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陷此窘境的原因，他们的看法是：“清国本是文学无双之国，却无以治国之论。因此近世之风则是有志者无一不是为己者，一味贪求中举。为中举煞费苦心于制科时文，成为虚鹜徒劳的弊端。既是尊从优雅艺文，又何必耗资如此之大，将自己陷入到虚文卑弱的地步，照此下去岂能治理国家，以致被长匪苦害，外来夷狄控制。清国危如累卵，实在可怜。”（纳富介次郎：《上海杂记》，冯著附录，第311页。）他们认为，窥上海可知全豹，“清国之病不止在腹心，而且现于面目，溢于四体，一指一肤莫不所痛。如此，以上海一处而推十八省，可知其大概。当今上海之势，内有长毛贼之威迫，外受制于洋人，只是在城内喁而手足无措。县城前虽有数千商船云集，看上去极为繁荣，但是不能自取其税银，而全部由英法两国收取。”（峰洁：《清国上海见闻录》，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东京：まゆに书房，1997年，第30页。）由此，他们发出感叹说：中国“外面洋夷猖獗，内有长毛贼煽起动乱，灾难并至。即使有善人，又该如何收拾此局面？我等到清国看到的景象是，对外出借土地，开放五个港口，唉！殷鉴不远。近在一水之外，真叫人可怕”（日比野辉宽：《赘肬录》，冯著附录，第346页。）。
在千岁丸上海行的各种见闻录中，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颇有影响，那么，他主要关注和思考了什么呢？
高杉晋作（1839-1867）是吉田松阴的得意门生，长州藩尊王攘夷和倒幕运动的领袖之一。千岁丸来上海时，受长州藩主之命，以幕府官员“御小人目付”犬三郎随从的身份来华。
高杉来华前已是颇有影响的尊王攘夷派志士，对西方列强的殖民行径深恶痛绝，认为幕府的开国政策是旷古耻辱并痛加鞭挞。他说：“初米夷请通商与我，一言未发，而系军舰于码头；一戟未战，而轰大炮于内海；骂官吏、劫人民，其猖獗惨毒，虽天下愚夫愚妇，知其请通商也真非请通商，其志在并吞，而欲夺我神州矣。然而虽庙堂之士，固非不知彼志欲夺我神州也。而因循姑息，破锁国之禁，为开港之盟，遂使我神州陷于米夷之诡术，受千万年未受之耻辱，是果有深谋远虑然乎？亦或惧米夷之猖獗乎？予于此耶不能无恨矣。夫天运循环，虽神州元气之地，不能无盛衰。若使丰公、时赖生于今日，则岂忍受千万年未尝受之耻辱、陷于米夷之诡术也？予唯待豪杰之奋起而已矣。”（《读米人彼理日本纪行》，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诗歌文章》，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3-4页。）在1858年的《对策》中则写道：“顷者墨夷朵颐我神州，军舰泊伊豆，使节盟武城，岂非开辟以来之一大怪事耶？神州天地之正气所钟，而勇武卓绝于海内矣。故北条时宗歼蒙古十万于九州，加藤清正败明兵百万于朝鲜，织田信长放邪苏伴天连于海外。犬羊腥膻未能尝逞跳踉，非其勇武卓绝于海内，宁能如此耶？而方今升平三百年，上下文恬武嬉、兵革日衰，士人不精武技，陷花法；儒臣不读孙吴，而雕风月；黎民不视干戈，于是乎我勇武之卓绝，亦不足以恃也。”（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书翰》，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20—21页。）高杉认为，日本开国后面临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样的危机，“夫丑虏之寇神州也，西入崎港，东袭虾夷岛，需薪水、掠人畜，遂至开互市于横滨，其猖獗蹂躏，视我国犹无人国，是我将践明清之覆辙。”主张“攘夷之第一策在一天下之人心。天下之人心一，则虽百万之丑虏，不足惧矣”。否则，“祸患起内外，神州亦有如明人之失台湾、舟山，清人之受毒烟矣”。（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东行遗稿》，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49页。）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便是高杉上海行时的心境。
