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忧公主和冯夫人在中亚草原上生根立业，为维护祖国内地人民与西北边疆人民的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们是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值得人们怀念的杰出女性。1954年前苏联人类学家金兹布尔格发表了天山中部—阿赖地区公元前4—2世纪乌孙时代人骨资料（《东部和中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地区古代居民的人类学资料》，刊于《苏联民族学研究报告集》，第33卷，1956年，俄文），文中提到，这一时期发现的唯一女性头骨是典型的蒙古人种。作者根据汉公主下嫁乌孙的史实推测，这具女性头骨是汉族妇女的（韩康信：《塞、乌孙、匈奴和突厥之种族人类学特征》，《西域研究》1992年第2期，第9页）。
根据文献记载，秦汉时期天山东部地区生活着车师（又称为姑师）人。一部分车师人聚居在吐鲁番盆地，依托绿洲以灌溉农业为生，一部分车师人生活在天山东部山区草原，以畜牧为业。后来在汉代，车师分裂为几个小王国，分别称为车师前国（以吐鲁番为中心）、车师后国（天山东段以北）、车师都尉国和车师后城长国。其全部人口约为1.2万余人。
1976年在修筑吐鲁番通往库尔勒的南疆铁路的鱼儿沟车站时，在附近的阿拉沟、鱼儿沟汇流处发现了一大片古代石堆墓冢。学者们在这里进行了三年多耐心的发掘工作，根据文物的特点和碳14同位素年代测定，确认这是一片车师人的墓地，其时代在公元前800年至纪元初之间。在阿拉沟、鱼儿沟发掘的几乎每一座墓葬的出土物中都可见到钻木取火器。这是一种长条形的木板，长10—20厘米，宽2—3厘米，厚2厘米左右。板面多保留有钻孔，孔径约1厘米，孔内多有焦灼痕。这种钻木取火的方式，与不久前仍然存在的海南黎族和云南佤族钻木取火方式几乎相同。我国汉族有上古“燧人氏”的传说，足见从古代我国内地到中亚草原，存在着共同的文化联系。
在车师人墓穴中，考古学者发现了相当数量的海贝，用作死者的衣饰、颈饰，是车师人当年心爱的物品。经生物学家鉴定，这种海贝虽然不是什么罕见的品种，不过是普通的“货贝”、“环纹货贝”等，但不出产在内陆亚洲。可以想见，当时的车师人一定是通过贸易交换才从东亚的渤海、东海和南海，印度洋的阿拉伯海、波斯湾沿岸居民手中得到它。车师人还使用铜镜，铜镜片直径约10余厘米，其下往往有手持的把，其造型与希腊铜镜有相似之处。在好几座古墓中，学者们还发现了漆器。在木质的胎上，漆上黑亮的底漆，再用朱红色彩绘出云气。此外还有丝绸发现：这是一种平纹绢，在白色的绢地上，用墨绿、绛紫、绯红色的线绣出花鸟。这些漆器和丝绢只能来自中原。这说明居于天山深处的车师人并不是闭关自守的民族，他们早就同周围的民族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往来。他们在东方的中原人民与西方诸民族之间扮演着文化交流的中间人角色（参见王炳华：《吐鲁番的古代文明》，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7页）。
6.安息王朝与中原
（一）安息国
在塞琉古王朝瓦解的过程中，波斯北部的希腊统治者安德拉戈拉斯（Andragoras）宣布独立。一支来自中亚的操波斯语方言的游牧部落进入帕提亚（今土库曼斯坦与伊朗北部），在首领安息（Arshak）的领导下，于公元前250年推翻希腊王朝的统治，建立了国家。西方学者习惯上称之为帕提亚（Parthia）王朝。帕提（Parth）与波斯（Pars）这两个词有着共同的起源，帕提亚人与波斯人之间也有着相当近的血缘关系，安息语与波斯语十分接近。
在我国史籍中这个王朝称之为“安息”，即这个王朝的建立者的名字Arshak的汉代音译。安息在波斯历史上是有如我国汉唐盛世那样的王朝。其极盛时代，领土西起弗利剌河（Euphrates，今译为幼发拉底河），与罗马帝国相对抗；东越阿姆河，包括高附（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大夏。《汉书·地理志》描述其国云：“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
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时，张骞本人前往乌孙，而派副使前往其他诸国，其中有副使至安息，安息王命将领发兵2万骑过数十城，迎于距其都城数千里的东界阿姆河畔。
公元前1世纪中叶，罗马帝国向东扩张，与安息冲突。公元前53年，罗马帝国的“三执政”之一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越过弗利剌河。安息与罗马军队之间发生激战，正当罗马军队在进行殊死搏斗时，忽然安息人展开了鲜艳夺目的军旗，使本来已经疲惫不堪的罗马军队倍受惊吓，结果罗马军队败绩，安息人杀死了克拉苏，克拉苏之子自杀，原本赫赫有名英勇善战的罗马军队中有2万名战死，1万名被俘。克拉苏的首级被传送到安息宫廷，罗马士兵被押送到安息后方。
