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适应新社会
解放之初的新气象，让倪徵原先有些不安的心放了下来，并渐渐地开始有了欣喜和激动。当他听到上海律师界前辈沈钧儒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史良出任司法部部长，原“稷社”旧交杨玉清任司法部副部长，另一旧交杨显东任农业部副部长时，他暗自庆幸当初的选择。
新气象必然要有新改变。这不仅体现在全国范围内的课程改革、院系调整上，也体现在对人的思想开始了改造。
1950年秋，东吴法学院进行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倪徵在原来的教授兼法律系主任之外，又兼任教务长，负责教学。在他的推荐下，由他的校友、原司法行政部的同事杨兆龙担任院长。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他俩合作对学校的课程进行改革。原东吴法学院侧重比较法，但只重视英美法系。如今，形势变了。他们认识到应该向大陆法系倾斜，特别是加大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法系的比重，以及增加亚洲周边国家民、刑法律的课程。此外，他还建议增设一些有关国家法院组织及诉讼程序的课程。
在这个时候，倪徵性格中安守本分、绳趋尺步的一面充分表现了出来。但从另一面来看，他又是个适应能力很强的人，能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很快调适好自己。尽管在以后的一系列变动中，他并非没有自己的想法，并非没有些许不解与苦恼，甚至不满，但他都能去适应。
第七章新中国的法律顾问两年后的暑期，全国高等院校的教师们被要求进行思想改造，具体程序是听党的领导人的报告、分组讨论。而分组讨论的内容就是每个人介绍详细履历，剖析自己自解放以来的思想活动和转变过程。倪徵和其他年老的教师被分成两个小组，分别学习讨论，时间持续了一个月。
与此同时，院系进行大调整。上海全市有17所私立高等院校停办，这其中就包括东吴法学院，还有倪徵熟悉的沪江大学。从感情上来说，倪徵对此是很难接受的。东吴法律系未毕业的学生全部并入新成立的上海华东政法学院，而教师则等候分配。倪徵很清楚，这是因为他和其他的“老”教师都是从旧社会中走过来的旧的司法人员，他们的思想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旧法观念，亟待清除。
由于17所高校被停办，除校产各在原校处理或归并外，关于教务方面的未了事务，比如给毕业生发放毕业文凭、移交在学学生的学业成绩、保管已毕业学生学业成绩、签发学历证明、涉及原校教师学生的咨询工作等等，各院校都必须留一定人员负责办理。停办的17所院校的联合办事处集中在原东吴法学院旧址，诸院校的文件资料也被集中于此存放。原沪江大学校长余日宣被指定为总负责人，倪徵则被指定为常驻代表，负责有关停办的日常协调工作，及同华东高教局保持联系。
在这里，倪徵一干就是两年。起初，他对自己的前途有些担忧，不知道联合办事处工作结束后，他该往哪里去。既然没有被分配到华东政法学院，他自认为他们已经没有了这个资格。因此他估计自己可能不再有从事法律工作的机会了。他是学法律出身，一旦失去这样的工作，他又能干什么？他不得不为自己的未来，重新设想，重新计划。
一番思索与观察后，倪徵将眼光瞄向了俄语教师这个新行当。
本来，他因为常驻代表的工作太清闲，而有了更多的看书和学习的时间。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学俄语的气氛下，他很自然地将英语丢在一边，转学俄语。实际上，他对俄语并非完全陌生。早在抗战中，他在上海特区法院工作时，为了避难，曾在上海的亨利路租了一间小公寓暂住过一段时间，那里是俄国人的聚集地，有“小莫斯科”之称。天生语言能力超强的倪徵，就在那时接触到了俄语，并有了一些基础。如今，他重拾旧学，与同事们合请了一位俄语教师，每周上课两次。同时，他还报名参加了一所俄语广播学校的学习，每天中午听广播学习半小时。
重新找寻出路，对于年届五旬的倪徵来说，可谓无奈之举，但他并没有满腔怨气与愤恨。他将学习新的知识作为一种乐趣、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对俄语的学习，由起初的为学习而学习转为自觉的强烈兴趣，因而也就表现出超强度的刻苦。他给自己定下每天熟记30个单词的指标，在任何空余场合，他都念念有词。他规定自己入睡前，必须将白天学习过的单词和词句默背一遍。其间，他有一次携女儿去杭州旅游。游至西湖，时近中午，他顾不得吃午饭，因为到了俄语广播时间。于是，他爬到玉皇山顶一家顾客不多的素菜馆里，与店主协商后，打开了无线电。他一贯的计划性和严格按照计划行事的处事态度，使他的俄语水平进步神速。不出几个月，他就能阅读俄文书报，不久又能研读俄文政法理论书籍了。
学习俄语的目的，倪徵并非只是为了与社会同步，不仅仅是为了多掌握一门语言工具，也是为了他将来的出路。因为当时各个学校都急需俄语老师。既然他已不能当法律老师，当个俄语教师其实也挺好。
