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说政治活动，那时的施雅风也只参加了没有政党背景的纯粹具有爱国主义性质的活动。比如，受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影响，南通学院的大学生们为声援学生运动结队游行到南通中学，高呼口号，希望他们参与其中，他们也跃跃欲试，但学校大门紧闭，校方下令不准一个学生走出学校，更不得参加游行。正当他们准备抗争时，却见大门外的大学生怒砸学校大门旁房屋的玻璃窗，这种欠冷静的过激行为引起通中学生的不满，便放弃了。
真正走上街头的一次游行活动是1936年秋傅作义在绥远打了一次大胜仗，收复了一个叫百灵庙的失地，这个消息令人振奋，市民、学生都上街了。那次，施雅风参加了游行宣传。这应该算作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活动。
“不受诱惑”是学生时代的施雅风对于政治的态度。这态度无疑很理智很有头脑。事实上，他是一个崇尚理性、反对感情用事的人。作为学生，“闹风潮”、“驱校长”、“自杀”等在他看来都是非理性的。有了理性，才不会受到任何诱惑，这诱惑，包括生活上的、政治上的。对于政治诱惑，他当时的思想认识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样？共产的行动又怎么样？一切都莫名其妙！然一经花言巧语的利诱威迫，贸然的就入党做委员，……结果自然是不堪设想。”
不受诱惑、理性而不感情用事，都是施雅风对于理想的学生的界定。为此，他还特别写了一篇文章，直接取名《理想的江苏学生》（发表在1935年的《江苏学生》第五卷第四期增刊上）。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学生还包括不从恶习、不从时尚、乐观积极、有宏博的知识、有爱国的精神、有救世的大志。
一个只有14岁的少年对做学生做人有如此全面而理智的思考是难能可贵的。从他日后的行为处事看，他的一生的确是“理想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他反对诸如“驱校长”这样非理性的行动，但他在读书期间也出现过符合他那个年龄的冲动行为。那是在军训回校后，他们发现校长王达刚和班主任陆福遐都被解聘了。在他们的眼里，王校长作风正派，是个真正的教育家；陆老师毕业于中央大学，是个教学认真对学生关心爱护的好老师。军训期间，陆福遐还曾冒酷暑赶到镇江看望他们。他们的离去一度让向来爱戴他们的包括施雅风在内的学生无法接受，但也不能不接受。
因此，当新来的校长带来的一个姓郭的物理老师教学水平差，居然无法在课堂上讲清楚物理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时，施雅风他们便难以控制不满的情绪了。“课堂上起哄”是他们抗议的方式。为此，施雅风还被新来的教务主任叫到办公室训斥了一顿，被威吓：如果再这么闹下去，开除！施雅风不闹了，当然一来怕被开除，二来那个老师可能暗地里下了点儿功夫，教学水平有了提高。
与在初中时差不多，高中时的施雅风依然迷恋课外书刊，以何篑庵老师推荐的张其昀主编的《地理学报》和《方志》为主，各种杂志来者不拒；书籍也主要偏向史地，还有文艺。与在初中时重阅读轻正课不同，此时的施雅风虽然常常“不务正业”，但对所学课程还算用功，否则在临毕业时他的学习成绩到不了中上水平。
1937年，施雅风18岁，高中毕业。南通中学这年的毕业生有七十多人，一半多考上大学，其中不乏名牌大学。在选择报考学校时，施雅风不像很多同学那样比较、权衡、犹豫不决，他的目标明确直接，不掺一点儿杂质。从专业上说，地理学是肯定的；从学校上说，不用挑不用捡，浙江大学。为什么？那时没有哪所大学单独设立地理系，要学地理只能选择史地系，而浙江大学史地系的主任是他崇拜的张其昀。
对于那么早就定下地理学的志愿，很多年后回望此生的施雅风坦言既好又不好，好在少了浪费时间的左右摇摆，可以干净利落地直往目标而去；不好在因为兴趣太单一而可能荒废其他知识，特别是像他那样尚在读书阶段，打基础是首要任务。他自己就承认“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学习就放松了，至少学得不扎实”。不扎实的后果在他日后的研究工作中显现，他发现这几门基础学科知识的欠缺不可避免地阻碍了他的专业研究工作。所以他在总结六年的中学生生活时，诚恳地表示“各门课程要均衡发展”。
尽管有些偏科，但施雅风还是顺利地考入他向往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开始了战乱中全新的大学生活。
3.战训班：大学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