在《外情探索录》开篇《上海总论》中，高杉写道：“上海为支那南边之海隅僻地，尝为英夷所夺之地，虽津港繁盛，皆为外国人商船多之故。城内外多为外国人之商馆，故繁盛。见支那人居所，多为贫者。其不洁之事难以言表。或终年居于船中，唯富者被役使于外国人之商馆。”（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44页。）指出了“繁盛”的上海的另一面，即富在洋人、贫在中国。“熟观上海形势，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之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避傍让道。实上海之地虽属支那，谓英佛属地，又可也。”指出了租界上洋人与中国人权利和地位的不平等问题。“看其兵法，似威南塘兵法而非者。铳队以金鼓为令，为操引操进，其余无变化。铳炮尽中国制，而甚不精巧，兵法与器械皆无西洋，唯阵屋用西洋。归路访南大门卫士阮松，寻练兵之事。笔话付别录。阮松云：向者请英法兵防长毛贼，近日又使我兵卒学西洋兵铳，因贼惧不能近。由此言，支那兵术不能及西洋铳队之强坚可知也。”（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3-274页。冯著附录，第447-448页。）描述了中国军备松弛的现状。他进而写道：“思考支那为何如此衰微，毕竟在于其不知将外夷防止于海外之道。不能制造凌驾万里海涛之军舰运用船及防敌于数十里外之大炮等即为据，彼邦志士所译《海国图志》等也绝版，徒然以僻陋秉性而倡导固陋之说，因循苟且，虚度岁月。”（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26-227页。）
那么，中国何以至此？高杉认为“君臣不得其道”。他与顾麐笔谈时有如下记录。高杉：贵邦尧舜以来堂堂正气之国，而至近世，区区西洋夷、蛮夷之所猖獗则何乎？
顾麐：从是国运陵替，晋之五胡、唐之回纥、宋之辽金夏，千古同慨。
高杉：国运陵替，君臣不得其道故也。君臣得其道，何有国运陵替？贵邦（清）近世之衰微，自为灾而已矣，岂谓之天命乎？
顾麐：甚是，甚是。（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8页。冯著附录，第455页。冯著附录“顾麐”作“顾麟”。）在与苏州司马温忠彦就儒家的“格物穷理”进行笔谈时，高杉不赞同温司马对东洋为“本”、西洋为“表”的解释，而是主张“内”与“外”的对立统一，“取舍折中之道”。而“不研穷其至理，则不能治天下也，不能齐一家也”，结果只能是“口虽唱圣人之言，身已为夷狄之所奴仆矣”。（田中彰校注《开国》，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第279页。冯著附录，第457-458页。笔谈中记录温忠彦的情况如下：“姓温，名忠彦，晋之太原人。由乙榜，官苏州司马，昔珂笔秘增，曾与朝鲜贡使姜星沙、李藕船为笔墨交，道及贵国文治，为东诸侯领袖，钦佩已久。”（同上《开国》，第278-279页，冯著附录，第457页。））
上海之行对高杉晋作的影响是深刻的。1864年4月他赋诗一首，回顾了那次考察的心境：“单身尝到支那邦，火舰飞走大东洋。交语汉鞑与英佛，欲舍我短学彼长。”（《狱中手记》，东行先生五十年祭记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日记及手录》，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127页。）回国后，他还力主发展海军与欧美对抗，甚至不经藩主同意擅自签约购买一艘蒸汽船。然而，随着对西方认识的加深和“攘夷”的挫折，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1866年正月的致友人诗写道：“识者谋航海，义人议锁邦。思之亦思是，我眼忽眬眬。”（东行先生五十年祭纪念会编：《东行先生遗文·诗歌文章》，东京：民友社，1916年，第8页。又有“识者谋航海，义人欲锁邦。思之亦思彼，吾眼忽眬眬”之作。见上书，第9页。）表明他所坚持的攘夷信念已经动摇，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了幕府。
“千岁丸”的上海之行，是日本隔断与中国200余年人员交往后的一次准官方代表团的实地访问考察。对日本人说来，此次直面中国的印象是冲击性的，传统的仰慕型“文化中国”的“想象”为现实所粉碎，中国已成为与日本大同小异的、某些方面甚至还不如日本的老朽贫弱国家。
二、中国对策论的主张和较量
两次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日本人心中传统的中国形象，仰羡中华的意识消失殆尽。接下来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的“殷鉴”下，日本应如何应对西力东渐，以避免重蹈中国的覆辙；对中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和对策，是亲近还是疏远？是合作还是对抗？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日本思想界围绕对华政策选择的争论始终没有止息，但其总体趋势变动所表现的基本特征是：对华态度渐次由等视向轻视、敌视、蔑视转变；行动主张由合作向别离、挑战转变。思想界的中国对策论则与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华政策及行动，构成了相互刺激和影响的互动关系。
