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斯密经济哲学方法中的社会性维度
从社会性的维度对亚当·斯密经济学在哲学方法层面上的意义进行梳理，不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斯密经济哲学方法的内涵的理解，而且还能帮助我们通过认清斯密与后来者的关系进而对以后思想家的观点譬如马克思的哲学观点作出正确的理解。国内学界对这一具有学科交叉性问题的研究应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张一兵教授在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隐性哲学构架的研究方面已经作了许多重要的原创性工作（参见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在我看来，有两个问题需要加以特别的注意：一是如何理解斯密经济学中的社会性方法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斯密在经济学的视域中对“社会”的理解是不是直接就是经验主义的？我以为不能这么简单地看。从直接的经验主义的角度来看社会，所看到的必然只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人。这些孤立的个人之间即使发生关系，那也至多是那种源自于人的基本生物本性的类关系。在这种思路上，“社会”必然是先验的。而斯密的“社会”跟这不完全相同。在他那里，无论是在道德领域还是在经济领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组成的社会结构都是他理论阐述的重点。真正从孤立的个人的角度来看社会的人，必须把理论的重点放在对“社会”的先验内容的阐述上，而斯密明显地不是这样。因此，斯密经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应该是一种本质上的而不是直观上的经验主义。二是如何把握斯密在经济学层面对社会中的关系与结构的具体性研究与他在哲学层面上对社会性的新理解之间的关系。斯密研究了现实社会中的关系性存在和结构性存在，这是一个方面。但在我看来，斯密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他根本上是把社会当作了一种客观关系性的存在。“社会”的内容就是由其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产生并决定的，在此之外没有其他的什么“社会”。这便决定了斯密的思想与法国启蒙学派和后来的德国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一些也曾涉及经济领域的哲学家的思想之间是有很重要的不同的。应该说，斯密在哲学的社会性维度上完成了一个从先验到经验的转变。只是由于他无法正确把握这种经验性社会的历史的、发生学的本质，才导致了他最终在对社会的理解上与后来的马克思的观点有重大出入。
一 社会性思维范式的形成
在斯密的思想发展过程中，是先有对作为启蒙运动一般内容的社会哲学的研究，然后再进入一般的欧洲大陆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没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的。在斯密故乡卡柯尔迪市政府大厅的墙壁上刻着该市杰出人物的名字，在斯密的名字下面刻着“伟大的社会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的字样。应该说这是对斯密思想中两大主要内容的简要总结。不过，如果我们能对后一个概念即“政治经济学家”的内涵作准确的把握，那会更有利于对斯密经济思想本质的理解。这里的“政治”应该有别于在这之前的重商主义者的“政治”。重商主义者即使是在表面上也明确地为自己的理论面向社会中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他们利用与封建王朝之间的特殊关系，用特权、垄断和国家干涉等办法来维护自己的特定利益。应该说，这种经济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的“政治”经济学。而在斯密那里，“政治”一词更多地应该在“社会”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斯密时代，产业资本主义才刚刚开始，斯密的经济思想本身应该说更多地面向在重商主义时代无法获得自身利益的广大劳动群众的，用利益原则来取代特权原则是其思想具有严格的启蒙内涵的体现。所以，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如果放在社会经济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在我看来，似乎更能抓住其本质内涵。当然，如果站在后来者的角度来反观斯密的经济理论，其为资本家利益辩护的理论本性当然是很明显的。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斯密时代社会的阶级本性还并没有像后来李嘉图时代以及马克思时代那样明显，或者说，后者的社会状况本身恰恰是在前者获得发展的基础之上得以出现的。“阶级”（class）这一概念是斯密时代其内涵发生重要转变的几个重要概念之一，其他几个概念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艺术”（art）、“文化”（culture）。英文“class”一词在1740年之前的普遍用法是指学校或大学里的一个级别或群体。从1740年开始，现代意义上的“阶级”的含义才逐渐出现。真正具有社会意义的“class”一词的现代用法，在18世纪末才开始建立。英国著名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对这种语言的变迁与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曾作过较为深刻的阐述（参见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导论”）。如果我们从“社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斯密思想中的上述两大部分，其内在关联就显而易见了。斯密正是用他所得出的社会哲学方面的一般方法论来深入到经济学的研究之中的。同时，由于这种深入，斯密的社会哲学方法本身也获得了发展。
沿着斯密的思想发展线索来审视其经济哲学方法中的社会性维度的形成可能更有利于我们对其思想本质的把握。几乎从斯密思想发展的一开始，其方法论平台上就并存着两个在斯密那里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部分，即历史发展的方法与社会静态的分析方法。既相信历史发展阶段性又试图用简单和优雅的牛顿式的原理法来解释社会中复杂的现象，最后只能用不同的社会机制和抽象人性的相互作用这种很含糊的方式来解释所谓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这是所有苏格兰历史学派思想家共有的特点。斯密受牛顿式的自然科学方法论影响很深，他几乎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定下的理论任务是，像牛顿解释自然现象一样，分别用简单明了的原理或原则来对社会科学中的各个领域进行牛顿式的解剖。尽管独特的苏格兰历史背景使他的方法论中加进了历史的线索，但应该说，从本质上讲，他的方法论重点在于社会性的方法方面。斯密思想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对这种社会性方法的内涵的理解的不断深化的过程。
