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涉及要不要派律师到美国法院出庭的法律问题，就又需要倪徵从法律的角度给予建议。倪徵认为，此时委任律师出庭，可以仅仅就法院的管辖进行抗辩，而不对实质性的问题进行辩论。这在国际法上，也不算是一种应诉，就构不成事实放弃豁免。
恰在此时，即1983年初，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在与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会商时，谈到了“湖广铁路债券案”。吴外长向舒尔茨递交了中国外交部对该案的备忘录。紧接着，邓小平在接见舒尔茨时，也当面驳斥了美方的荒唐做法。舒尔茨回答，只要中方向法院提出看法（即派律师出庭抗辩），不难转入外交途径（即国务院启动“法院之友”程序）。
以外交途径解决此案的大门，至此已完全被打开。中方随即聘请了美国贝克和麦肯齐律师事务所的索陆律师向美国法院提出动议书，要求撤销缺席判决和驳回原告提起的诉讼，并声明，这样提出“动议”，不影响中方坚持的主权国家享有豁免权的原则立场。
同时，我驻美使馆方面希望国内有熟悉美国法院诉讼程序的人员去美国，配合索陆律师的工作，并了解美方履行提出《利益声明》的情况以及美国法院的反应等。倪徵成为当然人选。
1983年8月初，倪徵和条法司司长黄嘉华、条法司法律处处长周晓林前往华盛顿，会见了章文晋大使和胡定一公使，又与索陆律师和他的助手比尔律师交换了意见。8月中旬，动议书和美国国务卿的《利益声明》及誓证被递交到阿拉巴马州法院……
1984年2月27日，美国阿拉巴马州联邦地方法院终于作出判决，撤销其于两年前所作的关于“湖广铁路债券案”的缺席判决。至此，历时5年之久的案子，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5．安然穿过政治风暴
重新梳理一遍倪徵家庭和个人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他似乎应该被卷入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
就出身而言，他虽然生于书香门第之家，但父亲继承了家族田产，全家靠田租为生。父母去世后，他作为倪家后代，也继承了部分田产。从这个角度说，他的家算得上是地主成分，亦即他是地主出身。
他的兄弟姐妹众多，亲戚中不乏滞留海外者。他妻子张凤桢家的海外关系就更加复杂了，不止有不少台湾亲戚，更有如姐父罗家伦这样的国民党政府高官。
从个人经历上说，他早年留学美国，与“美帝国主义”有过亲密接触，身边始终有美国朋友。回国后，他在国民党政府里工作了十多年，特别是担任过战时首都重庆地方法院院长。这也算得上是个“大官”了。
这一切，在运动中都会被视为“历史不清白”。更重要的，他一直从事法律工作，在新社会看来，他是旧司法人员。而旧司法人员，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新社会批判和唾弃的对象。
在他被调入外交部一年以后，即1957年春，整风运动开始，邀请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那时候，全国上下一片民主之气，就连普通群众也可以尽情地大鸣大放了。
倪徵专业业务所属的中国政法学会也顺应潮流，召开过几次座谈会。当时，政法界不少人，特别是所谓“旧司法人员”，包括倪徵都对政法现状有些看法。比如，他们认为政府对法制不够重视；执法者无法可依；不能挖掘旧司法人员潜力；人事调配不尽得当等等。
在6月的一次座谈会上，倪徵也“鸣放”了一次。除了对政法界人士普遍担忧的几个问题表示完全赞同外，他还细致地谈到立法迟缓的几个原因：不够重视；顾虑多；做法有问题。比如，机构分散——常委有法案委员会、法律室、研究室，国务院下各部又都有法律室，还有法制局等。在人员调配问题上，他举例说，洪文澜对民法有相当的研究，但搁置不用，让他在精力还很充沛时退休了。他还提到戴修瓒，原也是精通民商法的，却被分配去搞行政法规工作。提到李浩培，他说，如果早些将他安排到国际法部门，发挥的力量恐怕会更大。
最后，他提了三点具体建议：抢救人，抢救书，抢救课。所谓“抢救课”，他指的是国际私法和比较法。他颇为痛心地说：“国际私法一门课快要绝种，另有一门比较法也要绝种了。”那个时期的法制课，已经大大沦落，几乎成为批判旧法的工具和阶级斗争的武器。
