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雅风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史地系新进了一个叫吕东明的职员，负责协助谭其骧编绘中国历史地图；施雅风留校读研究生那一年，史地系新生名单中有一个人叫吕东明。此吕东明乃彼吕东明。
早在上大学以前，施雅风就自认为颇有“担负起天下兴亡”的意识，从战地服务团退出后，他一度埋首书本，以做一个单纯的学者为奋斗目标，因此远离政治。然而，现实的不断撞击使他难以不闻窗外事：野外考察时看到的农村生活的困苦和国民党军队的暴行，使他深感政府的腐败。学生时代的一次“倒孔”运动是他参与的第一次政治活动。正是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吕东明。他的政治倾向因这个人而转变。
1.营救王天心：第一次秘密工作
施雅风参与营救王天心时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生，并无明确的政治立场，只是因为王天心是他的好朋友，因为王天心在“倒孔”运动中比较积极活跃而被抓捕，他看不惯，不服气，在他看来，“倒孔”是在情理之中的，是正义的。可以说，这次营救是他日后被中共地下党“相中”的原因之一。
“倒孔”的“孔”，是孔祥熙。“倒孔”运动首发于昆明的西南联大。1942年1月6日下午，大约有六七百联大师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不短的时间里又迅速聚集了三千多人。印着“倒孔”、“讨孔”、“铲孔”的小旗子四处飘扬，“打倒孔祥熙”的口号震耳欲聋，各种各种针对孔祥熙的标语贴满大街小巷。综合标语内容，孔祥熙的“罪”除了贪污腐败外，集中于利用职权用“飞机抢运狗”。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月前，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应各方要求，决定派飞机将滞留在香港的政府要员、社会名流、文化名人抢运回内地。在最后一批抢运名单中有《大公报》社长胡霖的名字。打听到航班抵达重庆机场的准确时间后，《大公报》委派的代表准时赶到机场，准备迎接胡社长。谁知，走下飞机的却是孔祥熙和夫人宋蔼龄、二女儿孔令伟，以及女佣和大批行李，外带几条洋狗，而不见胡霖的身影。
十天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份《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以修明政治案》的决议，重申“厉行监察、检察职权，修明政治，首重整肃官方”。胡霖被列入抢运名单是《大公报》总编王芸生通过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向蒋转达请求而得蒋同意的，如今，在王芸生看来，被抢运回来的不是胡霖，却是孔家的几条狗，大为震怒。结合那份“决议”，他写了一篇社论《拥护修明政治案》，直指“狗”事。
蒋介石听说此事，于社论发表当天要求《大公报》告知准确的消息来源。
同时严令交通部彻查。《大公报》后来的回复是“事属子虚，自认疏失”；交通部的调查结论是：因为香港交通已经中断而无法通知被抢运的胡霖等人，因此造成飞机上有空位，除了部分装载中央银行的公物外，其余由航空公司人员占用。至于那重要的“狗”（明确是四条，而且是洋狗），则是两位美国飞行员的私人宠物，而不归孔祥熙所有。
尽管调查结论形成的公函全文刊登在《大公报》上，但对国民党对国民政府早已失去信任的民众却并不把它当作真相，而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甚至认为那不过是政府采用的一贯的欺瞒手段罢了。对那些从来都置民众生死于不顾贪污腐败即便身处乱世仍享受着荣华富贵的政府官员，长期遭受苦难的民众深恶痛绝。所以，即使没有共产党地下党员暗中宣传和鼓动，出于对贪官污吏的愤恨，他们也会不问真相如何，只管借“狗”事发泄积聚已久的怨气。于是，“倒孔”运动如火如荼地漫延开来。
继西南联大之后，浙大也开始了“倒孔”。更准确地说，浙大是被西南联大鼓动起来的。施雅风回忆说：“记得是在一天早晨，何家巷饭厅门口贴出了昆明西南联大同学的来信，说他们已经上街游行，要求政府撤换孔祥熙。”（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显然，浙大的游行只是听信了西南联大的宣传，自己并没有对事件的真实与否进行分析和判断。因此说他们盲目或许过激，说到底，还是政府的公信力丧失得太厉害。
