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报道以战况进展、日军英勇杀敌的文章为主，同时也有不少清军怯懦无能及中国风土人情的内容。例如：
1894年7月25日，日本发动突袭，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击沉增援朝鲜的清军运兵船，陆军占领成欢、牙山。从军记者山本忠辅如是描述了成欢、牙山之战中清军一触即溃的丑态：清将聂（士成）仅次于清军副将叶志超，是李（鸿章）总督旗下的名将，欧美人无不知其姓名者，在征讨马贼过程中屡立奇功。然……聂之狼狈真是徒有虚名……当我军围攻聂营发起猛攻时，聂迅即弃营而逃，还脱掉军服，连大将寸刻不能离手的文书包也弃之不管……清兵逃跑时，军服靴帽扔得到处都是，钻进农家，抢走朝鲜人衣服，改装而逃。……牙山是其根据地，本以为要背水一战……岂料到牙山一看，他们竟丢下几十万发弹丸、六七百袋（七斗一袋）军粮逃跑了。……呜呼，凭此等羸弱之兵还欲在弱肉强食之世界夸耀独立，妄想将朝鲜作为属邦与我国一争高下，实在是愚昧之极，令人忍俊不禁。（山本忠辅：《成欢激战实录》，《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8月9日。） 9月15、16日，日军进攻平壤得手。17日，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大败北洋舰队。《东京朝日新闻》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并宣称号称“东洋首席”的北洋舰队大败，意味着中国的“海军战斗力已经灭亡”。（《东京朝日新闻》，1894年9月22日。）
1895年1月20至2月上旬，威海卫保卫战以北洋舰队的投降告终。日本各大报纸均以头条新闻刊发消息。《团团珍闻》用“北洋舰体之柩”的漫画形式描绘了北洋舰队的投降仪式。
战争期间，各大报纸还以“从军记”的形式，报道战地军人的日记、家信和随感文章。战时《国民新闻》发行量大增的原因之一，就是开辟了《爱弟通信》等有关专栏，从而扩大了读者的受众面。
1895年6月19日，《中央新闻》刊登从军记者水荫写的《迅雷急雨：军夫的幽灵》文章，写的是出征军人的家庭“琐事”。赚钱都是战地的事。人夫有福话。我是名叫结成善助的男人。老婆叫松，孩子叫仙吉，三岁尚不通理。爸爸还不回来吗？礼物要锵锵（对中国人的蔑称：笔者）的头。比这还想要的是，金银的陀螺、珊瑚的面具。
这段记述说明了什么呢？一个不懂事的孩童要中国的人头玩具作礼物，可见当时对中国的蔑视和仇视性宣传已经到了何等地步！这种情况在战争文学中也有所表现，泉镜花的《凯旋祭》中就有“生首灯笼”的情节。
中村雪后：《薄烟》附录，1997年9月。有人要求把中国死尸的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建成新耳塚（耳塚，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曾将被杀敌兵的鼻子、耳朵割下来带回日本，葬于京都的方广寺。）以作纪念，把中国战俘带到日本作为秽多（奴隶）从事工业苦役（《八面锋》，《万朝报》，1894年9月19日。）；还有人要求把中国人的“豚尾”（指辫子）割下带回日本制成纪念品，或者出口卖给西洋妇女。（《应切取豚尾》，《鹿儿岛新闻》，1894年8月4日。）
中国和朝鲜的“不洁”也是这一时期新闻报导的话题之一。某从军记者在《少年世界》杂志上撰文，说自己与福本日南在大连进过“支那人的澡堂”，结果“充满臭气，无法滞留，夺门而出”。（松柏轩：《幕中杂志》5-2，1899年1月。）骑兵西村松二郎在给友人冈部亮吉的信（1895年3月25日）中描述的牛庄是：以前支那人垂流下来的粪尿隐居在冰雪之中，现在粪尿露出表面，不可不谓其肮脏。最过分的是，就算是支那人上等人家的大门口也流淌着粪尿，不会在别处设置便所。虽然知道这是一个野蛮国，但也大出意料。（冈部家所藏《致冈部亮吉明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西村松次郎书翰》，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1997年9月，第392页。）