在常人眼里，个性沉稳理性的倪徵，从不挑别人毛病。其实，无论他的性格多么内向，但他始终是个有头脑、有思想的人。面对社会的种种情况，他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他也不是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当然不可能预知“鸣放”之后可能带来的后果。他只是抱着一颗真诚的心，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提些建议。
在此之后，他又对1952年的院系调整表示了看法，承认自己对于东吴法学院的停办、被分配到法律以外的岗位上，的确很有情绪。他说，这是对学法律的人不够重视。他说的是真话，但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说真话会被视为发牢骚，甚至可能被上纲上线，被视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极可能带来可怕的后果。
幸运的是，无论是反右运动，还是“文化大革命”，都与他擦身而过了，他竟不曾直接受到运动的强烈冲击。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条法司的几位老同志，如周鲠生、刘泽荣等都不大上班了。倪徵尽管也已经60岁了，但还不算老，与司里的其他几个较年轻的同志经常到部里听报告、学文件，看大字报，甚至不得不去参加对老干部的批斗会。当他面对有些老干部被打得跌倒在地、眼镜飞落时，他目瞪口呆，不能言语。
随后，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副总理也被批斗了。倪徵想起10年前的一天，那时他已调到条法司，刚刚接替周恩来兼任外交部长的陈毅邀请条法司的几位老专家在外交部食堂共进午餐。看到老人们年迈苍老，陈毅问他们是否每天都要“点卯”。他们回答说，因事多，故天天来上班。陈毅笑言：“那就不用卯时就到啰。”大家都笑了。当陈毅得知倪徵和其他两位老同志来自上海时，因为他曾经当过上海市长，所以格外亲切，谈了一些上海见闻。
眼见一个个在他心目中都是好人的人，如今却已毫无人格可言。倪徵不免想到自己，他在心里做好了随时被“揪”出来的准备，甚至悄悄地准备好了去干校的行囊。
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1969年大下放时，条法司宣告撤销，全体人员下放江西上高，家属随同。条法司仅仅留下3个人，被调到领事司工作，而倪徵是其中之一。
倪徵为何能够在“文化大革命”中安然度过？他自己对此也不免感到诧异。倪夫人张凤桢曾这样开玩笑地对他说：“都是因为我帮了你。”她指的是她“帮”丈夫较早地摘掉了“地主”的帽子。原来，抗战中，倪徵一人去了重庆，张凤桢独自带着老父亲和小女儿在上海艰难度日。为了生计，极有主见的她将倪徵名下的家乡田产变卖了。生活逼迫下的无奈之举，却无意之中将倪徵从地主队伍中拉了出来——没有了田产的倪徵当然就不再是“地主”了。这一身份的改变，在运动中是多么的重要！
当然，倪徵未被风暴所伤的更重要的原因，正如倪乃先的分析：“外交工作总得要有人做，不能停顿。”
的确，当时，在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对中方的态度有所转变，将派代表团到北京谈中苏边界问题，外交部必须要人留守。所以，除了倪徵，原条法司专门负责边界问题的李清元和贺锡嘉也留了下来。随后，1970年，又发生了钓鱼岛事件，以及其他诸如海洋问题等，都需要对外交法律事务非常熟悉的倪徵的坐镇。
原条法司的老专家们（即法律顾问），大多年老体弱，精神不济。倪徵相对年轻。他体力充沛、精力汪盛，又头脑清楚、思维敏捷、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业务能力强，做事认真。
很早以前，也就是在上海特区高二分院工作时，他就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和极其耐心、细致又顽强的工作态度，深得上司欣赏。当时，他接了一个厂房包工涉外案件，原告是英商礼和洋行，被告是某建筑公司。他接手时，被告知这是一件有很多外文证件的涉外案。他打开卷宗仔细一看，竟发现双方有争议之处高达130多项。以判案俗语来说，有争点，必有判决。也就是说，一个争点等于一个案子。
那个时候，他刚刚到法院工作，此案对于他是个很大的挑战。按照沈家彝院长的要求，判决必须在最后辩论终结后5天内完成。面对130多个争点，也就是相当于130多个案子，他如何能在短短的5天内写完既有详尽事实，又有周密理由的判决书，并交院长审阅？况且那一段期间，他还同时兼有另外的案子。
