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入侵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许多国家时，扛着国旗，唱着《君之代》，杀害了无数的无辜民众。“我皇御统传千代，一直传到八千代，直到细石变岩石，直到岩石长青苔……”这样的国歌让日本军人无比狂热地崇拜着自己的天皇，蔑视他国平民的生命。他们反而把自己的这种反人类的无耻行径，视为引以为豪的爱国主义。
邓友梅刚来日本时，对所有的日本人都怀着深深的仇恨。与工厂里普通日本民众经过一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邓友梅的内心却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与那些毫无人性可言的现役或退役的日本军人相比，日本老百姓有些还是善良的。虽然他们的儿孙、亲戚或者邻居是入侵中国的侵略者，在中国无恶不作，丧尽天良，双手沾满血腥，可是这些普通百姓还是善良质朴的，就像邻家的大姐、大婶、大娘或小兄弟，对中国人民并没有另眼相看。
邓友梅在碳酸镁车间的皮带运输机旁工作。硝酸钾矿石粉碎后从机器里送出来，会有两个小孩子守在传送带的两头，收拾溢到外面的硝酸钾粉末。他对面站着的是个日本孩子，年龄和他差不多。开始时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不说话。有几次，那个日本男孩儿试图跟邓友梅说什么，邓友梅把脸一扭，装没听见，他从心里不愿搭理他。
可每天在一起工作十几个小时，两个人都默不作声，实在觉得无聊。男孩儿又试探地问邓友梅：“你会唱歌吗？唱个中国歌给我听？”
邓友梅见他很单纯，而且也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便跟他搭起话来：“那你也唱个日本歌给我听听？”一来二去，两个人有说有笑起来，为繁重枯燥的工作增添了些许乐趣。
邓友梅被指责偷葱遭到痛打后，化验室里一个叫百合子的女生悄悄来到他身边，默默地看着他，眼里闪出泪光，头一低走开了。第二天，再遇到邓友梅时，她深深地弯下腰说：“对不起，昨天的事情！”
望着百合子充满歉疚的面容，邓友梅内心划过一丝感动，以前她也曾帮过自己。有一天中午，邓友梅正想吃饭，一个日本监管又无缘无故过来找茬，邓友梅辩解了几句，监管夺过他手里端着的饭盒，扔到地上，对他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心里燃烧着熊熊怒火的邓友梅，毫不示弱地冲他怒骂。监管哪能容忍一个中国孩子反抗自己的权威，把邓友梅按在地上，发疯似的用鞭子抽打。
百合子闻声赶来，拉住临管说：“厂长正找您呢，命令您去一趟！”监管这才罢手，往邓友梅身上猛踢了一脚骂骂咧咧地走开了。百合子眼里闪着泪光，对邓友梅说了句“对不起”，便走开了。
浑身疼痛的邓友梅从地上爬起来，见一位中年妇女向自己走来。她把饭盒递给他说：“这是百合子给你拣回来的！”邓友梅接过饭盒，打开一看，里面多了一个紫菜包着的小饭团。
生病是邓友梅最担心的事，中国劳工生病厂方根本不给医治，任其病情发展，如果哪个劳工因病不能劳动，卧床不起，连饭都不给吃。这天，病魔还是缠到邓友梅身上，持续的高烧像把他的四肢拆散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他盼望自己快快好起来，躲过这一劫。怎奈病情越来越严重，但他不敢休息，强撑病体在工位上劳作。
几个日本大婶看他可怜，就把他藏在车间角落里，让他休息，并承担起他的劳动份额。勤劳科的人在工位上没看到邓友梅，就到处搜寻，见他倒在一边，上来就是一顿踢打，不住地吼着：“叫你偷懒！你是对大东亚圣战不满吗？”
大婶们一听忙放下手里的活赶过来，纷纷替他求情：“他不舒服，是我们让他歇的！”
“你们？你们有什么权力？你们能对影响工作的后果负责吗？”
“我们替他把工作承担下来，怎么不能负责？”
看勤劳科的人仍对邓友梅揪住不放，有位大婶偷偷跑到炉旁按下电铃开关，产品出炉的铃声一声比一声急地响了起来。大婶大喊道：“出炉了！”
