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偶然选择斯坦福
2000年的国庆节刚刚过去，倪徵在女儿倪乃先的陪同下，飞往美国旧金山。当他们来到距旧金山不到一小时路程的帕洛·阿尔多镇时，倪徵不禁感慨万分。此时，他已94岁了。面对他曾经那么熟悉的地方，往昔的点点滴滴犹如精灵般跃然于眼前。
这个小镇，西班牙语称“高树镇”，只是因为在车站旁有一棵又高又大的树。原先，小镇与斯坦福大学校园不分彼此。倪徵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初到小镇时，向别人打听斯坦福大学在哪里，那人笑眯眯地说：“不是斯坦福在高树镇内，而是高树镇就在斯坦福大学校园里。”然而，眼前的高树镇已经与斯坦福大学校园分开了。斯坦福有了大门，东边是高树镇，西边是校园，真正的是镇是镇，校园是校园了。倪徵有些失落。
在高树镇上漫步，倪徵环顾四周，他希望能找到他当年的住处和常到的地方，甚至他还奢望能碰到熟人，尽管也许真正碰上了，彼此也都不认识了。但是，街道的名称和位置没有变，只是房屋都是新的了。时代变迁，青春逝去，倪徵感触很深。
此次重返斯坦福，倪徵不是游览观光，而是来参加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和世界著名的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共同设立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倪徵国际和中国法律奖”的命名仪式。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是鼓励学习国际法和中国法最优秀的学生。
第二章留学美国10月9日命名日这天，午后，倪徵由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雷特驱车接往会场。此时，会场内已聚满了教授和学生，其中有法学院的沙利文院长和著名国际法教授巴尔顿、弗利特曼教授等，还有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王云翔、领事杨晓忠。无论是沙利文的致辞，还是贝克·麦肯思的代表的致辞，无一不对倪徵在国际法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他对国际法发展的重要贡献深表赞叹。然而在倪徵看来，此时的“倪徵”之名已不仅仅属于他个人，更是代表了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与其他国家共同肩负维护世界和平责任的今天，这个奖学金显得更有意义。
命名仪式过后，倪徵接受了斯大法学院和贝克·麦肯思国际律师事务所共同签发的一份褒奖状。
在法学院的底层长廊上，悬挂着一大批照片，照片上的每个人身着各式法官袍，威严挺拔，精神昂扬，充满自信。他们都是历届斯大法学院的毕业生。倪徵也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身着国际法院的法官法衣，严正却不失慈祥。
捧着褒奖状，看着自己的照片，倪徵思绪飞扬。此时，距离他从斯大法学院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71年……
倪徵当初选择斯坦福，缘于一个“故事”。早在沪江大学的最后一年，有一个星期天，大多数同学都回家了，宿舍里只留下倪徵和几个同学。正无聊中，有消息传来，说是一个美国的“海上大学”作环球旅行，到达上海，正停在黄浦江。在这之前，他们从未听说过“海上大学”这个名称，不免好奇，相约着去参观。所谓“海上大学”，就是一艘来自美国的Ryndam号轮船，船上有100多名美国大学生、10多位教授。轮船在海上航行时，教授授课、学生上课，也就是开学了；轮船到埠时，教授和学生或上岸旅游，或邀请当地的大学生登船联欢。
从“海上大学”往回走的时候，倪徵的心情好极了。不仅是因为玩得愉快，更是因为确定了他将来的奋斗方向。当时，他和另外十几名同学与美国学生在船上开了联欢会，从下午到晚上则海阔天空地神聊。倪徵的英语好，交谈完全没有问题。私下里，他问美方的学生会主席：“如果要去美国读法律，哪个学校合适？”“斯坦福。”对方回答得非常干脆，也就令倪徵深信不疑。那位学生会主席接着又解释说：“那是一所新兴的大学，经费足、环境好、教员强、学生棒……”倪徵本不是个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人。他的果断，有时与他绵柔的外表是不大相称的。就听了这么几句话后，他就决定了，去斯坦福。
