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文《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在进一步梳理并调整其核心观点的同时，回应了戚文的批评。文章明确指出：1825-1891年为日本早期亚洲主义阶段，其中截至1887年的“萌芽期”和“成立期”为“战略亚洲主义”；1888-1891年的早期亚洲主义“发展期”是“文化亚洲主义”；以1891年为界，日本的亚洲主义经历了“前期”和“后期”两个发展过程，而两个过程又是靠思想、组织和活动的三种联系实现“链接”的。论文通过对前期即早期亚洲主义演变过程及其诸流派的历史考察，认为“早期亚洲主义”虽然组织人员“并不单纯”，思想上也不“精粹”，“诸多侵略思想杂糅其中”，“然而，就矛盾的主次论而言，主张‘亚洲连带’、中日提携、合纵御‘西’的‘战略亚洲主义’，与抵御‘欧化’、文化自立的‘文化亚洲主义’，乃是本期亚洲主义的主旋律”。论文还指出：“早期亚洲主义就具有三重流派：‘战略亚洲主义’、‘文化亚洲主义’与‘征亚亚洲主义’，日本后期亚洲主义即侵略亚洲主义就是这三个早期‘亚洲主义’异变”。（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
由此“三论”看出，围绕着近代日本是否存在早期亚洲主义以及如何把握和判断其性质问题，学者间存在重大分歧。坦率地说，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上的这一重要问题，“研究”止于这种状态是无法令人满意的。而放置一些模糊不清的认识或截然对立的观点平行发展，既不利于从历史的借鉴中掌握真谛，亦或使后学者无所适从。那么，应该如何把握这一问题呢？
如前所述，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朝野关于亚洲连带、中日亲善、中日提携、中日连横之类的议论不胜枚举，若干亚洲主义团体的成立及其开展的活动，以及报刊讨论热点的现象，也表明“早期亚洲主义”说不无根据。然而，在同一面亚洲主义旗帜下以“亚洲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各种人物，其真实的思想意图却是千差万别的。也就是说，除了那些积极、朴素的思想因子外，还存在着消极、不健康的思想。早期亚洲主义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从研究的方法论讲，盛文提出的以1891年为界的日本亚洲主义二阶段发展论，人物思想、团体活动、媒体动向“三链接”考证的内在联系论，战略、文化、征亚等三重流派论，视角和分析路径不无创意。问题在于其论述中有事物把握失衡之嫌，因而影响了结论性价值判断的准确性。
例如，关于“战略亚洲主义”的解释。盛文主要是从正面或非负面的角度出发，列举会泽安、佐藤信渊、曾根俊虎等人物的思想和活动的，而对同样人物的另一思想层面却未予应有的关注。会泽在《新论》中提出中日“唇齿”关系的同时，通篇又是称中国为满清，而用“中国”、“神州”、“皇国”来指代日本的，这就出现了应该如何诠释会泽的日本式小中华思想在其兴亚论中所处的位置问题。佐藤提倡“存华挫夷”，但他本是幕末有名的“海外雄飞论”者，曾在1823年的《宇内混同秘策》中大肆鼓吹“支那经略论”，志在“以全世界为郡县，以万国君长为臣仆”。因此其“存华挫夷”的主张，无非是其狂妄的扩张思想服从于严酷现实的战略思考。曾根也是个经历复杂、内心矛盾而不够“纯粹”的人物。一方面，他确有不少中日合作的言论，也曾通过“兴亚会”等组织的活动，为中日合作奔走呼号。另一方面，他始终是把日本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在1886年致内阁首相伊藤博文的信中，他是这样袒露了心扉的：“清国已属衰运，政道不治，官民不和，一国恰如两体……如再有道光年间之外患内忧并走，则四百余州落入何人之手，实不可测。窥其草莽悲歌不平之徒，仇视满清，其人如李杨才及周季贶（明治十二年献十二条夺取清国策者），与之结合，未必需我陆海军，投机运筹，为我邦谋伟业，以固将来之基础，可达兴亚之大目的。”（曽根俊虎：《陈情书》。黒木彬文、鱒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不二出版社，1993年，第292-293页。）可见，即使是曾根这样一个被视为典型的“兴亚家”，也在为政府出谋划策，建议与中国的反清势力“结合”，“投机运筹，为我邦谋伟业”，从而露出了其“兴日家”的本来面目。
