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村敬宇（1832-1891）是明治时代与福泽谕吉比肩而立、思想倾向却迥然相异的“思想界一伟人”。他是从幕府时代走来的“儒者”，具有温厚的君子人格，他能够克服功利主义的激进与狂躁，在弱肉强食的西风下傲然挺立，守护着正义与和平的底线。
在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上，1860年，中村看到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迫使咸丰帝出走的报道时“慨然兴叹，不觉涕泗之潸然下也”，他抨击洋夷“盗国”为不义之举，“膻夷横行，污衊天地”，指出：“夫清之丧其国都，岂天为之哉？盖其自取也！”希望中国能吸取教训，发愤图强，“大惩创之后，必有大愤悱焉。今清虽丧都城，尚全满州以守之。果能尝胆卧薪，以图恢复，乌知不有变衰为盛、转祸为福者乎？秦陇川广之间，又乌知不有举义兵以应之者乎？”（《书新闻纸后》，《敬宇文集》卷一三，吉川弘文馆，1903年。）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中日关系骤然紧张，日本朝野敌视、轻侮中国的情绪蔓延，中村敬宇不入浊流，在1875年4月号的《明六杂志》上发表《支那不可侮论》一文，一一列举支那不可侮的理由，即中国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强大的文化潜能；中国天然物产丰富，许多技术值得日本学习；“支那为吾师匠之国，可畏而不可侮”；不能“只见邻国之恶处而不知其好处，妄加讥讽”；他批评日本人以文明开化自居而蔑视中国的肤浅：“今我邦之开化，为外人使之开化，而非以自国之力而进步，有非用外人而为外人所用之态，以不相应之工资雇用外人，诸省中由此而轻于自责。支那如学欧美，或其见识有过之，不可不知要不以外人为奇货。今我若以得欧美之一分之心情而卑视支那，即恰如借人之美服而鄙视穿着破烂者。不为有识之士所讥笑乎？”（收入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02-303页。）他告诫日本人：“从今以后，着眼于自国之事，而知自己之不足，汲汲自治而无暇外顾，更何况敢轻侮他国乎？”
1876年腊月，中村敬宇在《栈云峡雨日记序》中正面论述了应与中国“亲厚”的道理，他说：我东方亚细亚洲，文艺最盛，人物多出，莫禹域若也。疆域广、生齿繁，莫禹域若也。可与欧罗巴颉颃者，莫禹域若也。禹域与我邦，文字同，可亲厚一也。人种同，可亲厚二也。辅车相依，唇齿之国，可亲厚三也。亚细亚不及今同心合力，则一旦有事，权归于白皙种，而我黄种危矣，可亲厚四也。抑元世祖之侵我西疆，我邦人之扰闽浙，当是时，不有欧罗巴之外交也，不有狼子野心之觊觎者也。设使如今日，则二国必无此事矣。今也我邦与禹域，务当小大相忘，强弱莫角，诚心实意，交如兄弟，互相亲信，不容谗间。有过相宽恕，无礼不相咎，盖二国所期者，在于同心协力，保护独立，以存亚细亚之权而已矣。（载于1879年所刊竹添进一郎《栈云峡雨日记并诗草》题为《栈云峡雨日记后序》（见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9卷，ゆまに书房1997年版，第189-193页），文字亦与此处所引《敬宇文集》卷六略有出入。）
1880年，兴亚会成立，中村敬宇加入并赋诗抒发情怀：近来多结社，莫若兴亚会。亚细多邦国，莫若禹域大。交通二千年，人民互相爱。资彼以济我，文物及道艺。往古通使命，此事久已废。尔来通航者，商贾特竞利。况自欧美至，新巧喜机械。邻好却不讲，咄咄成怪事。赖今修盟好，两国驻公使。辅车相因依，山河誓带砺。以期亚细亚，御侮如兄弟。以抗四大洲，患难相救济。人民又振起，结社互勉励。今日始共会，开先为吉利。呜呼忠信交，当去虚与伪。先于学语言，要须诚其意。鹦鹉与猩猩，能言何足贵？吾辈幸为人，愧于彼同类。（中村正直《与兴亚会以此诗代祝词》，《兴亚公报》第1辑，1880年3月24日。黑木彬文、鳟泽彰夫编《兴亚会报告·亚细亚协会报告》第1卷，东京：不二出版，1993年，第5页。）1887年5月8日，中村以《汉学不可废论》为题发表讲演说：吾邦于支那，为邻国，人种亦同，文字亦同。自千有余年以来，至于中古，礼乐文物、工艺器具，大抵无不从支那朝鲜输入。儒佛二教即从支那朝鲜传来。故于幕府时代，如朝鲜人来聘，其仪式甚为殷勤，且择文人学士而结伴，文人学士也以选中为荣。笔谈问答，诗文往返，颇为兴盛。来长崎商舶的支那人，偶有有文事者，时汉学家敬重之，或一起笔谈，或乞诗文之批正，如得一言之褒，视如金玉。然与欧美外交之事起，以至于百事以之为师，邦人或自以为在支那人之上。于是产生了鄙视支那人之弊。夫鄙视人者，其人自卑，君子于童仆尚敬之，况他人乎。国家纵然小于己，鄙视之之心不除，便自区文明远矣。
