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正值1936年，没有人预知津门这一源自于元明时期祈佑国泰民安的盛会，将在其后戛然而止，直到58年后才得以恢复。一项地方著名传统盛会的兴衰，与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以某种方式交缠在一起。
在一个胡同里，一位不年轻的母亲，领着个5岁大的男孩儿走着。他们没有去看皇会，从娘俩轻快的脚步中和有说有笑的言谈中，可以看出有更重要的事在吸引着他们。
来到一处院落前，母亲抬手扣动门环。稍顷，一位老先生走出来，从花镜上方抬眼打量着眼前的母子，目光落在孩子身上，手一伸做了个请的动作。八仙桌前写大字的几个孩子停住手，扭头向屋外张望。
“叫什么名字？”老先生落座后问男孩儿。
“还没大号呢，就麻烦您老给他起一个吧！”母亲说。
老先生眯起双眼，仔细端详了孩子好一会儿，抬笔在宣纸上写下三个名字。
孩子的母亲虽没念过书，却也认得几个字。指着其一个名字说：“您看这个咋样？”
“嗯——”老先生手捋须髯，口中念念有词：“梅者，古有报春花之美誉，吉祥之物是也。梅具四德，初生为元，开花如亨，结子为利，成熟为贞。梅托五福，寓快乐、幸福、长寿、顺利、和平。梅乃岁寒三友之一，清雅俊逸、冰肌玉骨、凌寒留香，君子也！‘一树独先天下春’，不错，不错！既然你也中意，此子大号可定为幼梅！”
母亲高兴地蹲下身，慈爱地对孩子说：“儿子，从今往后你就叫邓幼梅了！”
“邓幼梅？邓幼梅！”男孩儿念叨着，仰起一脸纯真的笑。虽然他听不懂老先生话中的意思，但看母亲喜欢，就觉得一定是个好名字。当他14岁第二次参军，进入新四军文工团时，觉得已经长大，老“幼”啊“幼”的反倒把自己叫稚嫩了，应该换一个更成熟的名字，便自作主张，更名为邓友梅。当然这是后话了。
写大字的几个孩子小声地耳语起来。
老先生咳嗽了一声，屋里即刻静得掉根针好像都能听到，他这才说：“明天邓幼梅来上课，希望同学们能互敬互爱，好学精进！”
从老先生家出来，远处大皇会的锣鼓声已渐行渐远。有个小贩正拿着一个青花瓶与一位老者讨价还价，见他们母子走来，说道：“这孩子定有大出息，您就着享福吧！”
“谢了！”幼梅的母亲望了小贩一眼，微微一笑，“借您吉言！”见儿子转眼间跑到一边去逗一只芦花大公鸡，招呼道，“幼梅怎么又淘气了？快回家！”
做父母的谁不愿意儿女能光宗耀祖，大有出息呢！孩子就要跟私塾先生上学，她打心眼儿里高兴。不识字所受的苦，被人欺辱盘剥而又无从申辩的酸楚，是她和丈夫时时经历的。她多么渴望心爱的长子能读书识字，从而改变命运，有一个锦绣前程。
她一个妇道人家，哪里会想到，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做海洋，那么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只是海洋中的一滴水。而她的儿子邓幼梅无论天资多高，才气多大，其命运也只能与整个国家的兴亡荣辱休戚与共，在波澜壮阔的社会大背景中载沉载浮。
2． 友梅家事
邓友梅的祖籍位于山东省平原县张士府乡邓庄。他的祖父是佃农，农忙时给地主家做事，农闲时做些木匠活，以此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一年忙到头，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在野菜和水煮的日子里，他的5个孩子中两个年幼的都饿死了。为了让其他几个孩子活下来，他忍痛把其中一个儿子送给一位远房亲戚，留下邓友梅的父亲邓明义和另一个儿子。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邓明义不满10岁，就给地主家放牛。一年中，最难挨的当属冬天，西北风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鲁北平原上可劲地发彪。邓明义穿着破旧的单衣，像一片树叶一样在风中瑟瑟发抖。没有鞋袜可穿，双脚冻得通红，踩在冰冷的冻原上，坚硬的结着冰霜的泥土硌得脚掌生疼。为不让自己冻僵，他只得不停地走动。牛儿拉屎的时候，也是他最快乐的时候，因为可以把手脚伸进冒着热气的牛粪中暖和暖和。
地主家的牛尚能啃食野地里紧贴地面的枯草过活，而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庄户人却食不果腹，连地主家的牛马都不如。与其活活饿死，不如“逼上梁山下关东”，这是当时山东大地上流行的一种出路。在历史上，山东老百姓走投无路时，一般会选择两条道路：要么扯旗造反，要么闯关东。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东北三省，因位于山海关以东，所以被称为关东。地域辽阔、土地肥沃的东北，有着生存的希望和发展的空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对大多数山东人而言，闯关东就像山西人走西口、广东人下南洋一样，如果不是生活所迫，谁又会背井离乡，走上坎坷的有去路却不知有没有回程的迁徙之路！民以食为天，对贫困潦倒、濒临于生死一线的百姓而言，有食物的地方便是可以投奔的故乡。
