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周恩来结束国共谈判，自南京回到延安后，中共高层在几次会议中检讨以往因应之得失，分析未来形势之发展，相应决定了中共的战略方针。11月2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延安枣园开会讨论形势。毛泽东认为：“前一段时间，在中国人民中间以及在我们党内都存在着内战打不打得起来的问题，人们都希望国共不打仗，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便是我们能不能胜利的问题了”；“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宽广的。我们只要熬过明年一年，后年就会好转。”“蒋介石的进攻是可以打破的，经过半年到一年消灭他七八十个旅，停止他的进攻，我们开始反攻，把他在美国援助下七八年积蓄的力量一年内打破，使国共两党的力量达到平衡。达到了平衡就很容易超过它。那时我们就可以打出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4卷，196—1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周恩来认为：经过谈判，中共的和平民主方针与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方针为群众所认识，蒋集团中除极少数外都缺乏对前途的信心；我们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和平、民主、团结、统一，而以武装斗争为根本。（《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695—699页。）***认为：在一二月间是糊涂了一下，但现在证明和平是不可能了；打的方针是定了，从国际国内分析，胜利是可能的，但要经过较长的困难时期，要提倡克服困难。（刘崇文、陈绍畴：《***年谱（1898—1969）》下卷，56—5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当晚，中共中央全体扩大会议决定采取“打”的方针，即蒋要灭共，我必倒蒋，但现在尚不公开提“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认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预计用三年到五年，也可能十年到十五年可以实现这个目标。（《任弼时年谱》，5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947年2月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时局和任务的指示》，提出：“目前各方面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现在是它的前夜。我党的任务是为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1107页。）中共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均肯定了形势的变化及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毛泽东说：“和国民党打的结果，有打得大、中、小三种可能，现在看来，打小的可能性是很小了，打大的可能性是很大了”，“我们现在的口号还不是打倒美蒋，但实际上是要打倒他们”。（《毛泽东文集》第4卷，220—221页。）***认为，最近我们在军事上取得许多胜利，全局即将变化，在政治上国内外形势也有利，蒋的国大宪法、和平攻势均未达到目的，蒋区群众运动大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大革命高潮要来。（《***年谱（1898—1969）》（下卷），64—65页。）周恩来分析了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指出这是第二战场，认为从现在看，蒋介石是可以打倒的，但在宣传上要有保留，关键是自卫战争的胜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898—1949）》，7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 朱德认为，现在到了快打出去的时候了，准备工作要做好；我们内无后顾之忧，外有发展之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292—2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共已经最终改变了战后初期一度实行的与国民党合作建国的方针，对中共而言，现在已经不是与国民党谈和的问题，而是迎接革命高潮，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另起炉灶，实现自己的建国理想。这是中共高层多年来第一次明确提出打倒国民党蒋介石的问题，并在中共高层内部获得了一致的共识，再由中共中央会议将此确定为中共的战略方针。当时不仅国民党正处于其政治、军事进攻的巅峰时刻，而且即便是中共党内也还有不少人对前途存有某些疑虑，然而中共中央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形势将要起变化，提出革命高潮论，并决定相应的战略战术，动员全党为之奋斗，的确表现出中共领导层的成熟及其远见卓识。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动当时经由高层讨论决定，并通过一定的渠道传达到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同时也通过传媒公开透露其端倪。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公开声明：“对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1947年2月4日《解放日报》，延安。）此声明实际上等于公开否认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使蒋介石得知后深觉“痛矣”，成为他下令驱逐南京等地中共代表的重要原因之一。
