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消息传来，蒋介石非常得意，“骄气正盛”，当天即宣布如期召开国大。16日，蒋介石挟国民党军胜利之势发表声明，提出处理时局的八点办法，主要内容为：实施6月达成的有关恢复交通、军调部调处办法和东北军队驻地方案等协议，华北、华中国共军队暂驻现地以待三人小组商决，五人小组成立之协议交政协综合小组处理，关内地方政权问题由改组后之国府解决，宪草委员会商定宪法草案后交国大讨论，在中共同意以上各点后下令停战，同时中共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参加国大。18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针锋相对地提出：必须承认停战、政协两协定的效力，即承认恢复1月13日国共双方军事位置为军事商谈的准则，承认实行政协决议为政治商谈的准则，毫不妥协地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1946年10月17日《中央日报》，南京；1946年10月8日《解放日报》，延安。）为了显示其解决问题的诚意，蒋介石曾想重施重庆谈判的故伎，并拟出了邀毛泽东到南京谈判的电文。其实蒋介石也并不真的认为毛泽东会南来订城下之盟。10月18日，蒋介石指示正在北平的陈诚，令其在“华北部署妥当以后，望即回京为盼”，因为“总须作中共不接受停战条件之准备”。这反映了蒋之真实想法。（《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944号。蒋邀毛的电函称：“握别经年，想念殊殷，此一年来国事纷纭，靡有宁息，和平建国之始愿迄未达成，锋镝余生之同胞更增痛苦。兴念及此，昕夕不安。中共驻京代表于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对各项实际问题，均未能与政府为具体确定之解决，致使枝节丛生，纷争无已。遂令时日迁延，国家蒙受巨大之损失，良堪怅惋。中认求得从速解决纷争，达成和平建国，团结一致，惟有赖于先生之来京一行，与中彼此罄谈面商一切，庶几披沥肺腑，增加谅解，促成问题之解决。国计民生，均所利赖。切望早日命驾，并祈电示行期，以便派机迎迓，不胜殷盼立至。”（《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4卷第6号）不过因为中共毫不妥协的态度，邀请毛泽东到南京谈判的建议极不现实，此函似未发出，而且即使发出，中共的反应也可想而知。）
蒋介石宣布将如期召开国大后，政局转入围绕国大召开与否之纵横捭阖。国民党为了给国大营造和平统一气氛，10月17日派出吴铁城、邵力子和雷震亲至上海，邀周恩来回南京谈判。中共此时明知谈判不会取得进展，并已声明国民党将为单方面召开国大承担所有政治责任，但为了争取第三方面与中共一致抵制国大，在第三方面的请求下，周恩来同意回宁。21日，周恩来回到南京。但果不其然，蒋介石多次指示国民党谈判代表必须坚持其提出的八项条件不得退让，而中共则坚持自己提出的两项条件，谈判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11月15日，由国民党主导的制宪国大在南京开幕。次日，周恩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声明中共坚决反对及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国大，并对记者表示：“自国民党召开所谓一党国大后，已经把政协决议破坏无疑，政协以来和谈之门已被最后关闭”，“政府如继续进攻，中共将坚决抵抗到底”。 （1946年11月17日《新华日报》，重庆。）19日，周恩来飞离南京，回到延安，国共谈判实际中断。
随着国共关系的日趋恶化，美国特使马歇尔再无事可做。全面内战爆发后，他已几次表示退出调停之意，如果说起初这种表示尚有作秀成分，是企图以此迫使国共接受其调停，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这样的表示越来越成为马歇尔的真实想法，他已感深陷中国政治之泥潭而不可拔，终将一事无成，并有损其二战之“英名”。10月5日，他致电华盛顿，表示自己已不可能继续作为调处者而发挥作用。11月13日，他向周恩来表示，如果中共对他不信任，他继续留下来则完全无用，而且反而过多于功。周恩来并未对其表示积极挽留。即便是国民党，也对马歇尔继续调停没有积极表示。国大召开后，周恩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完全停顿，马歇尔不能不考虑结束调停。