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服型亚洲主义是根深蒂固的皇国思想和弱肉强食的近代强权理念的杂交和变种，其思想依据及其核心是：日本乃“普照四海万国之天照大神出生之本国，故为万国原本大宗之御国，万事优于异国”（本居宣长语。石川淳编《本居宣長全集》8卷，筑摩书房，1972年，第311页。），“日本天子实际上是统治四海万国之真天子”（平田笃胤语。平田笃胤全集刊行会编《新修平田笃胤全集》6卷，名著出版，1977年，第543页。），所以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称霸是上天所定、不可抗拒的；而在进入适者生存、公理服从强权的近代社会后，征服论者更将“仁道”丢在一边，主张以“力”为基础，靠武力征服的“霸道”手段，实现日本称雄东亚的“霸业”。征服型亚洲主义是为了日本利益可以不择手段的赤裸裸的侵略主义。
由是观之，早期亚洲主义的朴素型和策略型形似而质不同；策略型与征服型目标类似而手段不同，但二者之间在日本国家利益至上的本质方面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尽管如此，并非说对“策略型”和“征服型”加以区分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主张日本利益至上的“策略型亚洲主义”，除了其盟主论等必须批判外，毕竟具有通过合作与竞争的非暴力手段来实现日本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倾向。
还应指出，如此划分的早期亚洲主义三种类型，只是从分析的角度设定的，而在进入具体人物、组织或事件的分析时，事情却未必那么简单明了。因为在朴素、策略和征服等三种类型的人物或群体之间，还大量地存在着既似前者、亦似后者、何者都不“纯粹”的“边缘人”和“边缘群体”，且其思想是处在不断摸索和变动的“流动状态”。世界形势及日本与周边国家实力对比的变化，则构成了其思想调整变化的基本动因。
明治政府成立至甲午战争前夕，朴素型亚洲主义势力弱小并不断弱化，可以说没有对近代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策略型亚洲主义和征服型亚洲主义才是影响近代日本对外行动选择的主要思想源。事实表明，随着日本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征服型亚洲主义不断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以致左右了对外政策的方向。
经过上述分析，所谓早期亚洲主义是否发生“变异”的问题也就清楚了。那就是以甲午战争为界，朴素型亚洲主义无所谓“变异”，但是其原本很小的市场和生存空间变得更加狭窄；策略型亚洲主义在1870年代后期至1880年代中期一度颇具声势，但在朝鲜发生甲申政变后，“亚洲连横”、“中日提携”的主张很快被“欧化主义”和“国权主义”的巨大声浪所压倒，随之部分策略型亚洲主义者干脆脱下“曲线救国”的外衣而“转向”，从而发生了“变异”；而对征服型亚洲主义来说，它原本在早期亚洲主义的诸流派中就拥有很大市场，其思想前后一致而不存在“变异”，只存在不断巩固扩大其在思想界的强势地位并影响国家决策的问题。当然，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急剧膨胀的征服型亚洲主义也并非是横行无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压力、被侵略国的反抗及国内大正民主运动的冲击，征服型亚洲主义也曾遇到其他各种政治思潮的挑战，日本的对外关系亦由此再现了策略型亚洲主义影响下的“协调外交”和征服型亚洲主义影响下的“亚洲门罗主义”的路线分歧，而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及其随后退出国际联盟，既意味着征服型亚洲主义的“胜利”，也敲响了其走向灭亡的丧钟。
三、蔑视型中国观的泛化
在鸦片战争至甲午开战的近代社会转型期，日本先是在认知论上确认了中国的“守旧”、“落后”和“衰弱”，然而在行动论上（态度和对策），畏惧与轻视、蔑视，“亲善”合作与敌视、征服，不同思想态度和行动主张之间的争论一直在继续，而轻视、蔑视、敌视、征服等主张越来越占据上风，并在甲午战争后一举确立了其在近代日本对华观中的绝对统治位置。可以认定，甲午战争是日本对华观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历史分水岭。
1.日本各界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至甲午战争爆发期间，影响中日关系的重大事件如下：
明治初年，日使节赴朝，强令朝鲜上表朝贺，被拒绝后兴起“征韩论”；
1871年，日本与清朝签订《中日修好条规》；
1874年，日本以琉球漂流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出兵侵略台湾；
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日朝修好条约》；
1879年，日本废琉球藩、设冲绳县，正式吞并琉球；
1882年，日本利用朝鲜壬午兵变，取得在朝鲜的驻兵权；
1884年，日本策动朝鲜东学党发动甲申政变，取得与清朝对等的对朝出兵权；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
甲午开战后，日本国内立即掀起一场支持战争的狂潮。明治开国元勋之一、被誉为“近代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请缨出战，指挥第一军从陆路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且看山县率军攻占朝鲜京城、平壤、九连城及奉旨回朝时先后写下的四首诗。（参见德富苏峰编《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东京：原书房，1969年。）
出师万里奉皇猷，行路兼吾不自由。期见天津桥上月，韩城城里遇中秋。
到处山河新战场，凄凉风色近重阳。平安道上秋将老，却想奉天城外霜。
所向无前意气雄，欲衣粮敌敌还空。何时饮马长城窟，万里山河一路通。
马革裹尸元所期，出师未半岂容归。如何天子召还急，临别阵头泪满衣。
前三首诗中，其得意、骄横的心态表露无遗，第四首则抒发了其壮志未酬之憾。1884年日本策动的朝鲜甲申政变为清朝挫败以来，压在山县心头整整10年的郁闷，此时得到了尽情的舒缓。这种情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日本整个统治阶层的心态。
