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聚了多时的忧虑、郁闷、焦躁、愤恨，随着找出的可用做证据的档案越来越多，一点点地化解了。倪徵越来越看到了曙光，希望在增加。但他的心情无法完全放松，甚至还要更加紧绷神经。因为接下来，他要进入真正的战场，开始真正的战斗——要上庭了。他不敢有丝毫大意。
4．庭上诘倒战犯
从外表上看，倪徵胖胖的，温良敦厚；目光中少有冷峻和尖刻，更多的是恬淡和舒缓，让很多人不相信他是从事法律职业的。
法律是什么？是维护正义、秩序和公允，是冷静、理性和中正。所以，法律职业不但没有使倪徵暴躁和激烈，反而延续了他天生安静平和的个性；反过来，他的个性又使他在工作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中立而不偏倚的理性立场。
在审判战犯的问题上，倪徵并没有以牙还牙、以命抵命的单纯复仇心理。他站在人类这个层次之上，以维护秩序、主张正义为目的，从国际法的角度，尽力让战犯们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偿还他们亏欠人类的罪责。但是，日军挑起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怎能以平和、理性的心态待之？即便如倪徵，也很难做得到。在准备上庭前，倪徵的内心充满了少有的义愤和仇恨，也充满了斗志和决心。
倪徵与检察长季南（右）、向哲浚（左）在法庭上1947年9月10日，东京审判的第三个阶段，即个人辩护阶段终于开始。倪徵说：“这个阶段，对被告们自己来说，是一个关键性阶段，也是众人瞩目的阶段。”实际上，这个阶段，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坎；对倪徵来说，更是一个考验。成败就在此一举了。
这个时候，28名被告里有两人先后病死，一人因精神病而免受审判。在剩下的25人中，按照姓名的英文字母的次序，土肥原贤二被排在第二个出场自辩。那天，是9月16日。
在辩护律师简述案情后，按照程序，由土肥原所举证人上庭受讯。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是土肥原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时的新闻课长爱泽诚。他的供词主要是说沈阳特务机关仅仅负责采集新闻情报，并无其他针对中国人的秘密活动，甚至说土肥原为人忠厚、老实又坦白。
轮到检方反诘了。
“你是否知道土肥原贤二于1935年阴谋发动军事政治攻势，企图在平津组织‘华北五省自治’？”倪徵的英语语调十分平淡，语速也不快，没有抑扬顿挫，没有冲天怒气。问完这句话，他转过头去，很平静地看着爱泽诚，似乎是耐心地等着他的回答。
爱泽诚显然没有准备，一时竟无言以对。
正在他竭力思索着，斟字酌句，试图找到一个恰当的语句回应时，倪徵赶在他开口之前，进一步质问：“对于此事，当时的外国报纸均有报道，你这个新闻课长难道会一无所知？”
倪徵仍然不给爱泽诚喘息的机会，只稍稍停顿了片刻，又接着问：“你作为新闻课长，曾经亲自签署文件向上级报告外国报纸关于此事的报道，你否认吗？”
爱泽诚怎么能够否认，他知道眼前的这个胖胖的中国检察官如果手里没有他那份签署的文件作为证据，是不会这么胸有成竹的。但他又不能直接回答“不否认”。他只能沉默着。
双方刚刚开始交锋，倪徵就很明显地占据了上风。他准备得充分，计划得周详。他要乘胜追击。他又提交给法庭一份关东军的《奉天特务机关报》，该报告的首页盖有土肥原贤二的名章，其中一页这样记道：“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和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
这是倪徵的策略。虽然这时他针对的主要是土肥原，但他却不失时机地连带出板垣，可谓一箭双雕。当时他在找到这份文件时，就感觉十分好气又好笑。土肥原素有“中国通”之称，居然连中国成语都能娴熟运用。然而，这恰恰又是他们在中国作恶多端的证据。
爱泽诚仍然没有话说。可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在庄严肃穆的法庭，出现了一小段插曲，犹如上演了一幕滑稽剧。
“我反对！”土肥原的美籍律师华伦跳将出来，“我反对检控方谈论与本案无关的、关于一只老虎的事。我请求法庭拒绝接纳这份文件作为证据。”
听了这话，倪徵几乎忍俊不禁。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上，他不得不耐心细致地解释“谈虎色变”这句中国成语：“在中国，有的家庭里，小孩子不肯睡觉时，他的父母就会用‘再不睡觉，老虎就要来了’吓唬。小孩子害怕老虎，就会乖乖地睡觉。这句中国成语的意思是，一谈起老虎，脸色就变，因为害怕。在这里的意思是，中国人一谈起土肥原、板垣两人，有如提到猛虎，都很害怕，足见这两人的凶恶。”他的这番解释在法庭内引得哄堂大笑。
“我反对！”华伦却不依不饶，“我反对检控方的语言带有侮辱性，侵犯了我当事人的人格。”
倪徵反应机敏，立即反驳：“证人爱泽诚作证说被告土肥原贤二为人忠厚、老实又坦白。在证据法则中，这叫‘品格证据’。我现在针对这一陈述，提出被告的为人如同猛虎，完全符合证据法则内‘反诘’时提出的证据必须有针对性的要求。”
华伦返回律师席。爱泽诚低下了头。土肥原其实是很紧张的，他脸部的肌肉一直绷得紧紧的，眼睛几乎不眨地死死盯着法官席。但是此时，他却故作轻松地扭动了一下身体。