倪徵为去斯坦福做准备，早在东吴的最后一年就开始了。他给斯坦福寄信、寄成绩单，申请入学，并直截了当地请求奖学金之类的经济补助；同时认真完成持志大学的文科课程。他的人生路，就这样计划得很清楚。他就按照既定的计划，一步步往前走。
2．追随女友赴美国
倪徵是个冷静的、理性的人，他的性格使他冷静，他的职业使他理性。“他哭过吗？”面对这样极端隐私的问题，倪乃先并不回避：“流过眼泪。”“什么时候？”“我妈妈去世的时候。”只是他没有痛哭失声。他迸飞的眼泪，在横流中满含深情，浸透着无限的爱意。
认识张凤桢的时候，倪徵在沪江大学。张凤桢比倪徵大将近4岁，却与倪徵同时进入沪江大学。与倪徵内向文静的性格相反，张凤桢率直爽朗。从心理学的角度说，一个人往往喜欢与自己性格截然相反的人，他们需要借助对方的性格，来弥补自己性格中的不足。
张凤桢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除遗传因素外，也与她的出身和童年经历有关。在她去世后，倪徵亲撰《张凤桢博士事略》一文以寄托哀思。在文中，他这样记述妻子的早年：“凤桢于1902年8月3日出生于上海城内县后街。父亲张钓丞是一忠厚长者，朴实无华。凤桢幼失慈母，曾被其大伯父母领养，未久即返家。她童年时就读于上海城内九亩地万竹小学，旋因急谋自力更生，在上海南市龙华孤儿院任教，后又转入上海爱国女学肄业。”
张凤桢与她的姐姐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她姐姐张维桢是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夫人。虽然当时学生运动中不乏女生身影，但毕竟是少数。
张凤桢容貌美丽，学习勤奋，成绩优异，深受师长与同学们的喜爱。17岁的倪徵心为之跳动。在他1925年提前离开沪江，转学进了东吴法学院之后，与张凤桢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甚至比以前联系得更密切了。如果倪徵没有离开沪江的话，他会和张凤桢同时毕业，同期出国留学。在他东吴毕业前一年，张凤桢获得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奖学金，提前走了，入该校研究院攻读政治学和外交学，并于1930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说起父亲和母亲，倪乃先笑着说：“我父亲一直都是在我母亲的鼓励下生活、学习的。可以说，我母亲对我父亲的帮助是很大的。在出国这个问题上，也是如此。”
倪徵不是一个对生活有太多奢求的人，他比较踏实，只愿意老老实实地、很负责地度过每一天。入沪江之前，他的理想只是好好读书，将来能够当个正直的法官或律师。入沪江之后，或者说，在认识张凤桢之后，张凤桢对远大目标的追求对他有所刺激。这个时候，张凤桢为他参谋了未来人生路，鼓励他将目光放远，不要局限于现实的、眼前的利益，而应该更有作为。这是理论上的。同时，张凤桢也积极实践，早早地为出国留学做着准备。受此影响，更为了追随女友，与之长相厮守，倪徵也就下了出国留学的决心。
真正准备出国时，倪徵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最主要的就是留学费用问题。
和大多数计划留学的学生一样，倪徵最先考虑的是能够得到政府补助。当时公费留美的唯一途径，只有通过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设立的清华学堂。而这又分成两类，一类是由各省保送，或者各省通过考试选拔后去美国读大学；另一类是要求在国内完成大学学业后，去美国读研究生。对于倪徵来说，只能有第二类选择。然而，此类名额较少，而且又规定一定的专业。更不巧的是，自有清华公费留美考试以来，只在1925年的指定专业中有法律，而且只有一个名额，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剩下的，也只有自费留学这条路了。
东吴法学院因为是所美国教会学校，所以在学制上与美国大学法学院基本一致，也是两年文理科后，还有三年法科；在课程设置上，除去多了一项中国政府陆续颁布的“新法律”外，其余也都照搬美国。所以，美国大学法学院是承认东吴的学历的。倪徵也就可以直升博士生研究班，去申请博士学位，同时也可以申请奖学金之类的助学金。
但是，斯坦福大学只是免去了学杂费，至于旅费和生活费，还需要自己筹集。倪乃先说：“父亲几十年来经常提起，当时是他的两个同学，积极帮助他筹款，他才得以出国的。”这两个同学，一个是他在沪江附中的同学，也是东吴法学院的同学邬炳荣，一个是沪江大学同学徐焕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