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再次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他回顾了一年来中国形势的发展，认为中国一直未能用和平方法达成团结目的，实为一大遗憾，表示仍然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路径，重申美国无意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美国的立场是明确的，美国将维持他们帮助中国人民在其国家内争取和平与经济复兴的政策，同时避免卷入中国的内部冲突。这个声明既为美国的调处政策辩护，避免对国共双方作直接的批评，力图表示美国对中国的内部冲突持中立立场，同时也显示了美国对马歇尔调处失败的失望。马歇尔也曾经向国民党高级官员表示了他的失望，出于其对中美两国的了解和对形势的观察，他一再告诫蒋介石及国民党官员：期望美国为军事领袖决心以武力解决问题而造成的经济空洞注入金钱是不现实的，同时期望美国为执着于垄断政府权力的反动派系所控制的政府注入金钱也是不现实的；共产党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已经到了不可忽视的地步，不可能靠军事力量去消灭，抵御共产党的最好办法，就是中国现在的政府实行改革，以获取人民的支持。（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210—213，649.）但是对正陶醉于军事胜利的蒋介石和国民党而言，马歇尔此番言论不过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已。
1947年1月8日，已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自南京登机回国。时值寒冬，与他一年多以前也是寒冬时到达中国所感受到的融融暖意及其自信相比，此时的马歇尔感受更多的是浓重寒意以及发自内心的沮丧。他的中国之行，无论如何都说不上是成功的，而他的黯然离去，似乎已经预示了三年后美国势力不得不退出中国大陆之无奈。这不仅是马歇尔个人的失败，更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马歇尔行前发表声明，将其调处之未成功归于“中共和国民党彼此间完全的、几乎是压倒一切的猜疑心，政府领袖深信，中共愿意参加政协所规定之政府完全出于破坏性的目的；中共则感觉政府并无实行政协决议、组织新政府的诚意。因此，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对每一项建议和可能性，都心存偏见和戒心。”他在声明中对国共双方均有批评，认为“最近谈判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在于，国民政府亦即国民党方面，有一居于优势地位的反动集团，反对我促成真正联合政府的一切努力，他们公开坦率地声称，与中共在政府中合作是不可想象的事，只有实力政策才能解决问题，这个集团包括军事和政治领袖。中共方面，也有极端分子，他们完全不信任国民党领袖，确信政府的每一项举措都是为了摧毁中共。”（The China White Paper，Vol.2，pp.686—688.）这个对国共各打五十大板的声明，固然表现出马歇尔对民国政治特质的认识，并表示出美国的“中立”，但结果却是两面不讨好，中共严厉批评他支持国民党“反动派”，而国民党对他没有放手支持自己也不无怨言。为了对马歇尔表示安慰，蒋介石曾在他走前提议聘其为总顾问，但被马歇尔所拒绝，因为他在中国一年多的经历已经使他认识到，自己作为美国政府全力支持的调处人尚且不能完全影响国民党政府，就更别指望作为顾问能发挥什么有益的作用了。
马歇尔走了，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也到了解散之时。全面内战爆发后，军调部已经失去其功用，对制止战争束手无策。美方曾提出由国共双方前线高级军事指挥官进行直接会谈并在双方冲突地点建立中立区的建议，但被中共认为是单方面对国民党有利而未能实现。1946年7月29日，中共部队在距北平东70公里的平津公路上之安平镇与载有美军的运输车队发生冲突，美方伤亡15人。此事使得本是调处中立方的美国被牵扯进国共冲突，更使美国的调处不被中共信任。此时，停战、调处、恢复交通诸问题已不能列入军调部的工作日程，相反，军调部工作人员自身的安全已成为问题。7月23日，军调部国方委员郑介民竟向各地军法机关发出密令：“如中共方面组员与非法密探人员有关，而证据充足时，则当地之最高军事机关将以间谍罪审理之。”8月21日，军调部国方参谋长蔡文治又向美方声明：“凡有执行小组之中共方面人员被发现为密探时，则即失去代表资格，且受法律制裁。”如此则军调部及执行小组共方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反应。9月10日，军调部发出命令，重申保障各方人员之安全。（《执行部谈判总结》，64—65页。）但实际上调处工作已很难进行，军调部也在缩小编制，准备结束。9月27日，军调部三方委员决定，关内除保留太原等6个小组外，其余小组均撤回北平；11月21日，东北小组全部撤离；1947年1月，关内各小组全部撤离。