1.中日“连横论”
中日连横论是幕末至明治初期日本社会很有影响的战略性主张，中日唇齿关系论、对华亲善论等亦可归属同一范畴。值得注意的是，连横论者往往又被视为“早期亚洲主义”者。
鸦片战争后盛行一时的中日连横论可以通过当时有关人物的思想主张、有关团体的活动、新闻导向及“热点”窥之一斑。
第一，个案人物的思想主张。
会泽安（1781-1863）是早期亚洲主义萌芽期的代表人物，早在1825年发表的《新论》中就提出“中日唇齿”相依的主张，认为“若夫未尝沾染回回逻马之法（指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者，则神州（指日本）之外，独有满清。是以与神州相为唇齿者，清也。夫方今天下形势，大略如此焉。”（会沢正志斎：《新論》。瀬谷義彦、今井三郎、尾藤正英編：《日本思想大系53（水戸学）》，岩波書店1973年，第398页。）显然，他是从地理、文化相近产生利益连带关系的角度，阐述中日合作对抗西方的必要性的。
佐藤信渊（1767-1850）在1849年写成《存华挫夷论》，对亚洲人和欧洲人的本性作了区分，认为“亚细亚洲人崇礼行义，各自确然守其境界，侵伐他国、夺取他人之物之念寡，故而远涉海外以利欲为业者稀。欧罗巴人好利恣欲，欺夺之念深而贪得无厌”。因此，“欧罗巴人之心全同豺狼，不可不严备者也。”（瀧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学全集》下巻，岩波書店，1927年，第863页。）基于这种认识，他写道：满清亦夷狄也，英吉利亚亦夷狄也。然愚老欲挫英吉利亚而存满清者，以满清之一统中华，仁明之君数世继出，行奉天意之政，使中华之人民大量蕃衍，及古之三倍，故我有赏其功之意。且满清为当今世界之大邦。然不像古忽必烈那样凌驾我邦。且近来侈然自大而不务外详攘之武事。故英夷侮之而率舟师来侵伐，战而屡屡大败，江南四省流血而满清不能自卫，只好割地赔款乞和。如此以往其国益式微之时，西夷贪得无厌之祸，将东渐而至本邦。故愚老欲盼满清君臣苦心积虑，赈贫吊死，上下同甘共苦练兵数年，乃起复仇之义兵，征伐英夷而大破之，收复失地，完全攘除于东洋，若此满清可永为本邦之西屏。（鸨田惠吉编：《佐藤信渊选集》，读书新报社出版部，1943年，第355-356页。）不难看出，佐藤对满清统治下的中国情感极其复杂，敬慕、蔑视、怜惜、利用等思虑混杂在一起，但从大处着想，还是希望中国有所振作，以成为日本的“西屏”。
横井小楠在听到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进逼北京的消息时忧心如焚，认为“支那与日本为唇齿之国。唇亡齿寒，其覆辙就在眼前。非坐视旁观之秋”（横井小楠：《国是三论》（1860年），《渡边华山高野长英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版，第449-450页。）。
平野国臣在1863年的《制蛮础策》中主张，中日“两国相与合力，一其志，断然扫夷不予之以寸尺之地，逐诸洋外”（井上哲次郎、上田万年监修：《勤王志士遗文集》2，大日本文库1941年，第125页。）。
德川幕府高级海军将领胜海舟在1863年的日记中写道：“当今亚细亚几无人有意抵抗欧罗巴，此乃胸臆狭小而无远策之故。以我所见，当以我国出动船舰，前往亚细亚各国，向其统治者广为游说。”在《解难录》中，胜海舟建议，中、日、朝应建立三国同盟，“合纵连横共抗西洋”（松浦玲：《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岩波书店，1987年，第102-103页。盛文一引证。）。
进入明治初年，右大臣岩仓具视也认为：“清国占据亚细亚洲之大部，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无以伦比，与我国为唇齿之邦，近来虽政纪废弛委靡不振，但因与我国关系颇大，故应厚和谊以建久远之基。”（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岩仓公实記》下卷，岩仓公旧迹保存会出版，1947年，第235页。）
中日唇齿论或连横论，主张相似，但论者的主观动机未必相同，这一点留待后述。相比之下，中村敬宇提倡的中日亲善论洋溢着正直的善意，尤显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