“文革”中，像施雅风那样的科学家照例是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判的。除了“学术”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罪名”，那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加入过国民党组织。所谓“国民党组织”，指的是抗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团。很多人不免疑惑，施雅风是从南通中学直接考入浙江大学的，何以中途参加了战地服务团呢？有人生不逢时，施雅风是入学不逢时。他进入浙江大学时，恰逢抗战爆发。
施雅风和几位同学结伴去南京参加中央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联合招生考试时，“七·七”事变的硝烟尚未散尽，一路上，他看到的满是国破后同胞脸上悲愤的神情，听到的全是豪迈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他为祖国忧心，也对自己未来的前途感到迷茫。
考完试回到海门老家，在等待大学发榜的时候，上海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施雅风得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究竟有没有被录取，还是因为邮路不通而收不到通知书。苦等到8月下旬，他收到哥哥施成熙发来的电报，他被浙江大学录取了。老成的施成熙还特别嘱咐他避开战事紧张的上海，绕道镇江，经苏州到杭州。
虽为坐落在杭州的浙江大学的学生，但施雅风从来没有在杭州的校址上过一天课。可以说，他的大学一年级（用了两年时间）的生活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经过了浙江的天目山、建德、兰溪、常山，江西的樟树、南昌、泰和，湖南的衡山、衡阳，安徽的屯溪、广西的宜山等地。
天目山：当施雅风千辛万苦轮船火车地日夜兼程赶到杭州时，才知道为避战火浙大已迁往天目山的禅源寺，便乘坐学校的校车赶了去。从9月底开学到11月迁校，他在这里不过只上了两个月的课，以至于他记不得学了哪些课程，只回忆起上过朱庭祜先生的自然地理课、舒鸿先生的体育课。记得朱老师是因为他照本宣科；记得舒老师是因为他要求严格。
建德：为迁校到建德，施雅风参与了打前站。他和另外两个同学一天步行了80里路，先大队人马抵达中途一站分水县城，联系好了大队经过时的食宿地点。这次“急行军”，施雅风的收获是第一次锻炼了长途步行。这为他日后多次的徒步野外考察打下了基础。
在建德，施雅风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张其昀。那是在一次于郊外小山包上举行的史地系全体人员的集会上，系主任张其昀不但对着花名册一个个点名，还招呼大家吃他带去的沙田柚子。在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他介绍了建德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如果那算是一次上课的话，那是施雅风第一次听张其昀的课。因为内心激动无比，也顾不得品味他的教学水平高低优劣了。
只一个月以后，浙大又迁移了，此次的目的地是江西泰和。
泰和：施雅风没有在此上过一天课，因为在从建德迁往泰和的中途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意思或可理解为退学。因为如果没有意外，他可能不会重返浙大。从他后来又返校来看，此次的离开应该算作休学。那么，他为什么离开呢？
樟树：如何从建德到泰和，施雅风设计的路线是先坐船到兰溪，再乘火车到樟树。事实上，因为铁路不通，他和同学们不得不坐船绕到浙江常山，然后步行了一天赶到江西玉山，再乘火车，于1938年1月方才抵达樟树镇。
在这里，施雅风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他在一份南昌出版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消息：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招收新学员。这个消息好似在已经饱受迁徙之苦的施雅风面前摆放了一个天平，一头是读书，一头是抗日，孰轻孰重，对于一个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有为青年来说，一目了然。
还有一个现实问题不容忽视。早在建德时，施雅风便出现了经济危机，从家乡带出来的钱越用越少，因为交通不便邮路不通，他也无法向母亲向大哥伸手，只能节衣缩食，每天只敢吃三分钱一斤的烘山芋、两分钱一碗的青菜和两小碗米饭。眼下，即便以读书为先，从经济上考虑也是无法维持的，而据他所知，战训班每个月可以领取14元的生活费。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选择：去南昌报名。这显然受到了长兄施成熙学习一工作一再学习的维持读书方式的影响。