勤劳科的人这才走开了。他刚一离开，人们便围拢上来，把邓友梅扶到锅炉后面。那位拉电闸的大婶把他搂在怀里，难过地说：“我的孩子都被征兵征走了，我非常惦记他们，你妈妈的心情一定是和我一样！”
日本的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灾难，给日本国的老百姓也造成了不幸。
工厂里的日本妇女有很多，几乎都住在附近，她们的丈夫都当了兵，家里只剩下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子。她们在山坡上种了一些萝卜、白菜、土豆等蔬菜，看邓友梅吃不饱，常偷偷带一点来给他充饥。其实，那些日本女工自己的生活也异常艰难。吃粗茶淡饭不说，仅有的一身衣服也是褴褛不堪。有些上了年岁的女人，因为把家里仅有的裤子让给了年轻的女儿或儿媳蔽体，为了遮羞，她们只在内裤捆扎上装水泥的纸袋子。
两周休息一天，每到休息日，华工列成一队，由教官带领上街购物。看到“代用食”前排着长长的队伍，邓友梅还以为是卖什么好吃的呢。自己买不起，就是看一眼也能解解馋啊！他走过去一瞧，原来人们争相购买的是豆腐渣，每人定量，只卖一小勺。因为没有物品可卖，商铺的大门紧闭，走在街上的日本人手里拎的提袋也是空瘪瘪的，转一圈几乎什么也买不到。
没去日本以前，邓友梅在中国看到的日本鬼子都是坏蛋，到了日本以后才发现，日本的老百姓，和跟他一起干活的那些最底层的日本人一样，生活颇为艰苦。在那场战争中，他们也被日本当局压榨到极限，日子同样难以维系。
有的劳工因为实在难以忍受日本人非人的暴虐，再加上积劳成疾，想一死了之，大家得知后都加以劝慰：多行不义必自毙，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还能蹦跶多久！咱们先忍着，总会等到中国胜利的那一天！虽然大家亲眼看着身边中国劳工不断地倒下，但却从未放弃对祖国胜利的期盼！
出乎邓友梅意料的是，尽管日本人对华工一次次进行严密的搜查，中国同胞手里竟然还有《大众哲学》和《革命人生观》等进步书籍。大家下班时暗中传看，上班时又小心地把它们藏起来，以免被日本人发现。
这些书籍就像捻不灭的火种，踏破坎坷于艰难环境中给人以理想麦田的希望。邓友梅凝视着这些透着中华千古文明信息的方块字，激动的眼泪几乎掉了下来，亲切得就像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胸怀中久久地涌动。
虽然有些字他还不认识，许多深奥的道理还弄不懂，但是，他已预感到，就凭我们中国人不屈的信念与日本民不聊生的现状，日本侵略者绝不会胜利，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
这时的邓友梅，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当新的一页翻开，当人生轨迹改变，童年所经历的所有苦难，都沉积为生命里的一座富矿。直到有一天，他用文学的铁镐挖到它的矿脉，呈现出来的是令人炫目与陶醉的辉煌！
35年后的1980年，邓友梅随巴金、冰心等作家代表团访问日本。日本友人提出让他到当年当劳工的地方走一走，巴金立刻表示赞成。听到这个消息，电视台和报社的一干记者，紧随着邓友梅上了火车，一路跟随。到工厂时，厂方负责人排成一排鞠躬迎接，一再道歉：“邓先生，您当年在这里当征用工受苦了，实在对不起。”日本投降后，这家工厂被美国封闭停工十几年，老厂的工作人员早走散了，现在这些人都是新人。
邓友梅绕厂参观，发现当时工作的车间已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如果不是亲历那段刻骨铭心的被污辱与被损害的岁月，没有人知道这里曾发生过什么。岁月，掩埋的是战争的痕迹，掩埋不掉的却是留在人心底的刺痛和整个民族的屈辱！