由此看来，对于形形色色的战略亚洲主义者，有必要区分出何者是出于良心和正义，希求亚洲各国及民族平等互助、共同发展，何者是打着亚洲连衡的旗号，旨在让日本担当亚洲盟主并发号施令。同时还有必要辨明是何者引领了近代日本的社会思潮并指导了国家的对外行动选择，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在战略亚洲主义者中，像草间时福那样口头上高喊“东洋连横”、心底里却想着“使我国成为东洋盟主而执其牛耳”（芝原拓自等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96年，第268页。）的不在少数。因此，即便不否认战略亚洲主义中包含着一定的客观合理因素，但在评价时还是谨慎为宜。
再如，关于盛文提出的1888—1891年早期亚洲主义“发展期”的“文化亚洲主义”问题。对此，盛文的立论根据是：文化亚洲主义“组织上的代表是‘政教社’，代表性事件是《日本人》的出版与国粹主义思潮的产生，代表人物是冈仓天心、三宅雪岭等。由于这一流派主张‘亚粹’与‘文化亚洲’思想，故可称‘文化亚洲主义’”（盛邦和：《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历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34页。）。
对于这一论断似可提出三点质疑。第一，在所谓的“文化亚洲主义”中，国粹主义或“日本主义”与文化亚洲主义之间主次关系何在？反对“全盘欧化”的文化亚洲主义是否主要地处于被用来证明“日本主义”合理性的从属位置？这一问题通过研读该流派掌控的国粹主义杂志《日本》和《日本人》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有关著述，恐怕不难找到答案。例如，1890年三宅雪岭在《日本人》上发表“亚细亚经纶策”一文，声称“以空费于内讧之资财，振邦家之元气，举国之民心，兴掌握东洋霸权之观念，临机应变，善于经营，则夺取俄英之先鞭以制东洋之命运，决不难也”（三宅雪岭：《亚细亚经伦策》、《日本人》，1890年4月3日。）。陆羯南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立刻与福泽谕吉的“文野之战”论遥相呼应，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制造理论根据，诬蔑中国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称“王师胜败乃文明之胜败也”。（南：《征蛮的王师》（1894年8月6日），西田長寿编《陸羯南全集》4卷，美铃书房，1970年，第579页。）第二，为证明文化亚洲主义的存在，盛文以相当篇幅介绍了冈仓天心在其名著《东洋的理想》和《亚洲的觉醒》中阐述的“亚洲为一”、亚洲文化复兴的观点。但是，这里且不说冈仓的思想中含有多么浓厚的日本文化优越论（冈仓在《东洋的理想》中写道：“日本民族吸收了印度、鞑靼两民族的血液，因此，它具有反映亚洲意识全貌的遗传基因，有世界上无以伦比的万世一系的皇统，有未被征服民族的独立自恃的骄傲，它牺牲扩张的发展（这里冈仓有意掩盖了古代日本多次侵略朝鲜的历史——本文笔者）而保护祖先遗传的观念与本能，孤立的岛国日本是亚洲思想与文化的真正思想库。”“而中国因王朝几经颠覆，鞑靼骑兵的侵掠和激昂暴民的杀戮蹂躏，除了文献与废墟之外，没有留下任何令人想起唐代帝王荣华与宋代社会典雅的标识。”“印度艺术的崇高成果也因匈奴粗暴的摄取、回教徒狂妄的偶像破坏、惟利是图的欧洲无意识的艺术破坏行为而几乎荡然无存。”由此冈仓得出的结论是：日本才是“亚洲文明的博物馆”，将复杂的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统一起来是“日本伟大的特权”。引自冈仓天心著，桶谷秀昭、桥川文三译《东洋的理想》，平凡社，1983年，第13-14页。），即使从时间上看，把10年后即1903、1904年发表的这两部著作所反映的思想作为证明1888-1891年日本出现“文化亚洲主义”的凭据，从论证方法上讲也难说没有问题，毕竟“跨阶段”的滞后性举证有隔靴搔痒之感。第三，如此一来，所谓“发展期”存在的“文化亚洲主义”说便可能会陷入一种孤立无援的尴尬境地。其处理方法要么是继续寻找充分的立论根据，以证明它的存在并彻底说明它是什么；要么是将文化亚洲主义形成确立的时期后移，而一旦后移，它就将进入盛文自己定义的1891年后的“侵略亚洲主义”、即性质和含义迥异的“大亚洲主义”阶段了。