南昌：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成立于1937年9月底，成立初衷是将流亡到南京的平津一带的青年学生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以便日后输送到前线参加抗日，地址设在南京建邺路的中央政治学校。战训班主任是军委第六部部长陈立夫，副主任是该部少将处长黄仲翔。所谓“第六部”全称是“大本营第六部”，是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适应战争需要而成立的，成立时间也是这年的9月。第六部的工作职责是主管“民众动员”事宜。战训班的训练包括三类：军事训练、政治训练、战地服务常识。施雅风在南昌报上名以后，便随那一届的战训班到湖南衡山训练去了。
衡阳：两个月（1938年2—4月）的训练结束后，施雅风毕业了。按理说，参加过战训班的学员毕业后都应该被送去前线，但因为国民党内部管理混乱，派系斗争又激烈，施雅风只被要求带领一个小组到衡阳东乡实习，内容是“户口调查”，统计一个乡的年龄分布情况。这显然不符合他参加战训班的初衷，但也无可奈何，只能“服从分配”。
屯溪：6月，战地训练班更名为战地服务团。这次，施雅风终于可以随团部开赴前线了。说是前线，其实也就是在黄山屯溪附近的一个小山村，离真正的前线还很远，因此，他的抗战不过是“提个黄泥浆木桶在路边村头写几条抗日救国、拥护国民党政府的标语；到难民收容所唱几支救亡歌曲”而已，更多的时候是窝在宿舍里无所事事。这让施雅风颇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凉感觉。
与此同时，服务团内部的腐败让他厌恶；军官们逃避上前线却热衷于追女学员的丑态让他恶心。他加入训练班时，学员多达数百人，如今只剩下一半。既然不能学有所用上前线，那待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他萌生了走的念头。恰在此时，他接到浙大同学的来信，说学校设置了战区学生贷金（即发给学生伙食费）。这意味着像施雅风这样经济困难的学生能够维持学业了。这更坚定了他离开的决心。战地服务团的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宜山：在这里，施雅风复学，时间已经是1938年的9月了，也就是说此时距他入学整整过去了一年，而在这一年中，他的大学生活不是教室和图书馆，而是奔波。奔波过后，他真心以为还是学校好，还是在学校里读书好，因此不惜重读一年级，并发奋努力，过着教室、图书馆、宿舍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无论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无论是专业的地质学、地貌学、气象学、气候学、中国气候、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植物地理、中国地理、亚洲地理、欧洲地理、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西洋通史等，还是非专业的音乐、美术，他都如饥似渴，久旱逢干露，他一个劲地吮吸。
战训班的经历表面上看没有给施雅风带来直接帮助，那蜻蜓点水式的军事训练和填鸭式的政治教育很难让他从中受益，但事实上，影响无疑是深刻的——他的价值观悄然发生了变化。如果说之前凭着青年人常有的一腔热血，他并不排斥政治的话，那么，在战训班体味了混乱和腐败后，他开始有些拒绝政治了，甚至有些极端地下决心只做一名研究学者，而不再参加学校任何带有政治性质的社团活动。这是他日后完全改变政治倾向、思想彻底转向共产党的基础。当然，那样的“改变”并非一蹴而就。
4.叶良辅：第一次创新的导师
严格说来，施雅风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活是在贵州遵义度过的。如果说他在江西宜山的学习是打下地理学基础的话，那么他在遵义的本科和研究生学习则初步确定了他自然地理学的研究方向。
自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一路西迁，直到1940年才在遵义安定了下来。在1946年返迁之前的六年是浙大教学秩序最为安定有序的一段黄金时期，被施雅风认为“是浙大历史上最重要的发展时期”。求学于这个时期，是他的幸运。那些日子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点，一是学术氛围异常浓厚，许多系都有定期的学术报告，比如以系主任苏步青为首的数学系每周六下午都有学术报告，每次报告苏步青必到。施雅风所在的史地系组织了史地学会，定期请老师来做学术报告，学生自己则可以在读书会上做读书报告，施雅风就曾做过“嘉陵江下游阶地与河流发育”的读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