法国历史学家瓦隆认为这些在关键时刻打击罗马军队的士气，造成全线溃败的安息军旗是丝绸制成的。丝绸比当时任何纺织品都要绚丽，这是罗马人第一次见到丝绸（布尔努瓦（Luce Boulnois）著，耿昇译：《丝绸之路》（La Route de la soie），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通过与安息人的战争与和平交往，罗马人很快得到了丝绸。恺撒在罗马祝捷时，曾向罗马臣民夸耀其丝绸制品，使所有在场的人目瞪口呆。因为罗马人大量购买丝绸，使金钱大量地流入异国商人之手。公元14年奥古斯都（Auguste，屋大维）临逝前，罗马元老院下令禁止男性公民穿戴丝绸，而且对妇女使用丝绸也作了限制。
安息地处东西商路要冲，当地人民自古善贾。安息立国500年，至225年为萨珊王朝取代，其时代大致与我国的秦、两汉时代相当。汉朝—安息的稳定关系对东西贸易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作用。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控制在安息商贾手中，除陆路外，安息的商人还以波斯湾为中心，与东方的印度和西方的罗马商人交易。中国丝绸无论从陆路还是海路，均需经过安息商人之手才能运抵地中海。公元97年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安息，直至波斯湾。甘英打算渡海前往罗马帝国，但安息不愿丧失对丝绸贸易的垄断地位，不希望汉与罗马帝国建立直接联系，对甘英夸大海上航行的风险，使甘英知难而退。
安息王朝的肇兴之地，即今之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Ashhabad）西郊15公里处的巴吉尔（Baghir）村的尼萨旧城遗址。尼萨遗址分为旧尼萨和新尼萨两部分，两地相距约1.5公里。旧尼萨是安息故都的王室居处，而新尼萨则是行政中心。这个古城存在于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1991年笔者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草原丝绸之路”考察时，曾访问过旧尼萨。故城高大的城墙至今犹存，沿城墙筑有塔楼。内城面积达14公顷，现在只发掘出2公顷。考古工作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当时的发掘由著名学者马松主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断了对尼萨城的研究，战后重新开始了发掘。现在意大利的学者也参加了这里的考古工作。研究工作初步揭开了旧尼萨的概貌。这里安息王朝时代的建筑与我国吐鲁番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有几分相似，主要是以土坯筑成的，但也使用少量的砖。尼萨城出土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其中一尊大理石希腊风格的裸体女神雕像，神态安详，身材优美，堪与维纳斯像媲美，是安息雕塑的代表作。旧尼萨还出土了数十支长约半米的象牙雕刻器具，其头部雕成各种动物和人形，亦具有希腊风格，精美绝伦。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当时安息为西域最富强的国家，领有大小城镇数百，地方数千里。张骞曾遣副使至安息过其境数十城，至王都。后来安息王派使臣随汉使入中国，并向汉武帝进献鸵鸟蛋和从罗马帝国俘获的杂技演员。安息的都城曾数度变更，我们虽不知道张骞所派出的汉使所至的王都是否就是尼萨旧城，但他们至少经过或听到过这个地方。
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安息的“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木鹿城（Merv）的遗址位于今土库曼斯坦南部马里绿洲。这片绿洲位于木尔加布（Murghab）河下游，是古代呼罗珊地区的中心之一，也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