在这些人看来，中国如此，朝鲜更差，二等军曹片冈家在家信中说：“朝鲜的房子在我国是绝对看不到的，极其荒蛮”，“就如我国的小猪窝一样”。“屋子之间流着下水，甚至流着尿、粪，奇臭无比，让人难以忍受”，走在路上也是臭气熏天，他们将垃圾丢到道路中间，即便是闹市，也比不上日本的马房。（《致片冈作左卫门九月十七日片冈力藏书翰》，片冈晴生所藏。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1997年9月，第391-392页。）石川县中甘田村出身的滨野广洪兵少尉在家信中写道：元山“虽然约有四万户人家，但房屋都与小猪窝一样”，“很多人家都是在地面上铺上席子，其肮脏程度难以用语言来形容”。（《致滨野大五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滨野广洪书翰》，滨野家所藏。）近藤描述的从元山向平壤进军路上所看到的情景是：“很多死牛死马，臭气熏天，民户也极其肮脏，难以宿营”，许多士兵得了传染病。（滨野家所藏《致滨野大五郎明治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滨野广洪书翰》，转引自桧山幸夫《甲午战争与日本》，东亚近代史学会编：《甲午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容》上，第392-393页。）且不说这些记述中有多少夸张、渲染的成分，即便基本“属实”，那也是因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而绝非“本来如此”。战争使生灵涂炭，社会生活秩序完全破坏，人的生命尚且无法保证，何谈“清洁”？战时的新闻工作者、出征军人只是鄙视中、朝肮脏，却几乎无人想过谁是“不洁”的制造者。
当时的流行文学作品、歌曲和漫画，在蔑视和丑化中国方面也不甘人后，例如，讽刺文学作家骨皮道人（1862-1913）发表的《锵锵征伐流行歌》、《日清开战滑稽剑舞》、《打退清兵之歌》等作品，竭尽轻蔑、挖苦中国之语；讽刺画家小林清亲（1847-1915）则与骨皮道人合作，发表图文并茂的《百撰百笑》，其笔下刻画的中国人形象是厚颜无耻，内心怯懦而又虚张声势，结果在日军所向披靡的攻势下，愚蠢的“中国猪”只好拜倒求饶。
可以认为，甲午战争中新闻报道、文学作品、流行歌曲和漫画等各种形式的舆论宣传，对于日本国民的中国认识产生了直接或潜移默化的影响，蔑视型的中国观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3.蔑视型中国论的泛滥
甲午战争期间，与社会上掀起的战争狂潮相呼应，出版界关于中国时论类的著述剧增，其基调是诋毁、仇视和蔑视。打败清朝之后，这种仇视、蔑视型的中国论由于得到了实践的“验证”，又进一步泛滥和沉淀，遂使二战以前日本民众的对华认识基本“定格”。
在五花八门的中国论中，竹越与三郎的《支那论》、德富苏峰的《大日本膨胀论》、尾崎行雄的《支那处分案》、荒尾精的《对清意见》影响甚大。
竹越与三郎（1865-1950），号三叉。先后就学于中村敬宇的同人社和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曾在福泽的时事新报社工作，后加入德富苏峰的民友社。作为政论家和自由史学家，其撰写的《新日本史》（上、中）显露出才华，从而确立了在学界的地位，并引起政界的关注。
竹越与三郎是处在上升期的资产阶级史学家，他虽然反对国内的专制政治，但却从不隐瞒对实力主义的留恋和扩张国力的欲望。（桑原武夫编：《日本の名著近代の思想》，中央公论社，1962年，第55、56、57页。）其在甲午战争期间出版的《支那论》，正是这种留恋和欲望的呼唤。
《支那论》于1894年8月出版发行。此书开宗明义地写道：现在我陆军已经扫除牙山之兵而迫近平壤，海军也已在南阳湾获胜而迫近威海卫。海陆并进将日章旗树于北京城头之日已指日可待。
当此之时，国民只陶醉于胜利之中。若问为何必须征夷清国，很多人的回答仅限于清国妨碍了日本援助朝鲜独立的事业，然而日本不能不征夷清国之理不仅如此。如彼等在朝鲜的不法不义之举，不过是新造成的出师之契机。得皇天特宠的日本国民，为了奉行其天职，亦为国民自卫，作为国家千百年长久之计，必须彻底地征夷清国。此书虽为一小册子，但却代表日本国民阐明其想说未说、要谈未谈之所在者。
竹越直言不讳地说，此书有向政府献策之意，写作大纲及意图如下：征清之师已出。此局如何结束？结局不易之时，在外交上向世界尝试何种措施？我相信这是热心且冷静的政治家所需要考虑的。此书对此亦有献策。