此时，除了北平总部和长春分部还有少数工作人员维持日常工作外，军调部已无执行小组在战地，监督停战的功能已失，军调部自身也已名存实亡。1947年1月29日，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表声明，宣布美国政府决定结束其与三人会议及北平军调部之关系。30日，国民政府宣布因美国退出调处而解散三人小组和军调部。随后，军调部中共人员开始陆续撤离北平和长春。2月21日，军调部中共委员叶剑英率最后一批工作人员离开北平。至此，曾在战后国共冲突中扮演过调处角色并一度有所成功的军调部风流云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1946年底，国民党一党主导的制宪国大，以通过宪法、准备实施“宪政”而告结束。为了配合新宪法的通过，显示民主姿态及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诚意”，争取国内外舆论的支持，国民党发起了新一波和平攻势。1947年1月1日，蒋介石在元旦文告中声称：“政府对中共问题的处理，仍然要一秉以政治方法解决政治问题的方针，如果有任何机会，政府的政治解决能够实现，政府决不放弃那种机会。”其后，孙科、张群、吴铁城、彭学沛等负责处理国共关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均放出了和平风声。（万仁元、方庆秋：《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篇》第70册，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15日，蒋介石召集上年出席政协的国民党代表商谈，决定派张治中前往延安，或请中共派员来京，继续进行商谈，或举行圆桌会议，邀请各党派及社会贤达参加。谈判方案为：政府与中共双方立即下令就现地停战，并协议关于停战之有效办法；政府仍愿根据过去协议之原则，继续商谈军队驻地、整编程序以及恢复交通之实施办法；在宪法实施以前，对于有争执区域之地方政权，政府愿意与中共商定公平合理之解决办法。此决定于次日通过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转达中共，并在20日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外声明公布。现地停战，意味着中共承认上年以来国民党通过军事进攻占据大片中共控制区的既成事实。中共自上年9月以后即反对这样的停战方式，现在更不可能同意。中共坚持重开谈判的基本条件是：恢复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时国共双方的军事位置并全面实行政协决议；制宪国大召开后，中共不承认其合法性，谈判条件又加上取消国大与宪法。虽然国民党开动宣传机器，制造和平声势，但中共不为所动，反应冷淡。194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尚在南京的董必武，认为“根据目前形势，恢复和谈，只利于蒋方重整军队再度进攻，并利于三月莫斯科会议，美方好作交代，粉饰太平。故我们对美蒋所谓恢复和谈认为全是欺骗，绝不信任。我们方针，应使这种有利于美蒋的完全欺骗性的和谈恢复不成。”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388页。）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声明，强调中共的和谈条件，而这样的条件又是国民党所不可能接受的，国民党此番和平攻势就此收场。
实际上，中共拒绝国民党重开谈判的提议，并不仅仅是为了宣传的需要，更是因为中共对国内形势和国共关系的判断已经有了重要变化。上年中共主张实现国内和平，是因为承认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并希望通过实现政治民主化，削弱国民党的优势地位，壮大中共的力量，最终目的仍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但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使中共丧失了对国民党起码的信任，全面内战爆发以来的形势发展也未完全如国民党原先所预期——国民党军事虽有较大进展，但也损失了相当的有生力量；制宪国大并未能实现整合社会力量、统一全国舆论和人心之作用；经济更是毫无起色，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引发城市社会动荡。而中共在面临国民党军事、政治的猛烈攻势时，表现沉着，有条不紊，并在顶住其最初的进攻后，自信可以与国民党周旋到底，从而相应地改变自己的战略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