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认为清朝的失败“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他在《读筹海篇》（1855年5月4日）中写道：清魏默深筹海篇，议守、议战、议款，凿凿中款，使清尽用之，故足以制英寇而驭鲁拂矣。然吾独疑，此书之刻，在道光二十七年，曾未三四年，广西民变，扰及八省，祸延十年，遂至北京殆不守，其所底止，未可知也。则清之所宜为虑，不在外夷，而在内民也。何以默深无一言及于此乎？世之议守者，不过于筑坚墩、铸巨炮、调客兵；议战者，不能为其所宜为；议款者，徒逼于不得已，是皆默深之所深忧，而清乃为之，姑息以养夷谋、脧剥以竭民膏，未有不致内变外患者也。且默深之言曰：匪徒能号召数百二三千人者，其人皆偏俾将才，其属皆精兵，而文法吏目为乱民、为汉奸，不收以为用。然则广西之乱，默深其已知之矣。噫！民内也，夷外也。谋外而遗内者凶，治内而制外者吉，悲哉。（《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3-24页。）
第三，认为清朝“不知彼亦太甚矣”。他写道：“汉土之习，于外国之事，茫然不问，反以臆断之，自古如此。如源者，汉土人之翘楚也，而未能免其习也。”他主张“立国之体”要做到“我无有待于人。苟使人待于我，则敌仇亦可以为我用也。我有待于人，则同盟亦将来啮我也”（《读甲寅囒顿评判记》（1855年7月），《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30页。）。
第四，认为清朝是日本最好的借鉴。他在《清国咸丰乱记》“序文”（1855年）中写道：“吾之所宜以为则者，莫若清国。清国治平日久，宴安日甚，视豺狼如猫狗，视苍赤如土芥。道光一危，咸丰再乱，吾苟能反其道，则天下宁有危与乱哉？”在此稿的“例言四则”中也写道：“清国与我隔海相邻，土广民众，财富物阜。故其国之治乱，以至往往与我国有关。欧墨诸夷，荒陬不比我远者，昔天平宝字之时，唐土安禄山谋叛，天朝乃命筑紫，使严武备。古之朝廷率用心如斯，今人如何不察，读此记者，切勿忘此意。”（《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55、58页。）
第五，提出了日本如何应对西洋与邻国的“方策”。他在1854年的《幽囚录》中狂言：日不升则昃，月不盈则缺，国不隆则替。故善保国者，不徒毋失其所有，且应增其之所缺。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虾夷，封建诸侯。乘隙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谕硫球朝觐会同如内地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吉田松阴：《幽囚录》，《日本的名著31吉田松阴》，中央公论社，1989年，第227页。）
1855年，吉田又提出日本对外战略的根本原则，即“与俄、美讲和既定，决不可由我背约而失信于戎狄。然恪守章程，厚信义，其间蓄养国力，割占易取之朝鲜、满洲、支那，于交易中失之于俄国者偿之以鲜满土地”。（吉田常吉·藤田省三編：《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阴》，岩波书店，1978年，第193页。）其后，吉田又在多种场合重申了类似主张。1855年4月18日在《与来原良三书》中吐露：“天下之势，日趋陵夷，（中略）为今之计，和亲以制二虏，乘间富国强兵。垦虾夷、夺满洲、来朝鲜、并南地，然后拉米折欧，则事无不克矣。”（《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22页。）吉田是包括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在内的诸多明治元勋的导师，其侵华“征亚”思想不仅流传于社会，而且对其后明治政府决策者的思想形成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高岛秋帆（1798-1866）在《天保上书》中分析了中国失败的原因，指出英国“与唐国相比，土地颇为偏小，更与其争战极为不利。然却如斯大胆袭来，以至唐国大败，英方无一死亡，其趣全在平生所持之武备”。反过来，他“嘲笑唐国之炮术如同儿戏”。（高岛秋帆：《天保上书》。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72-173页。）