简单地叙述本书的大纲，第一篇《大日本》，从列国之政治、自然的地理上来论述天下之形势一变，东洋的小国日本必须与大陆接近而进行大运动，同时经济人口等活力方面日本也必须有向外树立“大日本”的形势。第二篇《外交之忧不在欧美而在清国》，论述我们已经不得不建设大日本，而妨碍此大运动的首当其冲的是清国人。第三篇《清国自觉其大之日乃日本最危险之日》，从历史上论述清国的侵略、土匪性质，其国民产生自负时，对邻国而言是最危险的，而如果其自负现在达到顶点的话，这正是“大日本”的最大的妨碍者。第四篇《人种上侵略运动的大势》，英国的沃尔兹将军叙述了可以覆盖世界的支那人种在政治上失败了，但是在人种之争上胜利了，由此论述大日本之危险由此而来。第五篇《日清同盟之迂腐》，世间以东洋和平为名欲使日清同盟，本文排斥对之让步之说，主张日本成为东洋的英国。第六篇《同盟论能赢得什么》，论述作为日清同盟的代价所得到的，无论在东洋还是在世界上，都不过是使清国的权力增强而已。第七篇《非兵火不能使清人觉醒》，论述如同古希腊那样，在世界上传播文明是我国之天职。如果要向支那传播文明的话，先必须要以兵火之光使之醒目。第八篇《战后的索赔》，论述应该索赔什么。一旦战局结束必不可再战，要通过索赔来养护战斗力。第九篇《应进而登上世界舞台》，论述为了贯彻对支那的大希望，除了兵力以外，还要以外交的力量作成日俄法三国同盟，以此登上世界的舞台。第十篇《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是将日清之争与“三十年战争”时的瑞典与意大利之争作比较，如同以瑞典的力量产生了欧洲的权力平均，论述应以日本的力量创生二十世纪的权力平均。
在这个写作大纲中，“大日本”一词格外醒目。竹越的解释是：“国民的活力已经旺盛得达到顶点，景行天皇以来尺寸未增的国土已经不堪其容了。”（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14页。景行天皇是日本的《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传承上的天皇。传说是垂仁天皇的第三子，曾亲征熊袭（传说中所见的九州南部的地名），后派日本武尊平定东国的虾夷。）由于日本现有的领土已经不堪重负，“大日本”必须“在海外谋求新故乡”。他说：“大日本”不是爱国者的豪言壮语，不是预言者的梦幻，不是诗人的高调，而是实际的问题、利害的问题、必然之势，是日本国民生存竞争的唯一胜利法宝。日本国民作为其才能与繁殖力的报酬，现在只要波涛所及、暖流所至、南极星之光所能够照射得到的暖带的草木繁盛所在，都有寻求新故乡、建设“大日本”的天纵之权利。吾人有建设大日本的权利。吾人用此权利则可生、不用此权利则是吾人进行国民性自杀。我国民只有通过大日本建设，将内溢而致相争的活力发泄于外，以此来谋求国内的安排、调和与整顿，才能生存下去。（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24-25页。）
那么，如何建设“大日本”、到哪里“谋求新故乡”呢？竹越的态度极为明确，那就是向大陆扩张，而拦路虎便是中国，即“当前最大的妨害者，实际上是清国！”（同上书，第31页。）
经过如此这般的形势、任务、目标的论述后，《支那论》进入“正题”，其首先提出的设问是中国是敌是友。书中写道：吾人如何对应清国？是与之合谋结成亚细亚同盟，于和睦之间处理此利害冲突？抑或是断然排击它，迫使其屈从于我？这是日本国民在建设“大日本”之前首先要必须解释的至重、至大的问题。（同上书，第37页。）
对此，竹越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其理由是中国人既有“如同鼠族”一样的“膨胀力”，又是“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有朝一日发展起来时，日本必然成为其“膨胀”的对象。他说：支那人是世界上最容易繁殖的人种，彼等如同鼠族，几乎是自乘式地增加。二十四朝、三千年，历史是朝代革命的历史，朝代革命的历史，是杀人如草、流血如河的历史。他国的战斗以谋略决胜负，清国的战斗以杀敌的多寡决胜负。然而暂时的太平，人口又迅速繁殖起来。……这难道不能说是具有膨胀力的人种吗？（同上书，第54-56页。）
所谓支那人不曾为侵略之人种，已虚伪也。所谓历史之证明，亦虚伪也。组成现今清国之大半的汉人祖先为什么人种？汉武帝兵出四方、实行侵略政策以来，历朝帝王自觉其大势力之时，无不四境出兵，征伐外国。……若回顾支那人种穿越大漠、出兵塞外，蹂躏欧洲列国，在罗马城外耀武扬威的侵略史，可以说彼等几乎是天生的如同强盗般的侵略人种。如果这样的人种也可以称作静谧的人种，那么就如同说俄罗斯人为天性最为柔弱、爱好和平之民一样。（竹越与三郎：《支那论》，第39-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