土肥原的第二个证人是日本前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土肥原为扶植溥仪去东北成立伪满洲国而去天津活动。当时，日本外务省曾担心此举可能会在外交上处于被动，指示桑岛就地劝阻。但是，土肥原一意孤行，为此，桑岛多次电告外务省。在倪徵手中的一份桑岛致外务大臣币原的专电中，即详述土肥原不听劝告，煽动天津保安队起事，将溥仪装在箱内运往塘沽登船去东北等。
然而，面对这份证据，证人桑岛却说：“我那是听信了流言，并不可靠。”
倪徵不急不恼，反诘道：“可是在你的电报中，明白无误地记录说，你是与土肥原贤二进行了数次会谈，但他仍然不听劝。这还能说是听信了流言吗？”
桑岛沉默了。土肥原的眼睛里泛出了无奈。
土肥原的辩护律师拿着一份《李顿报告》（前国际联盟于九一八后派了以英国的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调查后写的一份调查报告），称九一八发生后的当夜，沈阳全市混乱不堪，土肥原出任“沈阳市长”，维持秩序有功。
倪徵毫不客气：“一个受外国驻军委派的外国人来中国当‘市长’，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
律师无话可说。
如果说刚刚开庭时，倪徵还有些紧张的话，此时，他则完全放开了，而且信心大增，越战越勇。对于诉讼规则的掌握与诉讼技巧的运用，他渐入佳境。
但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却让他始料未及，土肥原放弃了自辩权利。按照英美法诉讼法则，被告有权保持沉默。实际上，土肥原自开庭的第一天，向法庭回答了一句“不认罪”之后，数月来，他在法庭上没有说过一句话。若不是按照法庭要求，必须由被告本人承诺“认罪”或“不认罪”，相信他也一定会让律师代他回答。
土肥原毕竟是间谍特务出身，很明白言多必失的道理。在他的证人一个个被倪徵驳下的时候，他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中国检察官是个善于捕捉漏洞的高手。在中国呆了这么多年，除了“谈虎色变”，他还知道中国的一句俗语：死活不开口，神仙难下手。要保护自己，也只有哑巴到底。
土肥原的这一伎俩和用心，旁人也都看出来了。1947年9月18日出版的《东京新闻》就这样分析说：“土肥原曾任奉天特务机关长，为关东军在华活跃之中心，此次采取特异立场，不自登台陈述，实为避免中国检察团于反诘时集中攻击，致遭不利。”
土肥原的双唇紧闭，的确给倪徵带来了困难，使他失去了当面反诘他的可能，也失去了见缝插针，提出新证据的机会。为此，他有些苦恼，更有些遗憾，但无可奈何。他只能利用其他的机会，只是他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板垣征四郎的个人辩护阶段是从1947年10月6日开始的。他向法庭提供了15名证人，来势汹汹。却不曾想，他的第一个证人岛本是被倪徵轰下证人台的。
岛本是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在沈阳附近柳条沟指挥日军的联队长。他作证说，当晚，他赴友人宴请，回来后听说柳条沟发生了事情……
倪徵打断了他的话，问：“你说你赴友人宴请，宴请必有酒啊。你喝酒了吗？”
“喝了！而且是酒醉而归。”岛本毫无防备。
倪徵改变方才平和的语气，厉声说：“你当时喝了酒，你今天跑到法庭上来作证人，你没有资格，下去！”然后，他向法庭声明：“该证人自称当晚酒醉而归，就没有作证资格，不应让他继续陈述当晚发生情况，请法庭拒绝他继续作证。”法庭认可。岛本在证人台上还未站稳，就被轰了下去。
岛本之后的第二个证人是1938—1939年板垣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他作证说，板垣在其任陆相时一贯整饬军纪，故而他手下的日本军并无不良之举。他还说板垣不但不是战争狂人，而且始终坚定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期尽早结束战争等等，极尽美化之能事。
倪徵依然神定气闲，语气和缓。他问：“你身为陆军省次官，是必然要以陆相的意旨为意旨。换言之，你所经办的事情，是否也必须为陆相所认可？”
“那是自然。”山胁不知倪徵话中之意，只顾照实回答。
倪徵拿出一份山胁于1939年2月以陆军省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由支（那）返日军人言论》通令。该通令列举了返国军人向亲友谈话若干种，并明令禁止传播。倪徵宣读了通令中的部分内容：“作战军人，如经个别侦查，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强奸后如欲无事，或则给以金钱遣去，或则于事后杀之以灭口。”“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以机枪扫射，以测验军火的效力。”
“对于这份通令的真实性，证人有何异议？”倪徵故意这么问。
山胁没有回答。
倪徵又说：“既然证人方才已经承认，你所承办的一切，都必须经陆相所认可，那么这份通令中所显示的日军在华暴行，被告应当也是认可的。你还能说被告是主张撤军的吗？”
山胁更加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