横井小楠（1809-1869）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政教风俗不如人，认为中国“乃亚细亚洲中一大邦，古往大圣相继勃兴，文物领先于万国，故将未开化之草昧外国分为九夷八蛮，施以怀柔之政。以降，主愚暗而失贤明，世代革命多，却自称中国华域，待外国为蛮夷与古无异”。然而“道光末年，鸦片之乱始为英国挫败，不得不立和亲之约。……彼屈大义而怖兵威，折良港沃土以偿违约之罪，极其屈辱，然朝廷仍优柔寡断，无惩戒反省之念”（横井小楠：《国是三论》。松浦玲编：《日本的名著30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中央公论社，1987年，第319-320页。）。
萨摩藩藩主岛津齐彬（1809-1858）对清朝的堕落甚为惊讶，认为英、法攻陷北京，清帝远逃，而后缔结城下之盟，“实乃甚不知耻也”。慨叹中国“已病入膏肓，难以疗治，殊至割地、乞和，则无药可救”（岛津齐彬：《齐彬公史料》。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93页。）。
由此可见，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在日本的形象已经一落千丈。此间出现的中国殷鉴论，通过战争性质、中国失败的原因、对日本的借鉴、日本的对策等不同角度的分析和探讨，迈出了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中国认识的第一步。
2.“千岁丸”上海行的实地感受
1853年，美国佩里舰队的“黑船来航”，惊醒了日本长达二百余年的“太平梦”。翌年，德川幕府签订《日美亲善条约》。1858年，幕府再与英美等列强签订不平等的《通商航海条约》（俗称“安政条约”），鸦片战争后日本所担心的殖民地危机已经降临。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中国的殖民地危机进一步加深。中国现状如何引起了幕府的密切关注，因为中日两国同命相连，中国的现在或许就是日本的明天。1862—1867年，在以中国为鉴的呼声中，幕府四次组团实地考察中国，其中第一次派遣的“千岁丸”上海之行意义重大。1962年6月3日至7月1日，幕府派遣“御勘定”（主管财政经济的官员）根立助七郎率团考察了上海。考察团乘坐的“千岁丸”是英国为日本新造的三桅帆船，前桅悬挂英国国旗，中桅挂荷兰国旗，后桅挂日本的日章旗。一行51人中，8名为幕府官吏。这是德川幕府成立二百余年来日本人首次有组织地踏上中国国土。
幕府“千岁丸”上海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考察，但是考察的内容相当广泛。高杉晋作在《游清五录》中记载的此行目的和意义是：“盖此行，幕府欲渡支那为贸易，宽永以前朱章船以来未尝有之事。官吏皆拙于商法，因使英人及兰人为其介，官吏惟观商法形势，为他日之谋而已。”又说：“我奉君命随从幕吏至支那上海港，且探索彼地之形势及北京之风说，如果我日本不速为攘夷之策，亦难料终将蹈支那之覆辙。”（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岩波书店，1991年，第269（冯著附录第439页）、226页。）长崎奉行（相当于市长）高桥美作守记录的出访背景则是：幕府官吏认为“本邦与唐国的关系是唇齿关系，通商不用说，双方能否实现通信（即邦交关系），也须通过某种方式调查一下他们官员的规章”。“近来唐国与英法两国发生战事，加上贼乱（指太平军起义）并起，国内一派衰乱，此种状况下能否开通信之端，关键是要向唐国官吏询问情况。”（《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88—289页。）再就是了解五个通商口岸的租税状况等。由于当时日本和中国尚无邦交和通商关系，因此中国官方同意以荷兰为中介，委托荷兰领事居间安排考察。（《道台府应接书写》，收入《夷匪入港录一》，日本史籍协会丛书16，东京大学出版会，1967年重印本，第298页。）