听人说，地广人稀的东北黑土地肥得流油，不仅顿顿能吃上饭，还可以吃上在山东实属稀罕物的油条和豆腐。这就像一个美丽的神话，诱惑着年仅10岁的邓明义。20世纪初，年幼的他跟随邓庄的几个乡亲，拎着既可挑担又可防身的象征着闯关东的木棒，毅然踏上了旅程。
他想到过闯关东的路不好走，却没有想到走得如此艰难。
一路上，邓明义经常看见横尸野地的人，也有的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下去，再没有爬起来。凭借着山东人不服输的倔强，他咬牙坚持着，心里只有一个信念：与其留在当地重蹈早早夭折的兄弟们的命运，还不如冲出一条生路来。他靠替别人背行囊，捡拾烂菜叶子或要饭为生，终于在几个月后来到了吉林。这时，他才知道关东富得流油的美景，也只是一种被人们夸大了的传说。
邓明义年纪小又不识字，只得找一些零活糊口。等年龄稍大一些，便当起了人力车夫，靠卖苦力艰难度日。
拉黄包车的常被叫成“两只脚的马”，不仅是辛苦活儿，也是受气的活儿。坐车的一般都是达官显贵或有钱人。他奔跑一天，除了落一身臭汗也赚不了几个钱。无奈的是，坐完车不付钱还耍横、骂人或飞来一脚的时有发生。
有一个青楼女子，见邓明义拉车时老实，卖力，常坐他的车。该女人从良嫁给一名奉军军官后，雇邓明义来给他拉“包月”。该军官升职当了团长，就叫邓明义当了护兵。奉军打入关内随着军官升级，邓明义还被提为“副官”。可惜好景不长，奉军被直系打败，邓明义没随军再出关，他这个“副官”便成了流浪汉！
邓明义当兵时曾介绍本村的几个同乡入伍，有个族叔“邓三叔”也在其中。被命运扔在天津的邓三叔等几个人，身无长技，无法度日，便依仗着手里有枪，以抢劫为生。邓三叔等人打劫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皖系军阀震怒，下令严查这个案子。同案人落网后，交代出邓三叔是主谋。邓三叔是个非常精明的人，见风声不好，早已带着钱财逃之夭夭。军阀于是抓捕了当年为他们作保的邓明义。邓明义无辜入狱，却也无处说理，白白替人蹲了几年大牢。
从狱里出来，邓明义投奔一位在津的山东老乡找活儿干。老乡见他孤身一人，撮合他与生于天津静海的已30岁的女人王宝玉成亲。邓明义见王宝玉心地善良娴慧能干，是个可以持家的好女人，便欣然答应了这桩婚事。没有像样的仪式，两个苦命的人搬到一起，也算是有了个家。
邓明义过去当护兵时的那位军官，在天津北站昆纬路一条胡同里有几进用于出租的院落。他是个重情重义之人，见邓明义夫妻二人连个住处都没有，慷慨地把其中三间平房无偿地借给他们居住。虽然院子不大，房间很小，也算有了安命的住处。1931年3月1日，邓友梅呱呱坠地，随后夫妻两个又生下了两儿一女。
在津城谋生实在困难，邓友梅4岁的时候，邓明义离开天津到营口一带去做工。虽然工钱微薄，但是每月省吃俭用，也能给家里寄5块钱用于生活。母亲理解为这个家苦苦挣命的丈夫，却又因思念之苦无以相述，经常抱着邓友梅哭泣：“你爹咋还不回来？”
懵懵懂懂的邓友梅望着母亲，懂事地伸出小手为母亲拭泪。
母亲呜咽着说：“我的好儿子！妈就是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学。你识了字，就不受我和你爹受的苦了！记住了？”看到儿子小大人似的不住点头，母亲破啼为笑。丈夫是这个家的支撑，儿子是这个家的希望，再苦再难，这日子也是有奔头的。
不承想，日本侵略者全面侵华的铁蹄，使中华民族陷入民不聊生、水深火热之中，也踏碎了这个普通百姓人家尚存的一线希望。
3． 几度辍学
虽然不是很明白，读书识字却像一粒美好的种子，悄悄飘落于邓友梅幼小的心田。只是，年幼的他还不知道，身处沦陷区，兵荒马乱的生活，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国家的存亡和人的遭遇一样飘忽不定，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也似被雨水抽打的浮萍，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
母亲王宝玉按时在“三节”——端午、中秋、春节，给私塾先生送去学费。每月1元钱，对一个贫困的家庭不是小数目，但日子过得再苦，母亲也不愿苦孩子。邓友梅在私塾学习了《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等启蒙读物。他深知父母的殷切期望，勤勤恳恳地用心学习，先生所教的知识尽力背下来，很少挨过手板儿。这位私塾先生的文化造诣很深，十分注重蒙童的教养教育，强调蒙童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几年蒙童生涯，先生竭尽全力地把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点点滴滴灌溉于邓友梅幼小的心灵，并在以后的人生路上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私塾先生，可以称得上邓友梅的启蒙恩师。
