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源远流长，近代以前的中日关系是何性质，它给近代以后的日本及日本人留下了怎样的思想遗产，无疑是探讨近代以来日本的中国观所不可回避的主要问题。
截至鸦片战争爆发，在漫长的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上，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和长盛不衰，使中国成为周边国家和民族竞相靠拢、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以此为基础，中国历代王朝建立的以王道思想为基础、朝贡册封为形式的华夷秩序，形成了主导古代东亚文明中心与边缘关系的体系性建构。这一体系虽因“文明”差距的逐步缩小和中国内部分裂等原因，功能日趋弱化，甚或遇到来自外部的挑战，但却始终得以维系，这是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就延绵两千年的中日关系而言，除了近代那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外，国人中关于古代中日关系“友好”的笼统认识是具有普遍性的。然而，这实际上是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这一误区使我们对近代日本加害于中国的思想渊源缺乏足够的历史思考，也影响到现实对日认识某种程度地存在的本质性偏离，而认识偏离又导致对日政策上时而带有一厢情愿的理想色彩，以至于过高的期许往往因日本的不对称回应，终了收获的是失望和愤懑。那么，误区在哪里？如何破解并走出误区？认清历史本来面目，温故而知新，无疑是一条必要途径。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关于中日古代关系的基础研究取得重要进展，（如汪向荣著《中日关系史文献论考》（岳麓书社，1985年）、《古代的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1989年）、《中世纪的中日关系》（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孙乃民著《中日关系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汪高鑫著《东亚三国古代关系史》（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但整体把握两国古代关系性质和特征的理论分析尚显粗糙且不够系统。近年开展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也表明，两国学界在若干重要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例如，围绕明代中日关系中的“朝贡体制”与“倭寇”问题，中方学者强调当时东亚国际秩序及中日关系是以明朝主导的“朝贡体制”为中心展开的，日方学者则不惜笔墨叙述中国以外的国家间关系，有淡化“朝贡体制”在地区国际秩序中作用的倾向；中方学者认为“倭寇”使海外贸易无序，对中国沿海地区乃至整个明政权造成极大危害，日本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方学者则侧重跨国境、海境民间交流的意义，甚至将对抗或战争作为积极因素评价（参见王建峰文“在历史长河中认识中日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2月3日））有鉴于此，本章拟以先行研究为参考，依据基本史料，系统梳理和分析截至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不同历史时段下中日关系的状况、性质和特征，进而从整体上揭示两国关系发展变化的本质和规律。
一、隋以前的中日“宗属”关系
据中国正史，公元1世纪班固撰《汉书》载，公元前汉武帝灭卫氏（右渠）朝鲜后，建玄菟、乐浪、真番、临屯等汉四郡，之后“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中华书局，2010年，第1322页。）时西汉王朝是否通过册封确立了中国与分裂状态下的日本某一政权的宗属关系尚不可考。
范晔撰《后汉书》载：“倭在东南大海中，依山岛为居，凡百余国。自武帝灭朝鲜，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汉光武帝当政的公元57年正月，“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大夫，倭国之极南界也。光武赐以印绶”。（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第·倭》，中华书局，2010年，第1906-1907页。1784年，日本农民甚兵卫在博多志贺岛上发现“汉委奴国王”方形蛇钮金印，重约108克，现作为日本国宝收藏。）据日本学者考证，这个奴国的位置在今北九州的福冈市一带。我国学者认为，东汉王朝对奴国的册封，正式开启了古代中日外交关系的记录。（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13页。）
陈寿撰《三国志》载，238年6月，日本列岛上兴起的邪马台女王国遣使难生米一行赴魏“朝献”，魏明帝大悦，诏赐女王卑弥呼“为亲魏倭王，假金印紫绶”。（陈寿：《三国志》卷三《魏书·倭》，中华书局，2010年，第635页。）
房乔著《晋书》载，265年司马炎称帝建西晋时，邪马台国女王亦遣使朝贺，此后直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一个半世纪里，日本国使的“朝献”不下十余次，说明国家间的外交关系仍在持续。（张声振：《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41—42页。）
在东晋衰、南北朝兴的公元5世纪，中日交往频繁。时日本列岛已结束小国林立局面，出现了中国史书称作“倭”、日本史书称作“大和”的统一中央政权。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对大和国的起源尚存严重分歧。笔者认为，大和是邪马台国征服列岛其他政治势力后建立的统一政权。（主要依据是：邪马台、倭、大和等国名的日语发音都是"YAMATO"。当时的日本有发音语言而没有文字，因此有理由认为前后出现的发音完全相同但汉字标示不同的国家是延续发展壮大的同一政治体。）在413-478年倭王、珍、济、兴、武统治的所谓“倭五王”时期，均遣使中国朝贡并接受册封。史书载，东晋安帝和南朝宋（刘宋）武帝时，倭王遣使朝贡并接受了“倭王”的册封。宋文帝时，倭王珍开主动请封之先例，上表求授“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宋文帝没有满足其要求，仅授“安东将军、倭国王”爵号。但是，当珍的后继者倭王济一再提出同样要求时，宋文帝终于妥协，授“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将军”。宋顺帝时，倭王武遣使上表，内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祢，披擐甲胄，跋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沈约：《宋书》卷九七，中华书局，2010年，第1594-1595页。）
