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在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下，先后被打开国门而陷入殖民化危机。然而，到了世纪末叶，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因循守旧的中国，其后半个世纪里对中国的侵略扩张愈演愈烈，直到把中华民族逼入亡国灭种的绝境。二战以后，中日两国经历了由敌对到伙伴关系的转变，但时下影响这种关系的变数正在增加。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近代的噩梦已经逝去，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面前，我们仍面临着许多棘手的外交问题，日本即是我国对外事务中必须重点对待的国家之一。怎样与日本这个看不清、摸不透而又“搬不走”的邻居交往？如何构筑长期稳定而健康的中日关系？是我们直面且必须做出选择的时代命题。“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阐明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无疑是解开这一命题的必要前提。
“中国观”属于“知”的范畴，其内涵包括“认知”和“态度”两个场域。“认知”是认识主体（自我）对认识客体（他者）的判断，是解决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问题。例如，客体对象是文明、先进、富裕、强大，还是愚昧、落后、贫穷、弱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思想进取、政治开明、技术发达、社会安定，还是因为思想保守、政治黑暗、技术落后、社会混乱？等等。“态度”则是认识主体基于对认识客体“是什么”及“为什么”的判断而产生的主观立场，是主体直面客体的好恶心态及应对客体的政策主张，是解决认识主体即“自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例如，面对客体对象，认识主体情感上是羡慕、喜欢还是蔑视、讨厌？行动主张上是接近、亲和还是疏远、敌视？等等。如果按照这一“学理性”规范检点以往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成果，不难发现“认知”与“态度”界限不分的“研究”尚属普遍现象。因此，从这一问题意识和视角出发，本丛书将在研究方法论上做一新的尝试。
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是在世界、日本和中国的共时性三维环境条件约束下，历时性地调整演变的。因此，我们所进行的整体性考察着重把握以下诸点：第一，近代以前、特别是近代前夜日本传统的、带有普遍性的中国观如何，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留下了什么“思想遗产”；第二，近代以来日本如何认识世界，形成了怎样的世界观和亚洲观；如何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开始以欧美等近代以前不甚重视的“他者”为参照对象，重新评估中国；第三，世界形势的变化，大国的全球战略及其远东政策，中国对外政策的应对，与日本的对华态度是怎样的互动关系；第四，基于对世界、中国和日本三者间的比较，日本在不断调整“自我认知”的同时，其中国认知和态度，在相对“静态”的时空交叉“点”上，展示了怎样的特点，在“动态”发展的“线”上，又展示了怎样的轨迹、特点和本质性规律。
国家是国民权力的集合体，国家意识是通过国民意识的最大公约数体现的。因此，严格地说，“日本的中国观”应作“日本人的中国观”。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不同的个体或群体之间，日本人的中国认知、态度和主张千差万别，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相互博弈中此消彼长。因此，我们的研究须以充分的史实为依据，厘清形形色色的对华观中，哪些是主流，哪些是支流；哪些有客观依据，哪些是主观臆断；哪些是健康的，哪些是有害的；哪些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制定乃至上升为国家意志，哪些只对政策制定有牵制作用或未起作用，社会影响限于狭小范围。
日本的中国观又是具体而非抽象的，政界、军界、财界、知识界、民间团体及国民个体，均应作为中国认知的主体而纳入研究视野；政府文件和会议记录、新闻媒体时事评论和报导、要人讲话、国民日志等，应是微观考察的基本抓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应是宏观分析的基本理论工具；先行成果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则是研究深化的重要参考。这就决定了这一专题研究的艰巨性，我们的研究只能说不断接近目标而无法到达终极。
翻开漫长而相对封闭的古代东亚区域发展史，中华文明一枝独秀，泽被四方。相比之下，处在“中华文明圈”内的日本对中国思想、制度、科学技术的学习和吸收是全方位的。因此，从文明的意义上讲，中国可谓日本由“夷”致“华”之母。若根据古代国家形成及初建期日本统治者渴求中国王朝册封的史实，不妨说模拟的“君臣”宗属册封关系构成了古来两国政治关系的原点。
然而，两千年的中日古代关系错综复杂，是一部由“友好”和“和谐”、“普通”和“恬淡”、“对立”和“不愉快”等不同材料编就的历史，可谓苦辣酸甜咸五味俱全，“剪不断，理还乱”。
进入近代前夜的江户初期，“尊儒”、“慕华”意识仍在日本社会中居于主流位置。然而随着晚期封建社会的成熟和近代“西学东渐”，德川中后期的“文化中国”敬仰，已经受到“疑华”、“蔑华”思想的严峻挑战，传统中国观的裂变已经开始。
鸦片战争的失败，裸露了清朝统治下中国的落后和腐败。这一事态给日本人的中国观带来的“革命性”冲击的结果是，本已开始“裂变”的中国认知由此画上休止符。对日本来说，自古以来被视为文明、先进和榜样的中国，变成了与日本大同小异、落后于时代的半野蛮、半开化国，昔日学习、效仿和赶超的对象，变成了反面教材及避免重蹈覆辙的“殷鉴”。
