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东明这一住就住了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同吃同住，两人从此成为朋友。这年夏，吕东明考进了史地系，施雅风留校当了研究生，因便利而交往得愈加频繁，施雅风对吕东明的了解也更深入。学习上，吕东明勤奋努力，虽已是史地系正式的大学生，但仍在课余时间继续协助谭其骧绘图，靠勤工俭学维持学业；生活上，吕东明以乐于助人闻名，他似乎也神通广大，每遇到有人想搭便车离开遵义，他总有办法让他们成行。
随着了解越深入，彼此的信任感也就越重，两人的话题逐渐涉及到了政治：政府的腐败专制、国共两党的矛盾、“皖南事变”的真相等。谈得越多，施雅风对吕东明的真实身份有了些许怀疑，但他并不点破。吕东明感受到施雅风对他的怀疑，但他也并不说出真相，双方维持着心照不宣的状态。直到后来在重庆的时候施雅风才算真正确认了吕东明的身份。
2.找工作：愿望美好现实残酷
在黄秉维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论文后，施雅风获得了硕士学位，研究生毕业，紧接着便要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以他的愿望，他是很想进中央地质调查所的。这个所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1913年，首任所长是丁文江（当时的副所长是翁文灏，后于1921年继任所长，一直到抗战爆发）。施雅风的导师叶良辅就是从这个所出来的，关于地调所的种种，他仅从叶老师那里就了解到不少。
二三十年代是地调所迅猛发展时期，相关的单学科研究室相继成立，有古生物研究室、新生代研究室、矿物岩石研究室、地震研究室、土壤研究室等。一大批成就卓著的地质专家汇聚于此，有大地构造学家黄汲清（1937—1940年期间任所长）、古生物学家尹赞勋（1940—1942年期间任所长）、地质学家李春昱（1942年接任所长）、岩石矿物学家程裕琪、矿床学家谢家荣、土壤专家熊毅等。在这样一个高层次纯学术性的研究机构里工作，有利于自身将来的发展是显而易见的。
从施雅风本身的兴趣来讲，他的专业虽然是地理学，但一直对地貌学情有独钟，否则他当年也不会选择叶良辅作为他的导师了。而若想在地貌学上有更深层的研究和创新，专业更对口的地调所自然更合适。因为他知道，中国最早的岩石、矿物和古生物的调查工作都是由地调所开始的，这些年，许多重大的地质发现、矿产调查、土壤和地球物理研究也是由地调所组织的。
听说是一回事，感受是另一回事，对于地调所的工作环境，施雅风亲身体验过。为了写研究生毕业论文，他到地调所查资料，在位于鱼塘湾的地调所的一间集体宿舍里住了两三个月。且不论学术氛围，仅一个图书馆就让他羡慕。那里的书刊，地质专业方面的十分齐全，而且不限于此，他阅读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过而向往已久的书刊，甚至还看到了许多以前他从未听说过的资料。这是地调所的传统，在黄汲清任所长期间，又格外加强了，他明确要求图书馆管理人员应当尽可能地将书刊收藏面放大放宽，不能简单地局限于“地质”，而要涵盖地理的方方面面。
请教地调所的学者、参加地调所的学术讨论会是施雅风在地调所时最乐于干的事。他的“请教”常常发生在食堂，和学者们围坐在一起，边吃着饭边问东问西，更多的时候是聆听，听他们谈工作、聊研究，看似轻松随意，听者受益匪浅。学术讨论会固定在每周一上午的总理纪念周，他常去旁听，记忆深刻的是一次听地调所研究员叶连俊讲西秦岭地质，报告本身于他就很受启发，之后所长黄汲清的精彩点评更让他获益良多。
然而，愿望往往很美好，现实往往很残酷。
当时，地调所给他的答复是：经费困难，没有计划进人。事实上，当年地调所新进了几个大学毕业生。听到这个消息，施雅风心里不大好受。其实，地调所将他拒之门外并非任人唯亲，而是有道理的。虽然他对地质地貌很感兴趣，但毕竟不是“地质学”专业出身，没有受过完整全面的地质学系统训练，甚至连地质系的许多课程他都没有学过。地调所这样一个高水平的专业学术研究机构怎能轻易引进一个只有兴趣而欠缺专业知识的人呢？经叶良辅开导，施雅风释然了。
与地调所失之交臂后，施雅风不得不另觅他路。想来想去，他还是决定求助于在资源委员会工作的黄秉维。黄秉维答应介绍他到资源委员会去。可是，正当他准备动身去重庆时，又接到黄秉维的信，说资源委员会不招人了。这下子，他的工作又落了空。