在1748年的《关于修辞学和美文学的演讲》中，斯密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用几条原理来解释社会科学中的各种现象的所谓“教诲式”的阐述和研究方法，并把它与“诗歌的”、“历史的”和“修辞的”三种方法并列在一起。此时，斯密对原理或原则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产生与运作机制还不甚了解，也就是说对哲学方法论中社会性维度的内涵实际上还无法深刻把握。从思想来源上看，他极可能受到了休谟等人既注重从人性出发解释社会现实又注重历史学研究的思想方法的影响（休谟既是著名的人性论哲学家，又是著名的英国史专家，但他实际上没有达成关于事实的历史研究与关于人性的理论研究之间的统一）。斯密把“历史的”与“教诲的”的方法并列在一起，其原因正在于此。休谟的经验主义认识论对斯密的影响还表现在紧接其后的三篇重要的论文中，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来描述》、《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古代物理学史来描述》、《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古代逻辑和形而上学史来描述》斯密临终前在要求朋友焚掉其全部手稿时，特意把早年这一有关天文学史的手稿除外，这说明这份手稿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尽管在具体的思想内容上两人有些不同。休谟认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是由于人们经常经验到它们处在前后序列之中的缘故。斯密首先承认了这一点。不过，他又把思想往前推了一步。斯密说，如果你按照经验的序列所希望出现的事物没有出现，或者你面对的是一些杂乱无章的东西，那么，这时你就要运用想像力来“想像”出事物之间的“链条”关系。也就是说，解释事物现象的原理在此时的斯密看来是靠“想像力”来达成的，“哲学因此可以被认为是能够归结为想像力的那些艺术之一”Adam Smith， Essays on Philosophical Subjects， Edited by W. P. D. Wightman and J. C. Br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p.46.。既然斯密此时更多地是站在经验现象的层面上把对社会的解释理解为想像力的结果，那么，他当然没有必要像其后来分析道德和经济现象时那样仔细地理解社会性的产生机制了。因此，从上述三篇论文的题目就可以看出他此时是把注意力重点放在历史性层面上的，致力于研究“想像力的发展线索”，因为在其此时的思路中这就是哲学的线索，这也是为什么他认为对“哲学原理”的研究可以用像天文学史、古代物理学史等来说明的原因。
在1759年的《道德情操论》中，情况有了显著的不同。此书是斯密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哲学方法论首次出现的地方。斯密在这里把伦理道德层面上的社会性思想作了极为深刻的阐述，对他这一层面的社会性思想的理解对于我们把握其经济哲学中的社会性方法论维度的本质是极有帮助的。斯密把哲学方法论的重点从历史性维度转向社会性维度的原因，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应该是出于他在写完关于天文学史的那篇论文之后关于英国哲学发展之方向的考虑。在“给《爱丁堡评论》的信”中，斯密对这一点作了阐述。在介绍了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在自然哲学史研究方面的长处之后，斯密说：“英国人的独特的创造性才能不仅在于自然哲学领域，而且还在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部分抽象性的科学领域。”Adam Smith， “Letter to the Edinburgh Review”， in Essays on the Philosophical Subjects，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249.在他看来，包括霍布斯、洛克、曼德维尔、哈奇逊等人在内的很多思想家都已经在这些抽象性的科学领域内提出了重要的独创性思想。而这些领域与自然哲学领域的一个不同在于，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已经充分地展示了出来，就看你能否对它提出新的观察和解释。斯密认为，如果在自然哲学中法国已经领先了话，那么，在道德、形而上学等研究领域内，英国是走在前列的。他还论证了在这些领域中法国思想家（如卢梭）受到了英国思想家如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中的思想的影响。因此，有理由认为，出于推动英国哲学发展的愿望，斯密在写完有关天文学史的那篇论文之后，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道德、形而上学等抽象性的领域，尤其是道德问题的研究中，他加入了要给已经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提供新的观察和解释的思想家的行列。而正如他自己所认为的，对道德问题的研究关键在于对已经呈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提出新的独创的解释，这便决定了他原有的以历史性为主的方法论思路必然要让位于以静态社会性为主的方法论思路。
《道德情操论》展示的是伦理学意义上的社会性维度。斯密在这里明显地把自己的观点与先验性的社会观以及尽管谈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客观现实关系，但仅把这些关系视为人的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的观点划清了界限。美德是什么？斯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没有走向完美的人的理论假设以及由此而生发出的先验道德观，而是把道德的内涵问题与产生道德的原因联系在一起，完全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界定道德的产生及内容。在《道德情操论》的一开始，斯密就说：“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页。斯密认为这就是人的“同情”之本性。“同情”（sympathy）一词在斯密此时的语境中更多是一种人处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感情（fellowfeeling）的意思，而不单纯是我们现在所通常所说的同情心。斯密自己对这一点也有说明（参见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页）。另外，从斯密在此书中对这一概念的运用来看，同样可以看出上述这一点。区别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果按照后一种意思来理解，那斯密的整个道德体系就可能被理解为是建立在人的仁慈心的基础上的。在经济学方法论史上，后来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所谓“斯密问题”即《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所理解的人是根本对立的观点，就是建立对斯密“同情”概念的误读的基础上的。这样，《道德情操论》中很多关于社会性方法论的重要思想就被严重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