一群记者挤上来问他：“邓先生，经过这几十年，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邓友梅仰起脸，不无骄傲地说：“当年在这里当劳工的是邓友梅，现在站在这里的还是邓友梅，我个人并没多少变化，变化的是我的祖国！今天的中国不是当年的中国了！”是啊，祖国的富强，是我们所有中华儿女的骄傲，过去备受欺凌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
6． 回到祖国怀抱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邓友梅工作的地区每天笼罩在美军盘旋呼啸的飞机之下，炸弹声不时响在日本军事基地上。工厂里的人们如惊弓之鸟，时刻准备往防空洞里钻。时隔不久，这里的许多工厂在轰炸中被夷为平地，平民房屋也遭到毁坏。日本当局限令老百姓撤离小镇，不听从命令者，所住的房屋将被强行推倒。
工厂炸平了，华工的新任务是拆不搬迁的日本平民的房屋。房子是用木头搭建的，用粗绳子把房体整个拴住，几个人使劲一拉就能倒塌。
常常是老百姓被当局的工作人员强行赶出家门，房子即刻变成一片废墟，家当被砸得七零八落，尘埃尚未落定，老人们则悲伤地走上去，翻找可以上身的衣服。住在这里的都是生活在底层的老人和孩子，日本政府并没有给他们安排去处。日本的冬天冷得滴水成冰，漫天大雪常来光顾，房子一拆，这些孤苦无依的人连个住处都没有。
开始接受这项任务时，邓友梅非常开心，心里恨恨地想，你们毁了我们的家园，这回可好，我们也来毁你们的。可真看到那些因无家可归而流落街头或荒野的老人孩子，邓友梅的心情复杂起来，再拉倒那些房子时，手上也多了些许不忍。
1945年初，小镇上的房子已拆得所剩无几。日本当局看到中国劳工除了给他们增加负担，没有了利用价值，便把他们送到长崎，由那里乘船取道韩国，再坐火车遣返回中国。
可以回国，对邓友梅是幸运的，而绝大多数在日劳工却没有这份幸运。
2005年11月7日，《郑州晚报》的记者经过多方实地采访与调查取证，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劳工幸存者痛诉二战日军暴行》的长篇通讯。记者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解到，他们曾找到了一些不在名单上的幸存者。据调查，仅二战期间关押在石家庄集中营的中国劳工就在5万人以上，大部分都去了日本，所以日方统计的38935人的数字是不可信的，是欲盖弥彰的谎言。
邓友梅是从天津被骗，在青岛被押往日本的，不属于在石家庄集中营关押的去日本的中国劳工。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抗日纪念馆的调查真实可信，而日本的许多人（包括政客）为了掩盖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不仅否定侵华历史，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且还在中国劳工的人数上做文章，在公理和良心面前，采用掩耳盗铃的手法，欺人也自欺，这是对历史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
据不完全统计，在日中国劳工死亡率高达17%，这些人永远冤死异乡，再也回不了国了。而那些回到祖国的劳工，受到日军暴虐欺凌的经历不仅成了他们心中永远难以抹去的伤痛，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巨大伤害。有的妻离子散，有的家人因想不开而病死或自杀，有的整个村子被日本侵略者烧光，家人不知去向……
一到中国境内，邓友梅惊奇地发现，车站上竟有卖烧饼、馒头、煎饼果子的，到了山海关居然还有卖烧鸡的。再想到日本买一勺豆腐渣都要排队，他感慨万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希望而激动，也为相邻的那个把殖民、侵略与扩张作为强国之本的民族感到悲哀。他们被反人类反社会的军国主义蒙蔽了良知，最终被自己滚起的欲望的巨石倾轧，反而自食所酿制的罪恶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