想一想重庆是陪都，重要的行政机关、科研院所都已迁到了那里，相对来说，工作机会可能多些，因此施雅风研究生毕业离开遵义后尽管工作单位还没有落实还是去了重庆。这次，他想进入的单位是中国地理研究所。如果说，进不了中国地质调查所是因为专业不对口，那么，学地理学的进地理研究所应该是理所当然的吧，他是这么认为的，便自己与地理所进行了联系。
中国地理研究所成立于1940年8月，所址设于重庆北碚，创办人是曾经留学德国的近代地质学奠基人朱家骅，经费来源于庚子赔款——当时的朱家骅是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董事长。实际上，早在抗战爆发前，中央研究院就有意建立地理研究所，还委托李四光参与筹备，连所址都定好了，在江西庐山。可就在大兴土木建办公用房时，抗战爆发，工程被迫停下，地理所的筹建也搁置了下来。尽管相对于地质调查所，地理所的资历尚浅，但它毕竟是中国唯一的地理方面的专业研究机构，对于施雅风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如果没有竺可桢，如果没有叶良辅，施雅风是否真的能够进入地理研究所恐也难说。虽然他学的是地理，大学毕业论文、研究生毕业论文都很引人瞩目，但非常时期非常环境下，生存困难，找工作不易，并不是每个有才华的青年都有回报社会的机会。这时，非等闲之人的引荐便显得尤其重要。
在与地理所联系过后，苦等了很久，施雅风一直没有得到地理所是否录用他的消息。有一天，他在北碚巧遇竺可桢。竺可桢问他毕业后的去向，他说正等着地理所的消息，竺可桢很主动地说他可以帮他向地理所的所长黄国璋推荐一下。帮施雅风向黄所长推荐的还有恩师叶良辅。为他的事，叶良辅特别写了一封信给黄国璋。双管齐下，施雅风的工作终于得以解决。
3.吕东明：政治上的引路人
按理说，野外调查与提高政治觉悟风马牛不相及，但因为有了吕东明，施雅风在野外调查时于不知不觉中提高了政治觉悟。从之前吕东明与施雅风的交往中已经可以发现，吕东明是把施雅风当作可以联系发展的对象的，因为施雅风为人正直的一面让他有这个信心。原本施雅风研究生毕业后去了重庆，而吕东明仍留在遵义，两人从此失去联系大有可能。但偏偏很巧，1946年，吕东明浙大毕业，进了资源委员会水力发电工程处，随即参与了由该处牵头、黄秉维负责的三峡水库淹没损失的调查。在这批调查人员名单中，也有施雅风。
1944年9月，施雅风如期到位于重庆北碚以南十里地的状元碑蔡家湾的中国地理研究所报到（原址在北碚，后为避日军轰炸而迁至此），和他同批进所的还有黄秉维的堂弟、毕业于中山大学的黄秉成。此时正值抗战的最后时期，生活异常困难，地理所当然也不例外，能够维持人员的基本工资已属不易。两个新人来报到时，所里照例要开一个迎新会，但只能用蚕豆招待大家。
初建时的地理所有五六十人，是个大所，下分自然地理、人生地理、大地测量、海洋四个组。施雅风进所时，人员已减少了三分之一，以至于大地测量组难以为继而不得不迁到宜宾和同济大学的测量系合并工作，而海洋组必须依托厦门大学而长驻厦门，因此，留在北碚地理所本部的只有自然地理组和人生地理组。尽管施雅风更倾向于从事地貌、土壤、气候、地质等方面的自然地理研究，他的兴趣也在此，但他却和黄秉成一起被分在了人生地理组。好在组和组之间并没有太严格的界限，人员也可以自由换组，因此，施雅风编制在人生组，人却在自然组，和自然组的地理学家周廷儒、地质学家周令智同在一个办公室。
因为经费严重短缺而无力支持野外考察，所里的研究人员以整理之前的野外考察资料为主要工作。作为新人，施雅风刚进所时没有什么事可做，更别说担负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了。生活倒是清闲，田间散步、打桥牌、打羽毛球，有时还跑到北碚城里去玩，或泡温泉浴，但这终究不是他所要的，他总要做点什么。做什么呢？无非看书、听学术报告、写论文。
当时，国内国际的地理学家都很重视区域地理研究，而它也是地理所的传统和强项。在浙大读书时，施雅风参与过几次遵义地区的区域调查，他认为他具有区域调查研究的优势。正在这时，他看到了一本书，一位美国地理学家撰写的《地理学的性质》，内容核心是“地理学的焦点是区域差异”。他对这本书兴趣很大，甚至把它当成经典读物，反复阅读，反复研究。恰在此时，他接到浙大史地系助教陈述彭的来信，说史地系研究所准备编撰《遵义新志》，尚缺一篇综合性的文章。几股力量合力，促使他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遵义区域地理的论文，作为《遵义新志》的其中一篇出版了。
