的小木船靠上开往上海的轮船，第二天一早到了上海，再乘坐人力黄包车赶到火车站，乘火车到杭州闸口站。在那里，我就住在哥哥在之江大学读书的宿舍里，宿舍旁边都是不高的山丘。看见这些山丘，我高兴极了，有空就去爬山。哥哥还带我游览附近的九溪十八涧名胜，欣赏钱塘江汹涌澎湃的潮汐。这次旅行使我大开眼界。”（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
爱因斯坦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早已成为名言，也一再被实践所证明。施雅风自小对地理的兴趣是他日后功成名就的助推器。
不久，结果出来，施雅风同时被南通中学和杭州高中录取。最终选择南通中学的理由简单而现实，那就是学费低、离家近，总之都是出于经济考虑。学费低不用说，离家近当然省却了交通费、住宿费等。应该说，长兄施成熙毕业于该校也是很重要的原因。加上学校是实业家兼教育家张謇创办的，名师扎堆、校风良好、条件出众，施雅风作此选择自然而然。
与杭州高中是一所高中学校不同，南通中学是有初中有高中的完中。在《回忆通中》一文中，施雅风说他入校时的南通中学初、高中每年级两班，共十二个班级，每年级编甲、乙二组。“进校时王达刚先生任校长，教师质量很高，如自然科学首席教员陆颂石，社会科学首席教员姚白予，英语首席教员陈启南还有地理老师何篑庵、生物李老师，化学老师张式之、音乐老师徐立荪等，都是著名的、教学水平高、非常负责的、老资格的好老师。”
地理老师何篑庵是继陈倬云之后又一个对施雅风影响较大的地理学启蒙老师。除了与陈老师相同的循循善诱外，何老师对于施雅风职业选择的贡献在于，他在地理课上眼光独到地选用了地理学家张其昀主编的教材《本国地理》。
长期以来，因为张其昀是中国国民党党员、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总统府资政的政治身份，在中国内地，他的史学家、教育家、中国第一位研究现代国家战略学（方略学）的学者、历史地理学的鼻祖、人文地理学的开创人的学术身份一直被人为地屏蔽，施雅风本着客观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从不回避他对张其昀在史地学方面的突出成就的敬重，以及张其昀的《本国地理》在他的地理学知识基础建立方面所起的作用。
与一般人所认识的地理教科书按行政区划分区不同，《本国地理》按自然特征和人文景象将全国划分为二十几个区域，仅在这个方面，该教材便可称得上“开拓性”；与常见的史地教材的干巴枯燥不同，《本国地理》既有科学性，更具生动性，文字简洁、行文流畅、文采飞扬，又常以民间传说、谚语和名言名句突出地方特点。比如，用“早穿皮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说明新疆的大陆性气候；用“四时皆夏，一雨成秋”说明广州海南等地的热带气候；用“人家半凿山腰住，车马多从屋上过”说明陕北人民的窑洞生活，等等，无不让学生印象深刻。这也就难怪《本国地理》与《开明英文读本》（林语堂编）、《开明物理教本》（初中）《正中高中物理》（戴运轨编）并称民国时期“中国三大中学教材”。
除了《本国地理》加重了施雅风对地理学的偏好、奠定了他地理学知识的基础外，从后来他的地理学学术研究中也可窥见张其昀的史地学研究方法对他的影响。
首先，张其昀在地理研究中尤其注重地图的作用，“左图右书”就是他首倡的，用图、书相互印证。所以，他编制并出版了大量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地图集。
“喜欢翻阅地图”是中学时代的施雅风最大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对着地图了解战况；不喜欢旧版地图中用毛毛虫似的符号代替山脉，更讨厌两水之间必有一山的地图绘制旧观念。因此，当新版的由上海申报馆出版的等高线分层设色的地图集《中华民国新地图》（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于1930年出版时，他欣喜若狂。借来一阅，果如何篑庵老师介绍的那样，这种地图“能够科学地表达实际地形的差别，是中国地图史上的重大革新”。他爱不释手，却又无力花25元“巨资”购买，只能天天泡图书馆。1938年他在广西宜山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由《中华民国新地图》缩编的普及本《中国分省新图》，一直视为珍宝珍藏了将近20年。
其次，张其昀很推崇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的史学家顾炎武、清初的地理学家顾祖禹的实地调查研究方法，并以此为指导对西北地区的人文地理进行过长达近一年的实地调查。