我邦与支那朝鲜，同宗一家，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今清朝继承康熙乾隆之深仁厚泽，久养人民之力，政府虽贫，人民富。可谓藏天下于天下之景况。其人为官，首以经义，遣人留洋，使学器艺。如李鸿章既为学者亦为英雄者，居均轴之任，其用西法，虽然迟缓，但正如所谓进寸则王之寸也，进尺则王之尺也。似得持久之道。（大久保利谦编：《明治启蒙思想集》，明治文学全集3，筑摩书房，1967年，第324页。）
中村从汉学家的立场出发，将“周孔之道”视为“天地之精神命脉”，主张以这种伦理道德为基础，处理人际间或国家间的关系，他的中国对策论是和平、充满真诚和善意的。
第二，亚洲主义团体的活动。
进入1880年代，随着中国对策论讨论范围的扩大，一些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并积极展开活动，而“亚洲主义者”所关心的核心对象仍不外是中国，由此中国论开始与亚洲论捆绑进行。
1878年，在曾根俊虎等人的筹划下，“近代日本第一个亚洲主义民间团体”（王屏语。见王屏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56、61页。）振亚社成立。
1880年11月，兴亚会成立，其宗旨是：鉴于“白人无道”，亚洲已成“碧眼人掠夺之地”，“同文同种”的亚洲人“辅车相依”，应同心同德振兴亚洲。在该会的会员中，包括长冈护美、渡边洪基、伊达宗城、柳原前光、花房质义、前田献吉、竹添进一郎、东次郎等外务省高官，榎本武扬、林清康等海军要员，曾根俊虎、佐藤畅等兴亚会开办的“中国语”学校人员，成岛柳北、末广铁肠、草间时福、高桥基一等新闻记者，重野安绎、宫岛诚一郎等汉学家。（黒木彬文：《兴亚会的亚细亚主义》，九州大学《法学研究》71卷4号，2005年3月，第622页。）会员中还有大久保利通之子保利和、大陆浪人荒尾精等。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黎庶昌也是会员。兴亚会中，主张亚洲平等合作者不乏其人，如中村正直呼吁日本应与朝鲜共御“公敌”、防“公害”、享“公利”、成“公友”。（《敬宇文集卷之四》卷二，吉川弘文馆，1903年。藏于早稻田大学中央图书馆研究书库明治时期图书角。）吾妻兵治针对壬午兵变后福泽谕吉主持的《时事新报》诬蔑朝鲜人“顽迷倨傲”、中国人“怯懦卑屈”的言论，一面抨击“齐东野人不知朝鲜者之说耳”，一面赞扬“今也朝鲜之风气大开”，中国“择西法，更旧制，取长补短，就利去弊，国家景象，骎骎日上”。（吾妻兵治：《朝鮮政党》。亚细亚协会編：《亚细亚协会报告》第7篇，1883年8月26日刊行，第6-7页。）
1883年1月，兴亚会更名为亚细亚协会，其宗旨依然是亚洲合作、“日中提携”，新口号则是兴办实业，振兴亚洲。长冈护美、渡边洪基继任正副会长，协会骨干亦为原兴亚会成员。协会还通过发行中文《亚细亚协会报告》，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
1884年7月，东洋学馆这一“倡导亚细亚主义的团体”（王屏语。见王屏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60页。）在上海成立，末广铁肠、杉田定一、平冈浩太郎、宗方小太郎、中江兆民、樽井藤吉、马场辰猪等是该组织的成员。
第三，报界导向及其“热点话题”。
各种亚洲主义团体成立后活动频繁，其思想主张亦造成了一定“声势”，产生了不小的社会影响。
1879年11月19日，《邮便报知新闻》发表了由草间时福执笔、题为《东洋连衡论》的社论。指出“欧洲从来是一个整体”，而亚洲各国“知自己而不知亚洲，知利害一部而不知全部，知直接利害而不知间接利害”，“亚人思想中可谓无亚细亚”。社论呼吁：“为今之计，须探求驾迭欧洲之道，即本论所倡之亚细亚连横。”关于连衡的手段，社论强调：“以利害相关之情带联络东洋各国，创亚细亚特别之国力平均，是以维持欧亚权衡，防弱肉强食之患”（芝原拓自他编：《日本近代思想大系12（对外观）》，岩波书店，1996年，第265-267页。）。