从事自然地理研究的，特别是像施雅风那样对地质地貌尤为有兴趣的最钟情于野外考察，只有野外考察才能获得直观的第一手资料而有利于研究。但施雅风进了地理研究所后，始终没有这样的机会，直到两年后的1946年，两次机遇接踵而来。虽然“两次”不限于地质地貌，更偏向于社会经济，也不限于“考察”，更偏重于“调查”，但这也足以让久居室内一向渴望野外的施雅风兴奋不已。这“两次”都与黄秉维，与他所在的资源委员会，与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有关。
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隶属于资源委员会，1945年夏成立于四川长寿县，是中国最早成立的一个全国性统辖水力发电的组织机构，工作职责主要是负责全国水力资源的开发规划、设计与施工。总处下设二个工程处、四个勘测处、五个勘测队（其中有一个是三峡勘测队）。
第一次的调查，时间在1946年的春天，内容是川西水力经济调查，目的是为了给计划中的岷江水电站提供成都平原灌溉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施雅风和同行的黄秉成、杨利普、毛汉礼调查了成都平原、灌县至汶川峡谷段的自然和经济情况；在随后半个月的时间里，施雅风又单独考察了五通桥盐场、峨眉山、宜宾、泸州。就这次调查，他撰写了一篇《川西地理考察记》，后来发表在地理所编辑的《地理》杂志上。严格说来，这并不是一篇真正意义的研究论文，从“考察记”三个字便可知那只是调查资料的整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刚刚结束调查便又接到了第二次调查任务。
第二次的调查，时间在1946年的夏天，内容是三峡大坝水库区淹没损失调查，目的是为三峡大坝设计提供前期准备。和第一次一样，施雅风参加此次调查也是黄秉维亲自点的名。这次，与他同行的还有黄秉成、蔡钟瑞、钟功甫，以及吕东明。他们五人当中，有两人研究生毕业，三人大学毕业，都有野外考察的经验。可以说，这个团队实力很强。
建设三峡大坝是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提议的，他建议在三峡建立相对高度最高200米的拦江高坝，用于发电兼具蓄洪、航运等功能。因此，施雅风他们从黄秉维那里得到的指示是“在200米高坝范围内分段调查各种土地、人口、房屋的数量，以及工商业、交通道路的损失，并估算这些损失的大致价值”。
在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施雅风他们徒步走了五千多公里，然后又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对调查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三峡水库直接淹没损失最大的是土地，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房屋。据此，他们合作撰写了五万字的《川东鄂西三峡水库经济调查报告》，然后交给了黄秉维。黄秉维补充了一个“序”后将报告交给了全国水力发电总工程处。
这时，时间到了1947年春天，内战已经全面爆发，三峡工程因此全面停止。那份报告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对于施雅风个人来说，此次经历收获不小，一来根据所获得的调查资料又另外撰写了两篇文章：《关于三峡工程的评论》（刊于1947年上海出版的《科学时代》）和《三峡区鹞子砾岩成因的探讨》（刊于1948年的《地理》杂志）；二来便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
实际上，此次调查并不是施雅风和吕东明遵义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从1944年到1946年，每年寒暑假吕东明都会到重庆，每次到重庆都会去找施雅风。除了时时谈论一些时局、国共两党关系外，吕东明甚至还让施雅风陪他到位于沙坪坝的中央大学、位于红岩村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又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编辑部见他的共产党朋友。此时的吕东明在施雅风面前不再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份，只是没有明确告诉他，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