“早期亚洲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种以欧美和世界为参照物的亚洲观，是关于亚洲的思想认知、价值判断和行动主张，肯定和伸张亚洲的价值、呼吁亚洲联合对抗西方是早期亚洲主义的一般性特征。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认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的有关思想和主张，无论其内容多么纷杂，性质如何迥异，均应纳入“早期亚洲主义”研究的视野。
与“后期亚洲主义”即“大亚洲主义”（也有日本的武力扩张和非武力扩张之别）或一边倒式的“侵略亚洲主义”不同，在“早期亚洲主义”的思想箩筐中，“真、善、美”和“伪、恶、丑”乃至无法以此标准划线的诸种思想混杂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早期形态”。因此，分辨“筐载物”属性、判断其功能和作用应为深入讨论的焦点。在这方面，前述的“三论”提供了良好基础。
对早期亚洲主义的构成和属性进行分析时，可以基本确认早期亚洲主义思潮中存在着朴素、策略和征服三种类型或曰“流派”。此三种类型除了都具备早期亚洲主义的一般性特征外，又因下述区别而划开了彼此间的界限。
具体说来，朴素型亚洲主义肯定亚洲的传统和价值，认为亚洲各国和各民族是“利益连带”的命运共同体，提倡区域内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对抗西方扩张。以中村敬吾为代表，此类型的亚洲合作思想，不寻求日本的特殊利益，反对把日本凌驾于亚洲各国之上，这是其有别于其他流派的根本所在。朴素型亚洲主义虽然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在日本向近代社会急剧转型的特殊时期，其真诚、朴实的亚洲团结、民族平等互助的思想弥足珍贵，其影响所致造就了宫崎滔天、梅屋庄吉、尾崎秀实等一批同情并无私支持亚洲弱小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对外扩张的仁人志士，他们那种熠熠发光的思想和实践行动，世人敬重，值得不断发扬光大。
策略型亚洲主义在肯定亚洲价值传统，强调亚洲“利益连带”、“互相提携”，“连横”抵御西方扩张等思想主张上，与朴素型亚洲主义相似。但是，策略型亚洲主义的思想主张终归是一种“策略”或“战略”，维护和扩大日本权益才是其思想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这是其与朴素亚洲主义的本质区别。策略型亚洲主义者虽然也不能一概而论，但总体特征是在亚洲联合、提携合作的口号掩护下，首先肯定亚洲的“价值”，继而千方百计地证明中华文明的接力棒已转入日本之手，日本有资格取代衰落的清朝充当亚洲盟主，并在抵御西方扩张的斗争中担负领导责任。在这方面。策略派又与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欧化派”巧妙地形成了某种契合点。后者否定中华文明和亚洲文化的传统价值，再以日本已率先在亚洲摆脱“半开化”状态而跨入文明之域为由，一面倡导“亚洲应齐心协力以御西洋人之侵凌”，一面声称“亚洲东方堪当此魁首盟主者唯我日本”。（《福泽谕吉全集》8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30页。）不过，一般说来，与后述的“征服型亚洲主义”不同，靠武力征服亚洲以扩张日本权益不是策略型亚洲主义的首选手段，其基本主张是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政治控制、经济扩张和文化渗透等“和平”方式，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此外，牟取日本国家权益时注意与欧美列强保持“协调”也是策略型亚洲主义对外思想的一个要点。此外，甲午战争前策略型亚洲主义之所以有一定市场，还在于日本朝野尚未摸清中国的实力，不少人担心过度开罪中国将来会遭至报复（例如，1875年11月28日《东京日日新闻》刊登的《决不可轻视支那》、1878年1月12日《邮便报知新闻》刊登的《清国不可忽视论》等文章便反映了这种思想。详见芝原拓自他編《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96年，第257—262页。）；而在甲午战争后直至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下一时期，这种担心则主要地来自于对欧美列强干预日本独吞中国的恐惧，因此讲究“策略”、与美英“协调”仍属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