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最大限度地避免西方列强的干预，同时获得国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政府和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文人”沆瀣一气，大造舆论，鼓吹文明和野蛮势同水火，不能相容，因此对华开战是文明的日本与野蛮的中国之间的“文野之战”，从而一面为日本发动的侵略制造理论根据，一面宣扬文明必胜、野蛮必败。
兵马未动，舆论先行。外相陆奥宗光在开战前便大肆鼓吹这一歪理，他在《蹇蹇录》中写道：中日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鲜，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端。且争端不论外表上出于何种形式，其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已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已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已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岩波书店，1983年，第58-60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28页。以下译文有些地方据原文稍有变化，不特别指出。）
陆奥在这里说得很明白，从文明的角度看，如今中日两国的位置已发生颠倒，顽固守旧的中国和开化进取的日本相互“怀疑”、“侮慢”、“憎恶和嫉妒”，“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并且必将以某种形式爆发出来。
开战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福泽谕吉兴奋异常。1894年7月29日，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一文，诡称战争“虽然起于日清两国之间，但寻其根源，则是谋求文明开化之进步者与阻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绝非两国间的战争”。战争的本质“并非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事情，而是一种宗教之争”，是“只以世界文明的进步为目的”。（《福泽渝吉全集》第14卷，第491页。）
国粹主义、亚洲主义者陆羯南（1857-1907）于1894年8月6日发表《征蛮之王师》一文，他颠倒黑白，将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到中国身上，指责清朝违背《天津条约》引起了战端。文章说：“清国是无信义之国，故欲使其履行盟约，必须经常向其展示威力以监督之。彼无权享受主权国应有之礼敬。”文章还写道：清朝是“东洋之一大野蛮国”，“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西田长寿等编：《陆羯南全集》第4卷，东京：美铃书房，1970年，第579页。）其论调与福泽如出一辙。
“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以其主办的《国民之友》为阵地，连篇累牍地发表《日本国民的膨胀性》、《好机会》、《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战争和国民》、《战胜余言》等文章，竭力鼓吹这场战争是“义战”，是大日本向外“膨胀”的天赐良机。他认为：此战“对己而言，是为了日本的开放解脱；对他而言，是为了给予世界上顽固主义一大打击，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因此他提醒日本国民：理解战争的调子要定得“更加清深高尚”些，“不要眩惑于兽力的现象，而要掌握道义上、心灵上的因果”。（植手通有编：《德富苏峰集》，第255页。）
战争期间，二战以前著名的非战论者内村鑑三（1861-1930）思想尚未成熟。准确地说，当时内村的认识与前述的观点大同小异，并且与德富苏峰一样，把日本发动的战争附会为“义战”。1894年，他在《日清战争之意义》中写道：日本代表着自由、希望、进取、欧洲主义，中国代表着压制、回顾、退守和亚细亚主义，“如果日本败北，于东方，则个人发展受防阻，自治制度将归废灭，美术将失，文运将颓，亚细亚固有之旧态将使东方五亿生灵沉迷于梦中”。在《征诸世界历史论日支关系》中写道：“日支两国关系乃代表新文明之小国与代表旧文明之大国之关系”，“日支冲突不可避免，二者冲突而日本之胜利，乃人类全体利益进步之必要”，是“历史之所保证，人类进步之所促”。（野村浩一著、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17、24页。）
“文野之战”、“义战”的宣传欲向日本国民灌输的意识是：文明淘汰野蛮势在必然，这种淘汰无论采取什么方法都符合“大义”，因此“文明的”日本即使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也是在传递“力的福音”（德富苏峰语），符合“大义”而不必考虑是不是“侵略”的问题。这种用近代文明观包装的“强权即真理”的战争观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蒙蔽和煽动民众积极支持了战争，助长了民族性心理扭曲和是非颠倒，使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对华认识及其行动选择偏离了应有的方向而越走越远。
2.媒体对中国的丑化
战争是血与火的厮杀，同时也是思想意志的较量。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政府强化新闻管制，通过报刊杂志、文学作品、歌曲漫画等形式，歌颂前线作战的日军所向披靡，同时极力丑化中国形象，向民众灌输敌视、蔑视中国的思想，以及必将战胜中国的信心。
报纸和杂志是当时最重要的大众传媒工具。据参谋本部编纂的《明治二十七、八年日清战史》，1894年1月到1895年11月，日本的66家报社派出114名记者、11名画工、4名摄像师从军进行战地报道，此外还有许多军方本身派出的军人记者。66家报社中，绝大部分是驻京报社，地方报社的派遣人数受限，一般是1至2人。报社、杂志社派遣记者最多的是《朝日新闻》和国民协会控制的《中央新闻》，其次是德富苏峰、陆羯南分别掌控的《国民新闻》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