冯天瑜通过详密的研究，归纳出此次考察的26项要点，即：（1）中国的金银铜货币的种类；（2）其通用交易场所和兑换比率；（3）鸦片及烟草输入量；（4）耶稣教取缔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5）西洋人雇用中国人到外国工作，中国政府如何处置；（6）西洋人墓地买卖及借贷关系；（7）西洋人纳中国女性为妾及所生子女，中国政府如何处置对待；（8）从上海到出海口的江水深浅标数；（9）西洋人在上海近郊狩猎，政府如何处置，是否取缔；（10）中国商人输入日本产的铜，需向政府支付的金额；（11）公用的驿站所能提供的人马数量；（12）国内的主要港口名称；（13）西洋军队担负国内警备，中国政府是否依赖于此；（14）运输所的银价与市中交易银价有差异的理由；（15）官秤与市中通用秤有差异的理由；（16）道台与各国领事之间交换文书的格式；（17）上海城内的户数和人口数；（18）是否向条约缔结国派遣使臣；（19）没有签订条约国家的人为了商务进入中国，对此中国有何具体规定；（20）关于在西洋人的租界里居住，有无规定；（21）对外国人租赁土地、卖土地有无规定；（22）除日本、朝鲜、琉球、香港以外，中国船是否还有发送地；（23）朝鲜、琉球对中国的朝贡关系；（24）西洋炮术的传习状况；（25）中国妇人从事的产业；（26）道台与西洋各国领事的交涉场所及翻译关系。（冯天瑜：《“千岁丸”上海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42页。）由此可见，“千岁丸”上海行的目的，一是了解中国的政情民风，探讨两国邦交（“通信”）的可能性；二是考察经贸状况，探讨中日通商的可能性；三是考察租借地的实态和关税制度等，为日本处理居留地贸易的有关事务提供参考。
此次考察是以上海为中心展开的，内容包括了解周边地势、城市生活、社会状况、军事部署、租借地贸易等，还访问了地方官府和社会名流。对此，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日比野辉宽的《赘路》和《没鼻笔语》、名仓予何人的《官船千岁丸海外日录》、松田屋半吉的《唐国渡海日记》、峰洁的《船中日录》和《清国上海见闻录》、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等，详细地记录了考察的经过，并发表了感想。
例如，上海的繁华令人感叹。千岁丸驶入上海港后，但见“吴淞至上海计英里十五六里云。港内者商舶军舰，大小辐辏，帆樯之多不知几千万云。就中英船最多，但支那船之多本不待言。右岸，西洋诸国之商船栉比，极为壮观，实为支那诸港中第一繁华之所，比之传闻犹有过之。同舟诸士中有两人曾于前年赴美利坚，据其所云，比之美利坚之华盛顿、纽约，其繁华犹远胜之”（名仓予何人：《海外日录》（1862年5月初六日），冯著附录，第417页。）。
再如，两国的风俗习惯多有不同，“唐船不断地靠近我船，指着我们的头笑得前仰后合。我则看着他们头上垂着数尺长的尾巴而捧腹大笑，双方互笑对方愚蠢之举。”“实际上这都是风俗所至，很难说出谁笑得对。”（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39—340页。）
与此同时，他们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些表面现象背后的中国存在的问题和危机。例如，上海繁华，但普通的市民生活区交通和卫生状况极差；上海富有，但财富为洋人所持，中国百姓的贫穷自不待言，官府也捉襟见肘。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写道：“一日，见吴熙（位三品，任布政使司之职，兼兵备道）带很多兵卒到荷兰领事处所，戟似钉子所做，柄是未刨光的苏木，弯弯曲曲。几根破开的竹子支撑的旧布面搭起了盖伞，士兵戴的是竹笼子上糊纸的帽子，其状宛如狐狸行装。官府之穷由此可见。”“到上海兵营见其兵卒，士兵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刀。皆如乞食，未见一人有勇者，如此我一人可敌其五人。若率一万骑兵而征之，可纵横清国。”其蔑视中国的心态已溢于言表。（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