木鹿城旧址在距马里新城以东30公里的古马鲁遗址。古代马里绿洲的水源来自木尔加布河。由于河水不断改道，所以这里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时常变动，但搬迁的距离并不远。现在整个遗址在一片盐碱滩上，处于政府保护之下。波斯帝国时代（相当于春秋战国时代）的木鹿城遗址称为埃尔克·卡拉（Эpк—Кала），始建于公元前5—4世纪，位于马里绿洲的中心，当时城区面积达20公顷，四周有高大的城墙，现存高度尚达25米，城中宫殿基础高达15米，蔚为壮观。
塞琉古王朝至伊斯兰时代（相当于东汉至唐代）木鹿城的中心在格奥尔·卡拉（Gyaur—Kala）遗址（Gyaur，是阿拉伯语Kafir“异教徒”这个词在土库曼语中的讹写形式，Kala是阿拉伯语，意为“宫殿”）。格奥尔·卡拉的整个遗址面积达360余公顷，遗址中发掘出不少带希腊风格的建筑遗迹，这里是安息王朝最大的城市。
751年唐朝军队在怛罗斯败于阿拉伯军队后，有一位中国官员杜环被俘，取道木鹿前往大食。据他记载，当时末禄（木鹿）城周长15里，用铁为城门，城中有盐池。有佛寺两所。末禄国的方圆为东西140里，南北80里。这里村栅相连，树木交映，灌溉农业十分发达。绿洲的四面均为流沙。杜环在12个半世纪以前所看到的末禄城，就是格奥尔·卡拉这片遗址。苏联学者在这里进行了长期的考古研究，目前发掘出来的古建筑中，就包括了杜环《经行记》所提到的两个佛寺，我们参观了其中之一的发掘现场，此处出土过释迦牟尼的头像和梵文铭文。从释迦牟尼头像的尺寸判断，这个佛像原高应为10米以上。按苏联学者的研究，这个佛寺建于3—4世纪。城中果真如同杜环所描述的一样，有一片盐卤池。这一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有聂思脱里寺和祆寺。
（二）画革旁行的安息文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使在那里看到安息以银为钱，其正面为国王像，阴面为王后像。每当王位发生更替便更铸新钱。
《汉书·地理志》还提到，安息人“画革旁行为书记”，即以皮革为纸，书写与中原人从上至下的习惯不同，是从左而右，字体横写。安息语究竟是一种什么语言，光靠历史资料的记载很难给人以准确的认识。
普鲁士王国柏林人类学博物馆（Anthropolgical Museum，Berlin）分别于1902—1903、1904—1905、1905—1906和1913—1914年派出4批考察队深入我国新疆，集中在吐鲁番地区进行发掘。他们在吐鲁番寺庙遗址的沙土之下，发现了大量的卷子，估计是一个摩尼教团的聚集地。后来沙俄、日本和我国的考古学者在高昌故城又发现了一些卷子。
这些卷子被运回柏林后引起欧洲语言学家的兴趣，经过研究发现不少卷子是以中古西部伊朗语写成的。中古西部伊朗语粗分为两支，一支为南方分支，即中古波斯语（即Parsik），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巴列维语。另一分支为北方分支，伊朗学者习惯上称为北方巴列维语，即安息语。西部中古伊朗语的这两个分支之间相当接近。专家们发现，部分吐鲁番摩尼教卷子是以安息语写成的。作者在卷子中把这种语言称为Pahlavanik。这应当是安息人对自己的语言的自称。因此有关安息语最详细的材料，是我国吐鲁番发现的叙述摩尼及其追随者的信仰经卷。
研究者们还发现，由于有些安息文卷子的经文在词汇、句法和词法上受到其他方言的影响，人们推测这些经卷是摩尼教徒从南方巴列维文翻译过来的。这些安息文卷子的书写年代尚不能确定。根据其中一些已经大致断代的卷子判断，以安息文（Pahlavanik）写成的卷子大致分属于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至少相隔两个世纪。
第一个时期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关于摩尼及其信徒生平的作品。这些作品可能写成于4世纪末。已经明确断代的，或已经大致断代的作品中没有5—6世纪的。学者们因之假定，5—6世纪时，安息文（Pahlavanik）已经废弃，而萨珊王朝的官方语言南方巴列维语（Parsik）在东部兴起。伊朗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哒从东北部入侵，萨珊王朝的军队在东部建立军事据点以抵抗入侵的缘故。
第二个时期：7世纪时西突厥统治了粟特。这时出现了以安息文（Pahlavanik）编写的宗教著作。尽管安息语仍然还在这一带地方流行，但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一些变化，逐渐发展到新波斯语的阶段。这个特点在属于第二阶段的著作中很明显，也即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分离。这些文书的作者尽力用古老的文言写作，但作品中不时会出现南方巴列维文（Parsik）的词汇和语法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