相比学生们的冲动，包括校长竺可桢在内的许多教师冷静得多。这个“冷静”并非表明他们完全相信那份调查公函从而相信孔祥熙是无辜的，而是出于保护学生的本能。面对街上荷枪实弹的军警，他们竭力劝阻学生不必鸡蛋碰石头。在学生们情绪波动的时候，史地系的一个叫王蕙的女同学站了出来，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她的激情、她的无畏一下子感染了大家。此时的施雅风不知道王蕙早已是受共产党影响的进步学生团体“黑白文艺社”的社员。
游行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竺可桢只能尊重学生。不过，他表示：“如果你们一定要上街，那么我来带头”。这个“带头”，也并非表明他对游行行为的无原则支持，而是为了避免学生与军警发生冲突而遭受意外。因此，他一再强调：“大家要有秩序，勿与军警发生冲突。”
示威分两个部分：游行和宣传。施雅风参加的是宣传队，负责沿街张贴标语，还到茶馆、酒楼、戏院等公共场合演讲，揭露孔祥熙的贪污腐败行为，控诉政府对贪官的纵容和庇护，宣扬要求政府撤换孔祥熙的意义。在位于新城丁字路口繁华地段的一间茶楼演讲完赢得听众阵阵掌声后，施雅风被茶楼老板要求留下姓名。热血青年多有“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气，然而，此时的施雅风却没有因豪气而冲动，他很清醒地意识到无论是游行还是宣传都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危险。照当时的情形，若不留下姓名是走不脱的，他的反应很快，很机智地留下了一个假名字：刘树百——这是他一个早已离开人世的表姐的名字。
果然，危险在一个月以后学生们已经逐渐淡忘了的时候来了。其实，游行后第二天，学校就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教育部派下人来安抚学生，说“上头”会尽量考虑他们的诉求并尽可能满足，还许诺从此以后只要安心学习不闻政事就不再追究此次参与游行宣传的人的责任。事后证明，那不过是烟幕弹。在运动中表现活跃的积极分子，助教潘家苏、学生滕维藻，还有中文系的何友谅、史地系的王蕙等人相继被捕。当然，逮捕他们也并非完全事出“游行”，还有他们长期以来积极从事进步活动、参加进步社团“马列小组”、“黑白文艺社”的原因。
听到消息，施雅风一下子紧张起来，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好朋友王天心。他知道，若论积极活跃，王天心比何友谅更甚。如今，连何友谅都被捕了，王天心怎能逃得了？没有多余的考虑，他要救他。
之前，王天心去了湄潭。要尽快将危险的消息告知于他，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打电话或发电报，一个是亲往湄潭一趟。此时的施雅风尚没有任何地下工作经历，更没有白色恐怖下的斗争经验，但他有冷静的头脑，有非常状态下的应急能力，这个头脑、这份能力足以部分弥补工作经历的不足、斗争经验的欠缺。他没有选择打电话和发电报，理由是担心电话被监听、电报被拦截。他选择徒步赶赴湄潭，一来他有坚韧的毅力，这毅力来自于他对正义的坚持，对同样坚持正义的友人的支持；二来他有足够的脚力，这脚力缘于他几次野外考察锻炼的结果。也正因为他时常跑野外，所以他短暂“消失”也不会引人注意。
遵义距湄潭大约八十多公里，施雅风背着用以掩护的里面装着一整套野外考察必备的工具的大包，沿着遵义通往湄潭的公路疾走，一天就走了40公里。他一边走一边担心他往湄潭走，而王天心正在返回遵义的路上，两人因此失之交臂。他想王天心返回遵义，一般来说不会徒步，有可能选择搭便车，便用了一个土办法，沿途看见有车过来就招手拦下，看王天心是否在车上。整整走了一天，无收获。当晚，他在中途的一个叫“虾子”的地方住了下来。
第二天一早，他继续往湄潭行进。走到下午三点左右的时候，迎面开来一辆卡车。他照例拦了下来。真是太巧了！王天心正在这辆车上。施雅风大感意外又大为兴奋，他连忙将学校发生的事告诉了他，嘱他暂时不要回学校，先避避风头再说。
这辆车的目的地是贵阳，但途经遵义，王天心正是搭车回遵义返校的。如今情况有变，他决定随车去贵阳。然而，此车当夜要在遵义停留，次日才能再上路。王天心认为只要能在遵义熬过一夜就安全了，决定还是随车先回遵义。这样，施雅风也上了车，两人一起返回遵义。
在距遵义还有一段路的时候，他俩下了车，与司机约好第二天早上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沿小路悄悄潜入城里，摸进了叶良辅的家。对于王天心的处境，在叶良辅的面前施雅风并不避讳，因为他了解老师。叶良辅果然并不以为意，很同情他，不但招待他吃了晚饭，考虑到自家房小人多而隔壁的张荫麟是单身汉，还建议他当晚在张家住。