上表中还“自称使持节、都督倭百济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七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国王”，表求除正。时南宋朝已岌岌可危，顺帝的诏书除删去“百济”二字外，其余照准。南朝的齐、梁建国后，倭王武亦遣使朝贺，结果又被齐高帝加封为“镇东大将军”，（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八，中华书局，2010年，第688页。）被梁武帝加封为“征东大将军”。（姚思廉：《梁书》卷五四，中华书局，2010年，第559页。参见沈仁安著《日本起源考》，昆仑出版社，2004年，第291—292页“倭五王遣使表”。）此后直至隋朝建立的80年间，由于中国分裂、内战不息，中日外交关系处于断绝状态。
第一，中华文明的高度发展，铸就了隋以前中国在世界东方不可撼动的强势地位，以致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无不怀有威仪天下、绥化四方的欲望；而文明的差距既是日本主动靠近并向中国学习的客观需要，也是其分裂状态下的地方性政权乃至初步实现统一后的中央政权依靠中国王朝的认可和庇护而获得统治合法性、稳定性的主观诉求。不妨说，差距的悬殊产生了互为需要的向心力，也带来了国家间关系的稳定。
第二，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是一种垂直关系，是以册封形式确立的上下宗属关系。此间虽发生了从邪马台女王国朝贡受封到倭五王朝贡请封的变化，但隋以前中日宗属关系的性质始终未变，当时的日本主动投入到华夷体系，是受中国王朝册封的华夷体系的正式成员。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发展平稳，中国正史罕有两国发生摩擦的记载。不过，双方的礼尚往来主要是政治性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交通条件约束下，经济交流和日本对中华文化的摄取尚未大规模展开。
二、隋唐时期中日“对等”关系的涵义
隋唐堪称中日古代交流的鼎盛期，此间日本频繁派出遣隋使（关于遣隋使的次数，学界尚存争议，王勇认为最多为7次（见王勇主编《东亚视域与遣唐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1页）。）和遣唐使（关于遣唐使的次数，武安隆认为正式遣使并成行13次，正式遣使但未成行3次，迎送唐使2次，计18次，而赴日唐使为8次（见武安隆编著《遣唐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隋唐王朝亦多次遣使赴日通好，中日往来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日使小野妹子访隋（小野妹子，中国史书记作苏因高。日本推古朝派出的遣隋使，607年和608—609年两度率团使隋，递交国书并蒙隋炀帝接见，中日两国由此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隋使裴世清访日（裴世清，隋朝文林郎、鸿胪卿。公元608年初受隋炀帝之命率团使日滞留数月，受到倭王接见和倭国朝野极为隆重热情的接待，为隋倭友好关系的建立做出了贡献。）、鉴真东渡（鉴真（688-763），唐代高僧。为弘扬佛法，屡次东渡受挫，双目失明而矢志不渝，753年第六次东渡成功。受封为统领日本所有僧尼的“大僧都”，是日本佛教律宗开山祖师，建唐招提寺。为中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中日民间友好往来做出了不朽的贡献。）、王维的《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和李白的《哭晁卿衡》诗（阿倍仲麻吕（698-770），生于奈良朝日本一贵族家庭，入唐后改名晁衡。716年随遣唐使赴唐留学，其后滞唐入仕直至在长安辞世，官至正三品安南节度，逝后被追赠为二品潞州大都督。晁衡聪颖过人，诗文俱佳，与唐代诗仙李白、大文豪兼政治家王维等交往莫逆。754年，唐玄宗割爱允准晁错的回国恳求。饯行宴上，尚书右丞王维赠诗《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云：“积水不可极，安知沧海东。九州何处远，万里若长空。向国惟看日，归帆但信风。鳌身映天黑，鱼眼射波红。乡树扶桑外，主人孤岛中。别离方异域，音信若为通。”（见《全唐诗》卷一二七，王维）晁衡则即席赋诗《衔命使本国》作答：“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林。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见《文苑英华》卷二九六）然而，晁衡随遣唐船回国途中遭遇风暴，四艘船中三艘回到日本，惟遣唐正使藤原清河和晁衡所乘之船漂至中国安南，乘员登陆后辗转返回长安已是翌年6月。时李白听到日方传来晁衡等途中遇难的噩耗，痛心疾首，遂挥泪写下《哭晁卿衡》的著名诗篇：“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见《李太白集》卷二五））等，这些真实的中日友好场景令人感怀，值得珍惜并发扬光大。但是，这却不能掩盖同一时期两国关系的另一侧面，而那或许是多数国人不甚知晓或不大经意的“侧面”，这里不妨看一下“另一侧面”发生过什么，思考一下其历史的意味。
581年，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陈，南北朝分裂局面结束，中国复归一统。
600年，日本派出首次遣隋使。607年，推古朝摄政圣德太子再遣小野妹子赴隋并呈倭王国书。魏征撰《隋书》载：大业三年（607），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习佛法。”其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隋炀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魏征：《隋书》卷八一，中华书局，2010年，第1226页。）
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心里不快，但为了解决如鲠在喉的高句丽问题，不愿放弃与倭建交彰显皇威的机会。608年，隋炀帝遣裴世清随小野妹子回访。日本史书《日本书纪》载，裴递交给倭王的国书云：皇帝问倭王。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等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御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迩。知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合，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指宣往意，并送物如别。（《日本书纪》，推古16年8月条。）
隋炀帝在国书中称推古天皇为“倭王”，不无天子对册封诸侯讲话的语气，圣德太子亦感不快，遂“恶其黜天子之号为倭王，而不赏其使”（转引自张声振著《中日关系史》卷一，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69页。）。不过，为了向隋朝示好，裴世清回国时，圣德太子再令小野妹子同往，并致隋炀帝第二封国书，其文如下：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秋季薄冷，尊候如何。想清悆，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往，谨白不具。（坂本太郎、家永三郎、井上光贞、大野晋校注：《日本古典文学大系68日本书纪下》，岩波书店，1978年版，第1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