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与学者座谈取得共识后，两天后又与季羡林、任继愈、王钟翰、蔡美彪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联名写信，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纂修清史的建议。仅仅一周，就收到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要求组织学术界进行学术论证，提交纂修可行性报告和工作方案。不久，江泽民、胡锦涛、朱镕基等中央领导也作了重要批示。当江泽民考察人民大学与师生代表座谈时，戴逸当面向江泽民、李岚清、贾庆林等中央领导汇报了纂修清史问题。戴逸的带头呼吁，引起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2年8月，中央批准了纂修清史这项新世纪的重大文化工程。11月，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成立，共由14个部委组成。及至12月，成立了编纂委员会，标志着这项工程正式启动。戴逸被任命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而此时的戴逸已经76岁了。经过多年的坚持与呼吁，在世纪之初终成好事，戴逸的心情格外激动。这幅多少代、多少人描绘的图景真的展现到眼前时，戴逸更加感受到肩负的重任。想想看，将近600年以来，国家易代修史仅有四次，第一次是在明朝洪武元年，朱元璋下令修元史；第二次是清朝顺治二年，福临下令修明史，经康、雍至乾隆才得以完成；第三次是在北洋政府时期，下令修清史，14年修了一部《清史稿》；第四次就是眼下启动的纂修清史工程，实乃百年不遇的盛举，是21世纪最大的文化工程，是一代盛典。作为历史学工作者，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戴逸深感是莫大的幸事，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2002年12月，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会议
12月12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次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戴逸很有信心地谈了五点工作展望，即建立和健全机构、组织队伍及调集人员、开展调查研究、组织体例规划的讨论及制定规章制度。为确保写出一部高质量的《清史》，确定主体工程是大约3000万字的书稿，时间为10年左右；同时展开基础工程，即搜集整理出版清代档案文献。从此，戴逸心甘情愿地戴上这只“紧箍咒”，与时间赛跑，与日月争辉。
转眼过了元旦，元月28日，国务院组织召开由《清史》编纂领导小组、《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和部分专家参加的“《清史》编纂工作座谈会”。座谈会其乐融融，李岚清副总理作了重要讲话，标志着《清史》编纂工程正式拉开了序幕。作为新世纪的一项标志性文化工程，一定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重大理论问题与是非问题上讲政治，讲原则，实事求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讲清中国的历史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要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最终使这部《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容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做到思想性、学术性与科学性较完美的统一，使其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佳作。这不仅体现了新修清史继承中华传统文化，而且体现了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意义深远。
4．十年磨一剑
挑起这副重担之后，戴逸首先调整了作息时间，几乎每天都要赶赴位于文津街的文津楼坐班。国家图书馆分馆文津楼是编纂委员会临时办公地点，为北京图书馆旧址。在这座开阔大气的办公楼内，戴逸有条不紊地召集会议，安排前期工作。编纂《清史》是一项巨大的文化工程，犹如一座宏大的建筑，需要进行总体设计、规划及实施，很多项目需要齐头并进。在清史研究所成立之初，戴逸就给大家打气鼓劲，提出化整为零的战略理念，分期分批完成清史的不同部件，有待日后进行组装，给编纂清史奠立了基石。《简明清史》的编写出版，既理清了清朝300年的发展线索，探讨了各种重要问题，同时也成了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经过多年的致力研究，作为总指挥员的戴逸，虽然非常明晰清史工程的思路，但是工作头绪确实繁多。
面对这项百年不遇的文化工程，戴逸领着大家在实践中描绘着一幅宏大的景象。他把300年的清朝历史比作一条万里长江，它源远流长，它波澜壮阔，它气象万千，它雄伟壮观，或许只有把它浓缩，浓缩成画在地图上的一条线段，才能看清其全貌。虽然长江的本来面貌并不是一条蚯蚓般的细线，但只有浓缩到地图上的长江，才能看清它的源头、它的入海口、它流经的省份和城市、它的支流，也才能相对看清它的漫长曲折，看清何处它是奔流的，何处它是拐弯的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地图上的长江是最接近于长江的全貌。显然，为了认识全貌，浓缩是必要的。