正在安排，意外发生了！有人敲叶家的门，打开门一开，竟然是系主任张其昀。无论是叶良辅，还是王天心、施雅风，都知道张其昀的政治倾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蒋（介石）派、坚定的三民主义拥护者。如果王天心上了黑名单，张其昀不会不知道。突然间彼此面对面，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起来。王天心紧张，他明白已无法逃脱；施雅风紧张，他不仅为王天心担心，也明白自己被牵连进去，而且还有可能连累恩师叶良辅。
看来，张其昀的确是知道王天心情况的，所以他才会直接问他：“打算怎么办？”既然无法回避，王天心也只能直面，但他并没有丧失机警，他避重就轻：“正没有主意，请老师指点。”张其昀没有当面“指点”，而是让王天心到他家去面谈。不去当然不可以。施雅风不放心，陪着一起去了，只不过他没有随王天心一起进屋，而是守在门外。等了一会儿，王天心出来了，手里拿着一张张其昀开出来的、盖有史地系公章的“旅途查验放行”的证明。
“旅途”？施雅风有些疑惑。王天心笑着解释，那是为了便于到湖南、广西一带搜集毕业论文所需要的资料。“搜集资料”？施雅风明白那不过是能够摆上桌面的说辞罢了。他不知道这个借口是王天心提出来而张其昀同意的，还是二人共同商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张其昀并非如他们所担心的那样，一味虔诚自己的信仰，而是作为一个老师，尚未丧失保护学生的良知。
从张家出来，施雅风又帮王天心收拾了行李，还托王的同乡好友吴士宣准备好了旅费。第二天早晨，他和吴士宣将王天心送出了城。以后的事情是后来知道的。王天心先到了贵阳，后去了桂林，然后改名叫王知伊，在一个中学教书，又转到开明书店负责编辑《中学生》杂志和历史文学书籍。当然，他加入了共产党。如果没有施雅风，王天心很可能会像王蕙那样在位于重庆兴隆的一个集中营受一年的折磨，也有可能像何友谅那样最终惨死在集中营。
起初，施雅风以为自己营救王天心神不知鬼不觉，其实，他只是营救链条中的一环，其他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都可能前功尽弃。那天，当他在半道上截住王天心并劝他暂回遵义时，他不知道，当时在车上司机旁边坐着的那个穿着便服的人是浙大军训教官。施雅风和王天心就走与不走的对话、王天心与司机就次日相约的对话，都未逃得过这个教官的耳朵，他只是不露声色而已。一回到遵义，教官就将此事向校长室主任秘书诸葛麒做了汇报。从诸葛麒那里，施雅风的同班同学赵松乔也知道了。教官、诸葛麒、赵松乔、叶良辅、张其昀、吴士宣，只要有一人说出去，那么，王天心的命运、施雅风的前途恐怕都会发生逆转。这一切施雅风直到解放以后才从赵松乔那里获悉，想想不禁有些后怕。
还有一个人也知道，不过他是绝不可能泄密的，他就是吕东明。
当时的浙大分几个校区，一年级新生在永兴，施雅风就读的四年级在遵义。作为史地系职员，吕东明正协助谭其骧教授编绘中国历史地图，工作地点就在永兴。听说了王天心被救一事，他特地从永兴赶到遵义，为的就是见一见救人的施雅风。或许在他看来，那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是有被争取的可能的。此刻，施雅风当然不知道吕东明的真实身份和此行的真实目的，吕东明只是告诉他，他是王天心的同乡，想了解一下王天心离开遵义后的情况。
不用说，吕东明到浙大是被党组织派去的。第一年，他当职员，依靠浙大的同乡、进步同学了解到浙大虽然没有党组织，但有进步社团，比如，黑白文艺社、浙大剧团、大家唱歌咏队、塔外画社、质与能社（自然科学社团），甚至还有秘密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这些都是将来的革命力量。“倒孔”事件后不久，中共南方局为了恢复被破坏的贵州地下党组织，派人到浙大与吕东明建立了联系。尽管他们没有因此在浙大建立党支部这样的组织形式，但联系进步学生、将他们发展成党员是他们的职责之一。
这是他俩的第一次见面，没有谈很多，更少涉及政治话题。聊天中，细心的施雅风发现吕东明好像正生着病，一问果然是，感冒、发烧，再问他尚没有找到住处，便立即忙开了：安排他在自己的宿舍住下，到校医院开了感冒药、退烧药，到食堂打来可口的饭菜。“王天心事件”让吕东明感受到施雅风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如今，他又看到了施雅风朴实而善良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