私塾只教国文，不设算术等学科。邓明义夫妻觉得如果让孩子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还要让他掌握其他学科的知识。1937年初，邓友梅转到了一所校长和老师都是一个人的私立小学读书。
上学后学习唱的第一首歌，就像进行了一场爱国主义的教育，给邓友梅留下了深刻记忆，直到耄耋之年时他仍能清晰地哼唱出歌词：“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耕尽世界不平地，播下五谷庆丰登，民族平等，革命成功，人情进化，世界大同……”
半年后，七七事变爆发，战火烧到了天津城。为躲避战事，邓明义从营口赶回津城，把全家迁回山东老家。战事开始时，百姓们总能看到“中央军（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村中经过向南方撤退。村民尽管很穷，仍然贴饼子、煮鸡蛋，站在路边慰劳他们，要求他们别再往南走，留下来打日本鬼子。官兵挥着泪只接下了饼子，却不肯拿鸡蛋。有的说往南走是个计策，等鬼子兵拉长阵线，兵力分散，就回过头把鬼子赶尽杀绝。他们走后，日本兵蜂拥而至。盼红了眼睛的老百姓没看见“中央军”打回来，却看见了日本兵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老百姓昼夜趴在高粱地里，眼看自己的亲人被杀，房子被烧，连哭出声音都不敢。
山东老家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没田可种，零工活又不好找，靠亲戚接济也不是常事。邓明义觉得还不如凭自己的一把力气回到津城找个差使做，无奈之中他又把全家带回天津。为了在乱世中保护一家老小，他没再去东北做工，而是在天津火车北站当了一名工人。
离家不远有一所名为究真中学附属小学的教会学校，听说无论是师资还是学风都很不错，邓明义把邓友梅送到那里继续上学。
八十大寿回天津当年的小学究真中学附属小学有着悠久的历史。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天津开埠后，作为通商口岸带动了近代工业的兴起。由于政治和军事地位的上升，天津日渐成为了近代北方的多功能中心城市。随着西方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侵入，天津相继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在此期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为传播宗教文化建立了小书房，后来改名为究真学校。但是，随着天津城已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所学校为了生存，早已今非昔比。
邓友梅去学校的路上，看到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日本军人站岗，中国人经过要向他们脱帽行礼。上课时，不但课本变了，唱的歌也变了。原来念的“黎明即起，洒扫庭院，要内外整洁”，这时却改念成：“太阳红，太阳亮，太阳明光光。”从前唱“中国国民志气宏，戴月披星去务农……”这时已改成了“旭日照东亚，中日协和是一家……”小学二年级就要学日文，汉奸组织新民会派来的教员一边教日语，一边进行奴化教育。
邓友梅表面上哼哼叽叽地跟着念，其实一点都没入心，他恨透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恶行。父亲在铁路做工，白天要挨日本工头打骂，夜里随时有日本兵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他们端着刺刀闯进屋里，翻箱倒柜，吓得他和弟弟妹妹揪着母亲的衣襟躲在墙角瑟瑟发抖。有一次，日本兵翻出一张父亲穿着东北军军装的照片，便对父亲拳打脚踢，直到打得他头破血流浑身是伤，把家里的物品砸碎后才扬长而去。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残害自己的家人，再让他顺应他们的要求，学他们的语言，他觉得是莫大耻辱。
邓友梅11岁那年，刚升入四年级，家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铁路上工作的邓明义常无端地遭到日本工头的谩骂。这天他又遭辱骂，于忍无可忍中回了句嘴，日本工头见他反抗，拿起铁棍殴打他。邓明义是个有血气的人，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夺过工头手里的铁棍把他暴打了一顿。日本人怎能罢休，一次次来家搜捕，要抓他关起来治罪，无奈之下邓明义只得带领家眷再次回到山东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