中国“认知”的“质变”，自然也引起了日本对华“态度”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却非一蹴而就。在幕末至明治初年的数十年里，对中国是敬畏还是蔑视？是友好、合作、结盟，还是敌视、对立、排斥？不同的政策主张并存。“中日唇齿论”及“中日联盟论”、日本“盟主论”、中国威胁论、“脱亚入欧”的“告别恶友（中国）论”、征服中国论等均占有一定的市场和听众。这表明，在对华政策上，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尚有充分的选择余地。
然而，幕末日本被打开国门后，其对“西力东渐”的应对是，通过倒幕维新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强大中央统一政权，通过推行“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成功地摆脱了殖民地危机。
日本的“变身”也导致了自我认知及其中国观的变化。至晚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起，基于自身“脱亚入欧”的进步和中国依旧“顽冥不化”的“自他认识”，轻视、敌视型的对华态度已经压倒其他“主张”而左右了国家的对华行动选择。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朝的实践，反过来又使蔑视型中国观一举得到确认并在社会中泛化。由此，甲午战争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的格局，使中日主次关系发生颠倒，而且构成了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的中国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分水岭。
此后直至1945年战败的半个世纪里，蔑视型中国观在日本社会中所处的绝对支配位置越发不可动摇，成为对华侵略扩张的思想源泉；日俄战争、镇压义和团、占领青岛、“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出兵山东、占领东北、分离华北等侵略扩张行动的屡屡得手，似乎一再“印证”了其中国观的“正确”，刺激了认识上更“大胆”和行动上再“升级”。蔑视型的中国观直线发展到“中国非国”、“中国已死”、“对华一击”（一战制服中国之意）等完全无视中国存在的极限。全面侵华的冒险，就是在这样一种全民性无视中国的思潮下展开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对日军事占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冷战愈演愈烈的现实条件下，日本除了按照美国旨意与台湾保持“国交”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余地。结果在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日本与台湾保持着“国家关系”，与新中国则始终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即建构主义中的“霍布斯文化”状态。
1970年代初期，联合国恢复了中国政府的合法席位，尼克松访华并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两大事件促使日本改变了对华政策，中日两国恢复了邦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双方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全面合作出现高潮，有人甚至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近代以来的“蜜月时期”。
但是，进入1990年代以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国的崛起，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中日“两强并存”局面开始形成，日本的中国观亦随之发生变化，继续与中国合作与遏制、封堵中国的主张并存。直到今天，与中国合作还是对立的争论依然难见分晓。竞争与合作或许会成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主旋律。
通观鸦片战争后160年来日本的中国观，可以发现近代以来日本为了“认识”中国“投入”巨大，成建制、有组织的中国调研活动，其规模之大、效率之高令人惊叹。从“产出”的效果看，我们也应该坦率地承认，其考察之深入、分析之中的的情况绝非鲜见。近代日本之所以能在对华权益扩张的行动中屡屡得手，也正是基于对中国现状较为客观的“认知”和判断。可以说，日本相当程度地“读懂”了中国，而中国则不尽然。然而，日本人微观认知的精细，并不意味着其对中国宏观把握及前瞻的准确。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头脑清醒者外，“中国通”及知识界精英们普遍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力、抵抗力和巨大潜力，并以此误导了民众。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果，造成了他者评价过低和自我评价过高，或者截然相反，从而导致了行动上的错谬。
探究日本的中国观还将涉及到日本人的民族性、价值观念、文化传统、社会结构等更深层次的问题。例如，在近代承继的“遗产”中，等级观念、尚武传统、商人习性、从众心理、暴发户心态等，怎样或多大程度地影响了其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行？可以说有待深入拓展的研究课题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