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学生之于老师，也并非要言听计从。撰写论文，学生可以不同意导师的见解，只要持之有据，教师即可以让他的论文通过。平时考试，也可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相左没关系，只要有依据，照样拿高分。这种民主的学术氛围，既调动了同学们的积极性，又充分张扬了同学们的个性。有一件事，任继愈印象非常深刻：一位叫吴宏聪（现中山大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同学，有一次，他的导师杨振声给他出了一篇《论曹禺》的题目。他因为自己的观点与老师不一样，整整一个星期不敢见老师。有时远远看到老师，立即像做贼一样逃开，生怕被抓个“现行”。不久，老师终于知道了吴宏聪的心事。老师说，学生的观点不必和老师一样，完全一样就不是做学问了。吴宏聪这才消除了自己的心理障碍，放心地写出了自己的观点。
正是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亲密无间的师生关系中，任继愈逐渐累积了哲学方面的丰富知识，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知识拓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任继愈最终能够成为一代学术大师，与他在西南联大广泛接触了国学知识、开阔了学术视野是分不开的。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日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日军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不但办了下来，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在短短八九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骨干力量，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优秀人才。而联大师生这样骄人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第一流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但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一流大学接轨。
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应邀在西南联大讲演，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他对联大师生艰苦的生活，为之感动，说“不得了”！同时对联大师生战胜困难取得的成绩连称“了不得”！
在联大，任继愈听过经济学家陈岱孙的课。课堂上，陈先生总是衣冠整洁，谈吐高雅，既有中国学者风度又有英美绅士派头。他上课前一两分钟准时站在黑板前，而他讲完最后一句话，合上书本，下课铃也同时响起，让同学们既惊叹又欣赏。他讲课言简意赅，条理分明，没有废言。他不念讲稿，但学生每次课后翻阅笔记，不需增减就是一篇完整的佳作。任继愈说，“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陈岱孙教授还有一段佳话。由于联大校舍的屋顶是用白铁皮覆盖的，条件非常简陋。有一次，陈岱孙正在上课，屋外瓢泼大雨，头顶雨滴叮当，学生根本听不清他在讲什么。无奈之下，他在黑板上写下：下课赏雨。
与陈岱孙先生同样出口成章的冯友兰先生，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在西南联大任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受过现代逻辑训练，思维非常清晰。虽然讲课慢条斯理，但把笔记做下来一看，就是一本完整的讲义，不用整理就可以出版——因为他讲课没有废话。冯先生惯于深思慎取，常常思考成熟后再将完整的观点抛出。一次，他坐汽车经过镇南关，司机通知大家不要把手放在窗外，就要过城门了。别人都照办了，只有冯友兰听了之后便考虑，为什么不能放在窗外？放与不放的区别是什么？其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是什么？还未等他考虑清楚，已经骨折了。其人痴迷深思至此。然而，正是这种深思笃学的精神，让冯先生创作了《中国哲学史》等重要著作，成为一代哲学宗师。
学者黎东方在重庆讲《三国》，当时也是一件轰动新闻，任继愈与联大的师生也去听过。黎东方讲历史故事时，经常加进一些噱头。讲三国时期吕布与董卓的矛盾，把三国演义的一些情节加以演绎：“吕布充当董卓的贴身侍从武官，住进相府。吕布就在客厅支了一张行军床，这样与貂蝉见面的机会就多了，随便谈谈三花牌口红的优劣，谈得很投机……”由于黎东方善于随时加进一些“调料”，他的讲演上座率很高。任继愈听后，与姚从吾先生边走边聊，认为用这种方式向一般市民普及历史知识有长处。任继愈后来在学术上鼓励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理念可见一斑。
2007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在《百家讲坛》讲《论语》，社会反响强烈。有人认为她的观点过于个性，问任继愈对此有何看法？任继愈先生说：“诸子百家，大家可以随自己的理解意思讲，争鸣嘛！”
徐悲鸿曾经在西南联大讲过他的苏联之行。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艺术题材也多以革命为主，连教堂的壁画都被钉上了，画家的自由创作 受到限制。在当地一场抗战画展上，徐悲鸿创作了一幅画，名为《绿色的跳舞》，画面上是一座房屋，房屋前面，一棵大树的叶子在随风飞动。当即有参观者提出质疑，说这幅画里怎么没有敌人？讲解员机智地解释道，敌人在房子后面躲着呢。听到这里，学生们都哈哈大笑。
牛津大学的道济教授来联大，介绍英国战时情形，让学生们了解到英国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同样很艰苦，但仍保持着乐观幽默的心态。“一座百货大楼遭到轰炸，被炸出一个大洞，第二天仍挂出‘open as usual（照常营业）’的牌子。敌人又炸出一个更大的洞，百货大楼就挂出‘more open as usual（更开放地照常营业）’。”联大的师生们也以这种乐观豁达的精神，认真学习，积极思考，蓬勃向上。
除了名师教导，联大还十分重视学生的基础课程教育，初等的物理、化学课往往是由经验丰富的老教授来教，给学生打下的基础好，入门也正。如国文和英文都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文理科都要学。国文老师是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这样的名师，英文老师则是王佐良、李赋宁、查良铮等十来位，都是著名的诗人、作家、专家和学者。联大对英文要求很严格，英文不及格不能升级，因此联大的学生个个英文过硬。1943年进入反攻阶段后，同盟军在缅甸一带作战，需要大量翻译。而联大的学生一般只需培训一个月之后，即能满足岗位需求，可见平时的英文水平。联大还要求文理科学生至少互相选修一门课。体育不及格的也不能毕业，以求学生的全面发展。诗人吴宓体育不及格，留学就晚了一年。学校让他去学游泳，通过考试才行。还让任继愈记忆深刻的是学校的社团活动十分丰富。在那里，有诗社、话剧社、文学研究会等，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学生社团组织的各种活动，气氛十分活跃。