自制宪国大开幕、周恩来离开南京后，中共代表团由董必武领导，仍留守南京，以期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阵地，在国统区进行宣传、组织与联络工作，促进中共领导下的国统区反战民主运动，并逼国民党“负最后破裂之责”。当马歇尔离华、美国决定撤离军调部、国民党发动的和平攻势未得中共之回应、国民党军正准备发动对延安的进攻时，国民党再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其统治区保留机构，进行宣传鼓动，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势成必然。2月27日，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致函中共驻重庆代表吴玉章，令其于3月5日前撤离。2月28日，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致函中共代表团称：“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平之门，贵党军队在各地公开叛乱，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播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持地方治安，应请贵处将居留本京人员，于本年三月五日前全部撤退。”同日，上海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亦致函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要求中共驻沪人员撤离。（1947年3月1日《中央日报》，南京。）各地中共人员遂陆续撤回延安（由于技术方面的原因，最后撤离时间推迟了两天）。3月7日，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董必武一行最后离开南京。行前，董必武发表书面谈话称：“十年来从未断绝之国共联系，今已为国民党好战分子一手割断矣！”“内战显将继续，人民之灾祸必将更大更深。然而，此种以千百万人性命为赌注之极大冒险，因其违反全体爱好和平人民之愿望，终必失败无疑。” （《董必武选集》，1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他登机前自信地对送别者说：再见之期，当不在远。至此，以全民团结、联合抗战为契机，维持了近10年之久的第二次国共合作，也因抗战结束使国共双方失去了合作基础而最终结束，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角斗场已由谈判桌转至战场，国共双方将继续在全国战场进行决定自己，也是决定对手命运的生死大战。
第五节国民党的重点军事进攻
自1946年年中全面内战开始后，华东一直为国共双方的主要战场。进入1947年，随着华东中共部队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的逼迫下自苏北逐步退向山东，山东已经成为华东战区的主战场。国民党军为配合苏北作战，扩大防区，并便利其后之攻势，1946年12月中旬于鲁南的4个整编师奉令向前推进。其中整编第26师进展最快，当进至鲁南向城时，师长马励武有感于己部“前进位置过于突出，兵力极感薄弱，形势极为孤立”，建议暂时后撤，以接上友邻各部，但未得徐州绥署同意，使其“孤军久暴，既不进又不退，前后左右皆空”。 （枣庄市出版办公室：《鲁南战役资料选》，152—153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陈毅抓住此次机会，集中山东和华中野战军主力，于1947年1月2日晚突然出击，包围了集结于向城的整编第26师和第1快速纵队。此时正值新年，师长马励武在后方峄县师部休息，前方群龙无首，军心涣散，无力坚守待援，4日决定突围。但恰逢天降大雨，道路泥泞不堪，辎重车辆均陷泥淖，行动倍增困难，快速纵队的战车在泥泞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不仅不能快速突破，反成挨打目标。突围当天的下午，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被全歼。中共部队继续作战，向国民党军在鲁南的孤立据点峄县和枣庄发起进攻，并于11日攻占峄县，俘获马励武；20日又攻占枣庄，全歼整编第51师，俘师长周毓英。全部战役过程历时近20天，国民党军损失2个整编师和1个快速纵队，共5万余人。此时，苏北作战尚未最后结束（1月中旬中共部队才放弃苏北最后一座县城沭阳），徐州绥署可能是对中共部队的动向判断不明，故未作出及时反应，未令正在陇海路南的主力部队北进增援，致路北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及至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统帅部判明中共部队主力已转移山东，决战之机已至，故积极策划鲁南会战，期望一举拿下中共华东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指挥中心临沂，并歼灭中共在山东的主力部队。蒋介石认为，“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贺聂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故指示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此次陇海东段与鲁南之决战，实为堵遏共军成败之惟一关键……必须先集中我主力对付陈毅一股以后，再肃清刘伯承股，此为既定不易之方针。”2月初，蒋介石先后亲至徐州、郑州部署作战，“责令前方将领乘此有利形势，把握战机，督率所部继续前进”。参谋总长陈诚亦认为，华东中共部队“大势已去，不得不作困兽之斗”，而鲁南“为主要战场所在地，同时更为匪我决战所关”，故亲临济南部署鲁南会战，命令整编第19军军长欧震指挥整编第11师、第74师等8个整编师（军）组成南兵团，担任主攻，由南面陇海路出发，沿沂河、沭河分三路北进，目标直指临沂；第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第73军等3个军（师）组成北兵团，担任助攻，由北面胶济路出发，南下进占莱芜、新泰一带，切断中共部队后路。他们企图以优势兵力南北对进，在沂蒙山区夹击中共部队而歼之。1月底，国民党军各部开始按计划行动。（《郑州绥署鲁豫边区作战经过概要》，见《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4辑第18册；《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6（下），362、380页。）
1月30日下午5时，鲁南会战计划在国防部作战会报通过，半个小时之后，此份极密情报通过中共内线传递已放在陈毅的案头，所以中共应对国民党军鲁南会战可谓从容不迫。就在大战前夕，2月3日，中共将山东野战军与华中野战军正式合编为华东野战军，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所辖部队编为11个纵队及1个特种兵纵队（其中有2个纵队仍留在苏北作战），总兵力达到30万人，成为中共实力最强的一个战略集团。自上年10月以后，中共华东部队的两大集团——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由于客观形势所逼已逐渐会合一处联合作战，并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为最终完全合编打下了基础。当此山东将成为华东主战场之际，中共华东部队的合编，使华东战场中共部队分头指挥之困扰与不利完全消除，部队实现了完全的统一指挥，更有利于统一运用，为打大战创造了条件。中共中央也将山东视为与国民党军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的主要战场，对山东战场的形势较为关注，在战前指示陈毅和粟裕：不要轻动，而要休整部队，充分准备，创造战场，一切以打大歼灭战为目标。这样，山东战场就成为国共两军实力较量的主要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