对于实地调查的热衷是施雅风区别于其他埋首书斋的学者的特征之一。没有实地调查，尚在读大学的施雅风写不出六万字的论文；没有实地调查，施雅风不可能发现被命名为“七一冰川”的第一条冰川；没有实地调查，施雅风怎敢质疑李四光“庐山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不说高原、山峰，仅就冰川而言，他这一生就考察了六七十条，最后一次是在他82岁高龄的时候。
再者，史地很难分家。除了地理学家，张其昀还有一个重要头衔是历史学家，他在史学方面的研究同样令人瞩目。有研究者将他的史学研究特点总结为“重视地理学知识，时空合一；重视文化史，尤以思想史为重心；重视世界史，认为研究中国史，必须兼及世界史”。因此，他的史学代表作《中华五千年史》因为贯通了地理学、文化史、思想史、世界史而被认为是“对历史地理之究明”。
在南通中学读高中时，施雅风很迷恋历史和时政。那时，年纪轻轻的他对如何界定一个地理学家优劣是有清醒认识的，那就是应该具有丰富充分的自然和人文方面的地理知识。不说自然地理，仅就人文地理而言，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无论是包括社会文化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在内的广义人文地理学，还是仅指社会文化地理学的狭义人文地理学，突出的仅有两个字：人文，而人文又泛指一切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这就对地理学家，特别是从事人文地理学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施雅风日后从事的冰川学研究属自然地理学范畴，但在当时，他只想当个地理学家，尚没有严格的“自然”和“人文”之分，因此，他很积极地参加学校组织的“国际政治研究会”、“时事研究会”、“史地研究会”。在史地研究会，他还被选为干事。研究会每学期都要召开几次讨论会，会上，大家先拟题，然后做些小文章，最后请老师评阅。
除此之外，施雅风还写过几篇论文，其中一篇在高二时写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与欧洲政治政局》被刊登在具有论文选集性质的《通中学生》1936年第二期上，算是他此生第一篇学术论文。高三时，即1937年上半年，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战事难以避免，对战局一直很关注的施雅风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写了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战时中国的生存线》。他自己对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了概括：讨论了中日战争开始后，日本必然封锁中国海岸，切断中国对外交通，我国必须及早准备，开辟西南通往缅甸的交通线以取得国外的接济。换句话说，他站在地理学的角度，用地理的眼光前瞻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一个老练而经验丰富的军事专家的眼里，它或许浅显，但它出自于一个高中生，这就不能不令人刮目了，也难怪南通《五山日报》不惜版面，用了五天时间进行了连载。
如果说陈倬云、何篑庵直接启蒙了施雅风，那么间接启蒙了他的则是张其昀。因此，他在高二时立志将来要进大学读地理系便不显得突兀了。
从对时局的关注可以看出施雅风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式人物，他对政治不热衷，但也并不拒之千里——日后他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并非偶然。事实上，他也拒之不得。初入南通中学时，他所在的高一年级被拉到镇江军训，教官由国民党部队的军官担任。除了军事训练，几乎有一半时间上政治课，被邀请来授课的也都是“大人物”，张治中、陈果夫、陈立夫、周佛海等。上“大课”之余，也会有政治教官选择性地一对一上“小课”，那叫做“谈话”。施雅风被谈过话，被问过对领袖即蒋介石有什么认识，被要求无论何时都要忠于领袖。他承认那时的他没有明显的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倾向，但也没有因此像他的一个同学那样加入复兴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