1880年1月10日和15日，《东京横滨每日新闻》连载了野手一郎的读者来稿，这篇题为《日支联合果可依恃耶》的文章，开篇即猛批“演说者开口必曰日支连衡，新闻记者提笔辄曰倭清合纵，社论论日支连横，文章谈倭清合纵”，认为过分宣传日清连衡、“唇亡齿寒”，会助长依赖、怠惰思想，惟有自强自立方为日本生存之本。（同上书，第268-271页。）可以说，此文从不同的侧面反证了“亚洲主义”讨论在当时的“热度”。
1884年4月13日，《朝野新闻》刊载“东洋之气运”一文，内称：日本“第一要养成我邦之实力，第二要制定东洋连横之计划”。若中国与日本结为同盟，“吾辈希望我国人不可轻蔑之而尽可能与之亲密交际”（同上书，第276-279页。）。
这些史料说明，鸦片战争后，面对“西力东渐”的威胁，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知识界精英以地域相连、人种相同、文化传统相似及利益“连带”为根据，确曾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合纵连横共抗西洋”。这种主张不仅出于对中国这个“他者”的认识，而且也是日本“自我”考量的结果。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萨摩藩主岛津在谈到日本的现状时也承认，“二百年来极尽安治泰平之弊，天子存于似在非在之间，将军家华美骄奢，僭上所为颇多。上轻朝廷，下蔑诸侯大名，怠武备，困人民，为政者多阿谀奉承之徒，滥施权威，诸大名亦骄侈安逸，国中疲惫至极”。（《齐彬公史料》。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期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第194页。）在这种具有普遍性的自他认识中，隐约流露出中日门当户对、惺惺相惜的情感。
幕末维新时期中日连横的政策主张一度颇具声势，但是随着明治维新后日本文明开化的进步，中日国力的此消彼长，告别“恶友”中国的思潮逐渐占了上风。
2.“脱亚”与告别“恶友”论
福泽谕吉（1835—1901）是近代日本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头像印在当今日本的万元钞票上可谓喻意无穷。有人认为，福泽作为鼓吹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启蒙思想家，“在唤醒日本国民砸碎旧的封津制度枷锁和向欧美资本主义学习方面确实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作为“告别恶友”论者，“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由同情、蔑视转向鼓吹侵略，无形中为日本近代****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藏世俊：《福泽谕吉的中国观》，《日本学刊》1995年第1期。）这种评价基本上是客观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泽的中国观，不仅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日本人，而且间接地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
福泽一生发表了大量涉华言论，这里从其文明论视角下的中国认知和对华政策主张二个层面展开考察。
第一，关于中国“是什么”（或“怎么样”）及“何以至此”的认知。腐朽、愚昧、落后，不堪为伍的半开化国，这便是福泽中国认识的结论性看法。
在1865年完稿的《唐人往来》中，福泽写道：亚洲也是很好大洲，人数众多，物产丰富，小手艺等在世界有名，亦勤于学问，非洲和澳大利亚所无法比拟，但国家拙于改革，拼命保守千年、两千年之古人所言而毫不知临机应变，无端地自大之风气很盛。道光年间因鸦片之故遭受英国打击，出钱赔偿，渐见好转。此后本应该着力于国内政事、兵备改革，与外国交往亦应尽信诚实，讲求妥当，但不吸取教训，四五年前在天津无理地与英国军舰相争，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逃向鞑靼，几乎饿死而狼狈丧命。此祸害皆因不懂世故夜郎自大，又兼不知学习他国风尚进行改革之自大病所致。此种不可思议、臭不可闻之丑恶风俗，千万不可模仿。（《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岩波书店，1959年，第1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