为此，他采取“挤牙膏”的方式，每次开庭之后，他就将所查争点写出一个结论，慢慢累积。然后在辩论终结后的5天内，重新整理、补充、修订、总结。最后一晚，他足足写了一夜，直到天亮。
当沈院长按时拿到厚实的、完备的、几乎没有漏洞的判决书时，对眼前这个略有些少年老成的小伙子印象深刻，大为欣赏。倪徵本是上海特区地方法院到高二分院实习的，但沈家彝极力想将倪徵留下，不惜与地院院长之间产生摩擦，却终因未能留下他而惋惜了好一阵子。
倪徵能够在社会风暴袭来时安然通过，还与他的为人处世有关。
无论是在解放前的法院或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还是在解放后的东吴法学院、同济大学或外交部条法司，他与任何人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与人为善，谦和诚恳，又时时为他人着想。
还是在高二分院民庭工作时，与他同住一屋的几位老法官个个都是烟民，“烟气薰满了我们同住的一室”，倪徵笑着回忆。他尊重他人的生活习惯，没有埋怨。实在受不了时，他就把窗子开一会儿，因为他还顾及到老法官们不能受寒。一旦听到有人咳嗽，他就宁愿自己忍受了。
曾与他一起参加东京审判的上海海运学院教授高文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东京时，有一天，倪徵等5人乘渡轮去东京湾的一个小岛旅游。渡轮在东京湾内航行时，风平浪静。可是不多久，风云突变，大风骤起。渡轮左右摇摆，旅客前俯后仰。眼见渡轮有可能要被风浪掀翻，许多人竟忍不住呜咽起来。
同行的吴学义顾问受到感染，也低泣起来，还伤心地说：“我家在南京，全家老少靠我一人养活，如果我在海上出了事，家中老少将难以存活。”周围的人闻听此言，也都更加悲哀起来。只有倪徵，却非常沉着，他安慰吴学义道：“吴顾问，请别哭了，我相信船是不会翻的，如果真的翻了，我会把在水中捞到的第一块木板先给你。”他的镇定给了吴学义很大的鼓励，他的善良也给了吴学义以莫大的安慰。大家安静了许多，船也果真没有翻。
1978年，倪徵参加政协会议小组讨论时，因为组里的委员年龄都比他大，他便自告奋勇地负责读文件。他的眼睛本就高度近视，劳累过度致视网膜脱落，住进了医院。手术后静养期间的一天，医院有露天电影，病房里的大多数病人都去看电影了，只剩下他和另外一个病人。那个病人因为眼睛里生了寄生虫，引发癫痫，突然神志不清而翻倒在床下。他连忙跳下床，配合护士将那人抬上床，因用力过猛，使得视网膜竟又脱落了，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良好的人际关系，又为人低调不张扬，使他留在他人心目中的是一个业务能力强的老实人的印象。
虽说在运动中，倪徵没有受过什么迫害，但也参加过几次下乡劳动，有过一些奇特的经历。
一次是在1958年，当时的农村推行人民公社，实施公共食堂制度。他与条法司的其他老同志一同下了乡，在北郊昌平的一个人民公社，劳动了一个星期。
之后，他又去北京南郊的一个叫杨各庄的地方，参加麦收和插秧。时值初夏，烈日当空，又是弯腰劳作，实在很辛苦。
条法司撤销后，他调入领事司。一天下午看到通知，所有留京人员当晚黑夜行军，去郊区劳动。虽然没有人通知他，但他老实守纪律，急急忙忙回家拿了几件替换衣服，就赶到外交部门前候命。他自己回忆说：当时，没有编队，也不名点，左右无一原来认识的人。晚9时正，大队人马出前门向南经大红门，过南苑后，转入农村小路，黑夜无星月，大家都不作声，犹如古时行军，衔枚疾进。我们中途休息过两次，拂晓时才进入一个村庄。这时我环顾一下周围的人，才认出那位一手好字写“九十二人大字报”的葛绮云。她睁大眼睛看着我，似乎在惊异地想我居然也能参加这样的黑夜行军。当天上午大家休息，午后下地劳动，三四天后乘车回到北京。这恐怕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集体劳动。之后，从1971年年底起，他以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的身份，频繁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国际法会议上。其中既有海底委员会会议，也有联合国第27届大会，更有自1973年始长达近10年的联合国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这些国际会议，使倪徵暂时远离国内混乱的政治氛围，这或许也是他避免受到冲击、静心全力工作的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