都说机遇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倪徵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自己，虽然不免有随遇而安的消极倾向，但客观上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重新出发的资本。
果然，在办事处的工作结束后，他奉调上海同济大学。
一个新的考验随即摆在了倪徵的面前。到同济大学，他只是兼任俄语教师，主要工作却是图书馆主任。对于一般人，突然接到一份从未接触过的、对其专业知识毫无了解的陌生工作，难免有些紧张。倪徵接到这样的工作安排，起初也不免有些吃惊，但随即他便也坦然了：既然已经做好了放弃法律专业的准备，法律以外的任何工作，又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如期到同济大学报到的倪徵被同事们尊称为“同济大学唯一的法学家”，这多少让他有些失落。唯一的法学家，却不能从事法学工作，而必须与图书、编目、采购、保管、借阅等与法学毫不相干的工作打交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倪徵从容地接受了，而且干得很认真，也很专业。到两年后离职时，他已经熟悉图书馆工作的所有流程，也掌握了各流程中的专业知识。以至后来在外交部条法司工作时，对图书资料的管理，他还能提出专业管理的建设与意见。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学什么都认真学，也学得好；干什么都认真干，也干得好。
2．为最高决策做参谋
倪徵从来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他的法律专业知识会对政府的战略决策产生影响，会对国家主权产生影响。
1958年8月下旬的一天，倪徵突然被通知去北戴河开会。这时，他是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简称“条法司”）的法律顾问。下午，他和条法司专门委员刘泽荣如约先到外交部部长助理乔冠华的办公室集中，然后随乔冠华和一位雷参谋一起乘车前往西郊机场。远远地，他就看见一架小型的草绿色飞机安卧在停机坪上，四周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他意识到，这飞机不是普通的民航客机。
上了飞机，他才被告知：这是周恩来总理的专机。他不免暗暗吃惊。他悄悄地环顾飞机内的陈设，并不觉华丽，只像是一间洁净的小公寓。刘泽荣当然也很惊讶。两人并不说话，只是对视了一眼，就知道彼此的心思了。他们已经明白，他们要去开的“会”，一定不同寻常。
专机在平稳地飞行，倪徵的脑子在迅速地运转。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去开会？会议的内容会是什么？思来想去，特别是回顾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的形势，他渐渐理出了头绪，他料到与台海局势有关，与海洋法问题有关。
在这年的2月份，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日内瓦召开，但新中国未被邀请参加。作为条法司的法律顾问，倪徵不能不关注此次会议。
所谓“海洋法”，是为了确立海洋区域的法律地位，规范各国在海洋活动中的行为的国际法分支。历来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承认沿海国家有权在海岸以外划定一定宽度的水域，属于本国主权范围之内，别国不经允许不得擅入，这就是“领海”。
但是，领海的宽度到底是多少？沿海国在领海内到底能够行使哪些权利？这些问题，在国际上却始终没有统一定论，各国的实践不尽相同。在1930年的海牙国际法编纂会议上，英国和美国率先主张领海宽度为3海里（相当于5．556公里），但有些国家主张超过3海里，因此未能达成协议。1931年，国民党政府宣布中国领海宽度为3海里。
然而，联合国的这次历时两个多月的海洋法会议，虽然通过了关于领海、公海、渔业和大陆架等4个公约，却仍然没有就领海宽度问题达成协议。不过，主张超过3海里的国家已大大增加。
在此之前，台海局势已经十分紧张。台湾海峡不仅是蒋介石用来分隔大陆和台湾的天然屏障，也是他梦想反攻大陆的唯一渠道，他以金门、马祖为基础，时时对大陆沿海城市进行骚扰。美国驱逐舰更是公然挑衅，已驶至离大陆仅12海里区域，肆意盘查来往渔轮和各国商船。在这种情况下，军事反击是当然的。但更重要的是，应当尽快确立中国领海宽度，保障主权不被任意侵犯。
这就是倪徵和刘泽荣被召去北戴河开会的原因。
飞机在飞行了半个小时之后，降落在山海关军用机场。随后，他们一行四人乘车赶到北戴河，住进了前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公馆。乔冠华这时才告诉倪、刘二人，说毛主席和周总理要接见他们，谈谈海洋法问题。
第二天，即8月22日，倪徵、刘泽荣和已经在此休假的条法司另一位顾问周鲠生以及乔冠华乘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滨海的一座小洋房前。当他们被引到二层楼一间三面有窗、光线适度的房间内时，倪徵一眼就认出，坐在一张宽大桌子后面的正是毛泽东，坐在他右侧的是周恩来。打过招呼后，倪徵和周鲠生、刘泽荣坐在毛泽东的左首，乔冠华和雷参谋坐在毛的对面。