西南联大办校正值抗日战争年代，有一半的日子天天躲避日寇飞机轰炸，物价飞涨，师生处在半饥半饱的状况下，却为中华民族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联大创办8年，学生有8000人，毕业生近4000人。其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9年）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154人（学生80人）、工程院院士12人（全是学生），其中有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赵九章、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刘东生、叶笃正、吴征镒4位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宋平、彭珮云、王汉斌等人成为国家领导人。可谓群星璀璨，各领风骚。事实证明，当时联大的教育质量，已位居世界一流。所选拔出国的优秀学生，到国外也都成为了专业尖子。凡是到过西南联大的中外学者，都认为：西南联大创造了办大学的奇迹。
任继愈亲眼目睹联大办学8年，以其对独立、自由、民主的执著追求与坚持，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殿堂。正如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所说：“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在任继愈看来，西南联大之所以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源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西南联大关心天下大事、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尊重别人的民主传统，“五四”的火炬在联大师生手中传承下来；还源于领导班子团结和“校长负责制”、“教授治校”的办校风格。
当时3校的校长——蒋梦麟（北大）、张伯苓（南开）、梅贻琦（清华）组成集体领导班子。前两位老教育家为了支持校长负责制一元化领导，公推年青的梅贻琦校长主持校务。南开校长张伯苓与清华校长梅贻琦有师生之谊。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诚恳地对北大校长蒋梦麟说：“我的表，你戴着。”这是天津俗语“你做我的代表”的意思。而北大校长蒋梦麟也颇懂得“无为”之道，他说：“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倘若不肯放手，各自为政，势必造成联而不合的局面。
事实上，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北大与清华曾经有点矛盾。据钱穆《师友杂记》记载，梅贻琦曾在提名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不满。不久，蒋梦麟到位于蒙自的文法学院，北大教授纷纷向他“告状”。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钱穆在发言中力排众议，认为国难当头，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应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随即说：“今天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不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教授们便都不说话了。今日回眸，可谓蒋梦麟的不争，成就了西南联大。
梅贻琦于1931年便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在他任校长之前，清华师生倒校长、赶教授是家常便饭，校长在任时间都不长。自梅贻琦担任校长后，清华学生喊出的口号都是“反对×××，拥护梅校长”。有人问梅贻琦有何秘诀，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只没人愿意倒梅（霉）而已！”
梅贻琦一向重视教授的作用。“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便是他的观点。在有关办学的一些重大事宜上，梅贻琦很注意听取教授们的意见。当别人问他的办学主张时，他常说：“吾从众。”不是他没有主见，而是充分尊重教授们的治校意见。他说：“教授是学校的主体，校长不过是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的人物。”
正是在这样一种民主、自由氛围中，西南联大才识卓绝的教授们，才不断创造了生动活泼而卓有成效的教育奇迹。曾当过孙中山秘书的刘文典上课便很有个性。为讲《月赋》一文，刘文典特意选择在十五月圆之夜，当着一轮皓月开讲：“美人迈兮音尘阙，隔千里兮共明月？”师生沉醉其中，不知今夕何夕。当学生问他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时，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为广大人民服务的菩萨心肠。”
西南联大教授们的敬业精神也令任继愈感佩。朱自清任教西南联大时，尽管日本飞机常常轰炸，生活也困难，但他依然兢兢业业，每天工作到深夜才休息。有一次，朱自清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而在他的书桌旁边，就放着马桶。第二天，他脸色蜡黄，眼窝深凹，人都变了相。可他连脸都没洗，提起公文包就又给学生上课去了。
有人说，西南联大是集体的苏武，南方阳光下的义勇军。岁月流逝，人生沧桑，并不能够磨灭的是这些珍贵的回忆。面对中华民族的漫漫历史长河，每一个人永远都只是孩子。而对于任继愈而言，民族的骄傲与传统的品格，是支撑他心灵最持久和最主要的力量。
毫无疑问，西南联大是一个群体，不是由某一个巨人可以代表的。它的丰富蕴藉，不只在于它拥有一大批文化名人，更在于它在战火硝烟中，漂泊于山河，从而跌宕有序地展现出中华民族灵魂中那些令一个民族走过5000年长河的珍贵品质与力量。可以说，西南联大办校历程本身，就是一页浓缩的中国文化史和民族史。
任继愈说，后来的中国为什么一直未能再现这样的学术气氛，甚至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逆转？他认为，可能是小农意识在其中作祟。这种意识的直接结果就是不相信间接经验，而崇尚直接经验。当然，这就导致了后来别的国家在轰轰烈烈地发展，而我们不但没发展，反而在退步……
正是秉承着联大这种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任继愈一心向学、专志读书，矢志寻找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读完研究生之后，他就留在西南联大任教，继续自己的哲学思考之路。
1941年，任继愈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并选择留在西南联大任教。学校给年轻的任继愈老师一间书斋，就在昆明翠湖边一条小巷子里，位于三层楼，面对着西山。在这间斗室里，任继愈度过了七八年的时光。
这一间斗室，有着令人难忘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