2003年6月，新修《清史》会议在北京达园宾馆召开。会上，戴逸抛出了这个形象的比喻，作了详尽的新修《清史-通纪》内容要旨的报告，即贯穿清史的一条主线。戴逸提出了新修《清史》的总体设计，内设8卷本《通纪》，拟写300万字，约占全书十分之一的容量。《通纪》实际是把300年清史划分为8个历史阶段而设的，即满族兴起和清朝建立；清朝入关和确立全国统治；经济的恢复、发展和康熙之治；雍正改革和乾隆统一全国；清朝中衰；外国武装侵略和国内农民战争；清朝自强运动及其失败；清末改革和清朝覆亡。《通纪》与《典志》《传记》《史表》《图录》这五项，合为主体内容，它们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通纪》是全书的总纲、全书的核心，是重中之重。这样设置的五个部分，一方面集成了传统史书的体裁，另一方面也吸收了20世纪以来新的体裁。新修《清史》主要采用传统史书的传统体裁，发挥其包含量大的优点，从各个方面反映清代历史内容，体现历史发展演变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又考虑到20世纪以来盛行的章节体的优点，它能凸显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可以对历史进行连续性的、立体式的、重点性的编撰，因此在这五个部分里面，其中四部分运用传统体裁，另一部分即《通纪》则采用章节体写法，以此把清代300年的历史加以扼要的叙述，前后贯通，表现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和当代历史观，阐明清代从崛起到发展及鼎盛时期，到衰落以至于灭亡的全过程。《通纪》能够全方位地反映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内容，包括阶级、民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这8卷是宏观叙述，既不能过于简略，也不能内容过多，相当的内容要由纪、传、表、志分别承担。这样的比例安排，是经过反复考虑以后才定下来的。如此，清史才有鸟瞰式的全景，才浑然一体。
2003年正是“非典”时期，但这并不影响编纂委员会的工作进度。眼下关键的是编纂体裁体例、编纂人才、文献档案、写作立项管理等工作的安排落实。为此，编纂委员会抓紧时间，统筹安排，首先是分门别类，成立编纂委员会的若干个工作小组，以此为整个文化工程服务。编纂体裁体例关系到整个工程的成败，是清史编纂工程的重中之重。因此，体例体裁调研小组的成立是当务之急。编纂委员会编制好“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调研大纲”，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13次召开了大规模的全国性座谈会，在北京、上海、沈阳、广州以及台湾的台北、宜兰等地，广泛征求清史学者的宝贵意见。同时，向社会发出了设计严密的1000份问卷，回收916份，集思广益，以期最终确立编纂体裁体例。最终，编写出《清史》目录，经过6次修改后大体定下来为92卷，共分5大部分，即《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
在关键的2003年，经过多次充分的讨论、研究及反复修改，清史编委会设计了清史纂修的主体部分和基础部分的十年总规划，大体上确定了新修《清史》的框架，制定了《清史》目录。纂修新《清史》，是当代中国一项世纪性的文化学术工程，是学术界百年宏图大业，在广大史学专家的团结协作、艰苦劳动之下，正踏上漫漫征程。
可以说2003年是体例体裁年，接下来就进入第二个工作阶段，即分解项目、选拔作者、进行试写。为了能够确保编纂好一部高质量的《清史》，在坚持唯物史观的思想指导下，戴逸主抓几个关键性的环节，环环相扣，严谨把关。首先是专门成立项目中心，把各个项目落实到人，实行责任制，并制订《编纂手册》，立规矩，定制度，必须人人遵守。其次是严把稿件质量关，先期写好样稿，以规范体例；中期严格检查，如发现质量问题，赶紧调整人员；最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鉴定验收。戴逸最重视的是《清史》的编纂质量，在他的心中，质量就是生命，要确保清史成为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传世之作。
人到用时方觉少，人才库的建立刻不容缓，如此才能担纲重任。为充实编纂队伍，广泛吸收国内优秀的清史研究人才，清史研究现状和清史研究人才调研小组也同时投入工作，对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清史研究人才及研究成果进行全面调研摸底。俗话说独木不成林，编修清史不是靠几个专家、几家科研机构就能做好的，是要在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全体学术界的团结协作才能共同完成。只有挑选到优秀的专家学者，才能担得起编修重任。因此，必须把国内从事清史研究的优秀人才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到编纂工作中来。由于清朝历史时间跨度长，涵盖的领域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科技、艺术、宗教、民俗等方面，除了发动清史专家参与外，还要邀请其他领域的专家参与，充分发挥各种专业职能部门的作用。尤其是清史的《典志》部分，涉及科学技术、水利、天文、工农业、交通、运输、邮电，以及经济、法律、军事、民族、文学、艺术等多学科领域，需要获得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