乔冠华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周鲠生与毛泽东是湖南老乡，自然很亲切。细心的毛泽东从口音中听出倪徵和刘泽荣是南方人，便拉家常似的问他们原籍在哪里，在京多久，是否习惯等。这番闲聊，让现场气氛舒缓了许多。
随后，会议进入正题。就海洋法问题，倪徵从几个方面进行了汇报：领海的概念和各主要国家的实践及惯例，领海的宽度问题及各国在最近召开国际海洋法会议上对此问题的分歧，别国军舰、飞机在领海或其上空通过的权利及其限制，对下次可能举行国际海洋法会议的展望等。接着，大家在毛、周的主持下，进行了交谈、提问和质疑。
就我国海岸线总长度的计算，当时国际上有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顺着海岸线的曲线计算；另一种是在海岸线很弯曲的情况下，可以选定一系列基点，在这些基点之间划出若干条直基线。对此，倪徵很坦率地谈了他的意见：按照直基线方式计算，这样划出的海岸线虽然较短，但较有利于沿海国家。
谈话内容有很多，但周恩来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即领海宽度问题、外国军舰和飞机如何通过领海的问题，他认为这是必须立即解决的。
两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倪徵等人告辞出门，毛泽东亲自将他们送到车边。
回到住处，倪徵的心情始终无法平静，倒也不是因为见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而是焦虑周恩来提出的那两点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和刘泽荣反复讨论，结论是领海宽度倾向于12海里；必须限制军事大国在领海和领空的自由活动。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主张，是基于当时台海局势的考虑。
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他们到达北戴河的前4天，即8月18日，毛泽东致函彭德怀：“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之前两天，即8月20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里与林彪、邓小平以及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黄克诚大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长、福建军区政治委员叶飞，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上将等召开军事会议，专门讨论炮打金门军事行动。
就在倪徵在北戴河毛泽东的办公室，与毛泽东、周恩来讨论领海问题后的第二天，即8月23日中午，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奉命向金门实施警告性炮击。尽管之前大陆与金门之间有零星炮战，但大规模的炮击金门，始于这一天。
25日，仍然逗留在北戴河等待再次接见的倪徵遇到了彭德怀。彭总的布衣布鞋和诚挚谦和的态度，给倪徵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向彭德怀谈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彭德怀也向他们谈了台海金马战事状况。
这个时候，倪徵还不知道，他对海洋法的见解和建议，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9月4日，中国政府正式对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以直基线的方式划定海岸线；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和领空……两天后，周恩来发表《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同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奉命就美国军舰侵入中国领海一事提出第一次严重警告。
两年后，联合国召开第二次海洋法会议，但领海宽度问题仍然没有达成协议，不过，主张以12海里为界的国家显著增加。直到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在历时近10年之后的1982年，方才通过了被认为是最全面、最完整的海洋法法典《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虽然直到1995年方才批准成为该公约的缔约国，但实际上已于37年前就法定了有关海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