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但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与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发展的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考量与选择。国民党企图继续维持其一党执政的统治地位，排斥中共的政治参与，力图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两种不同的建国主张表现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国共两党在战时的合作关系亦因抗战结束而开始发生变化，对立的一面在上升，共同的一面在下降。但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内外环境、民众对和平的渴望、美苏两强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国共两党也需要根据时局演变，决定战后政策，作出适当部署。因此，国共两党关系并未骤然破裂，而是在边打边谈的战与和的变奏曲中发展与演进，经过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国内和平局面也得以暂时维持。
第一节国共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但是，胜利的狂欢过后，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民生的救济、残破经济的重建、文化教育的发展等亟待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建设国家的不同意见，使中国得以继续坚持抗战时期的全民族团结，是战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抗战而奠定，亦因胜利而变化，即从以抗战、以民族生存求团结而转向以民主、民生求团结。对于如何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如何加速民主化进程并改善民生，以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左右着中国政局动向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号召“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六项具体要求，从而率先公开了自己的政治立场。9月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未正面回应，而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具体主张，如为军人安排就业的机会，为难民取得必需的救济，为城市乡村策复兴，为海外侨胞谋复业，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为工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加紧造成地方自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从速成立民意机关。但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5—13页，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1945）蒋介石的意图所向显然是针对中共。战前和战时积累的国共两党矛盾，非但未因抗战胜利而得以缓和，相反，抗战胜利更使原本潜伏的两党矛盾浮出水面，在一系列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主张针锋相对，国内政治局势因两党对立而趋紧张。
国共两党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以准备受降接收、确定自身战略优势为中心，作出各自的部署。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8月10日晚，蒋介石即电令各战区：迅即展开接收部署，同时警告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的任何人投降缴械，并确保联络和掌握，以待国军到达。为不使中共因参与受降接收而得到好处，增加未来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蒋介石完全排除了中共参与接收的权利与可能。11日，蒋介石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蒋介石还指示负责接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受降计划者，得下令惩罚之。（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78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48页，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6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蒋介石的命令不考虑中共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贡献，自然不为中共所理会。就在蒋介石致电朱德的当天，中共以延安总部名义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1945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延安。）因为中共部队多在敌后，靠近日伪占领区，中共力图通过受降接收扩大占领地盘，尤其是将华北各主要通路与地区均划为应占领的地区，从而与国民党垄断受降接收权并恢复其对全国统治的意图产生尖锐的矛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却连发三电，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的邀请虽出人意表，但究其实质，无非和战两手之不同运用。一方面，在国民党内部，以陈果夫、陈立夫等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居正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传统右翼，以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的军事系统，忧惧中共力量的迅速成长，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为此不惜破裂而一战。8月20日，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中共问题，其中不少人主张对中共绝无妥协余地，只有用武力对付。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官僚和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亲信部属宋子文、张治中等人则认为，单凭武力不足以压服中共，主张与中共谈和，在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共并将其约束至体制内，以求得国内和平。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总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决定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抗战甫胜之时的国内外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贸然动武。不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到位，社会各界强烈主和，而且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美国也因雅尔塔体系的约束而支持国共和谈。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适时运用和的一手，在部署军队向全国主要交通线和要点要地进军、抢占有利战略地位的同时，电邀毛泽东赴渝，意图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在其拟订的对日本投降的处置意见中建议：邀请“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此份建议虽出自蒋介石的幕僚之手，但显然对蒋介石的意旨有深切体认，更毋宁说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为此，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言辞谦恭地表示“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68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45年8月16日、21日、25日《中央日报》，重庆。）
对于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中共同样娴熟于心。日本投降之初，中共本已考虑在新形势下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因为国民党在受降等问题上不愿妥协，使中共估计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不过是欺骗手段，对此并不积极。但在蒋介石连续电邀毛泽东赴渝并得舆论好评后，中共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同时，与美国支持国民党谈和相一致，苏联也在毛泽东决定赴渝之举中起了重要作用。当中共对是否接受邀请有所犹豫时，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敦促其接受邀请，赴渝谈判。周恩来1960年7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8月22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当时中央在讨论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尽管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看法未必认同，但斯大林的态度对他们毕竟有重要影响。而且由于美国在华力量的增长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能够起决定作用，美国既已对和谈表示支持，则中共自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3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吴冷西：《十年论战》，321—3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8月23日，中共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及如何应对蒋介石之邀请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如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他强调：“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均支持他的意见，认为中共应争取主动，迫使蒋介石妥协。8月25日，毛泽东将其准备赴渝的信息通过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转达蒋介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强调：只有去才能取得全部主动权，“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达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会议决定：中共在北方从陇海路到东北一定要占优势，但在南方从广东到河南、江南、江北地区，可视情形作出次第让步。同日，中共发出党内通知，认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同时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毛泽东文集》第4卷，4—9、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1051—10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至此，中共确定了力争和平，但亦作好武力准备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庆谈判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