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原是陈寅恪先生的住室。其他教授如罗常培、郑天挺、姚从吾、汤用彤等都在楼上楼下、左邻右舍居住。陈先生身体较弱，冬天用纸条把窗户封死。然而砖木结构的楼房不隔音，难免互相有干扰，但大家对陈先生都很尊重，晚上九点以后，大家都不敢高声谈笑，以免打扰陈先生休息。有一天，楼下的傅斯年、罗常培、郑天挺几位正在高谈阔论，兴致颇高，陈先生正好在楼上房间，用手杖把楼板捣得咚咚作响。几位先生赶紧停止议论，一时间变得“四壁悄然”。1941年后，陈先生赴英国讲学，任继愈毕业后就住进了这间房间。西山的朝晖夕阳，万千气象，岫云出没，甚招惹人。读书倦了的时候，思绪疲了的时候，任继愈便抬头看看远山，顿觉心情开阔了许多。
任继愈在年轻的时候，就养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晚上9点上床就寝，早上4点起来。他认为这是一种符合古代阴阳五行学说的生物钟。那时生活极其窘迫，物价飞涨，人人轻易不敢逛街，倒是远离了物欲的种种诱惑。“躲进小楼成一统”，任继愈读了不少书。为埋头读书，任继愈自号书室为“潜斋”，意味“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有“潜斋笔记”多卷，遗憾的是，这些笔记后来在“文革”中，毁于大火。
1943年春，任继愈开了一门哲学系的选修课“宋明理学”，主要讲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任继愈讲课的方法也很有特色。他给听课的学生从图书馆借来书，每人发一本。上课的时候，由他选书中的某段语录，要学生来念。
任继愈讲课然后师生进行讨论。这样的读书方法，许多教师爱用，学生也喜欢听，也的确起到了实际的效用。
其实，回头看看，任继愈的这种方法是受到小学曹景黄老师对他的影响，也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书院式”教学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就说明一个问题：启发学生不仅会念书，而且要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但与人们印象中古代书生那种“书呆子”的形象不同，任继愈一直在坚持探索社会的真理，解决社会的问题，因而他也一直关注着社会时局。他与学生们谈论学术，往往从哲学理论谈起，逐渐谈到政治，谈到抗日，谈到“皖南事件”，谈到国共两党的趋势，都有许多真知灼见，而且往往预测极准，对世界大势把握得也非常清楚。
§§§6． 战火家事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唐代诗人杜甫的诗作《春望》，全诗真挚自然，反映了诗人热爱祖国，眷怀家人的感情。
战火岁月，独自一人在外求学、工作的任继愈，也时刻惦记着前线的父亲、家里的母亲以及同样在外求学的两个弟弟。自从将母亲和弟弟安顿在湖北后，任继愈辗转湖南、贵州、云南等地，参加“湘黔滇旅行团”，与老师和同学们到了西南联大。一路上，任继愈每到一个地方，都没忘记给家里寄张明信片，一来报平安，二来也将自己的所见所闻简要告诉弟弟们，不时勉励他们要为国家、为人民而努力学习。
作为家中的“长子”（老大过继给伯父），任继愈非常关心两个弟弟的教育问题。1938年，他们全家到了湖北沙市后，刚刚读完高中一年级的三弟任继亮，因学习成绩优秀，考取了在沙市复校的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任继亮读了一年以后，随学校迁往四川，路过重庆，途中遇到了任继愈。在仓促的会面中，任继愈了解到任继亮就读的一些情况，果断规劝三弟回到中学读完高中，再考一个好的大学，并拿起身边的学生笔记本，写了满满一页信，向父亲详细阐明让三弟重新考大学的理由，力陈青年时代要有好的身体，学习根底要扎实，否则将贻害无穷。任继亮被说服了，带着二哥写给父亲的信回到家中。1939年，任继亮进入设在四川绵阳的国立六中，从大学二年级退回到高中二年级读书。1940年高中毕业，考进西南联大经济系。在那样兵荒马乱的年代，还这样坚持教育质量，坚持做人的质量，今天看来，也是毫光四射、正气逼人。
对于四弟，任继愈抓得更紧。四弟任继周小小年纪就离家在四川江津的国立九中读初中，学校就设在嘉陵江边的一个小镇德感坝。任继愈在四川南溪的李庄中央研究院读研究生，距离德感坝并不近。他每周至少来一封信，督促四弟学习，要求他每天写日记。如此，任继愈还是不放心，又特意从李庄乘船来看四弟，在小镇上的小店里住了三天，检查四弟的成绩，看四弟的笔记，还留四弟在小店里吃了三天饱饭。国立九中其实是所难民学校，教室是座祠堂，主要收容以安徽籍为主的学生。三弟任继亮就读的国立六中则是收容以山东籍为主的难民学校。既然是难民学校，伙食自然很差，学生都处于半饥饿状态。加之四弟长期闹痢疾，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营养跟不上，显得骨瘦如柴。任继愈了解了四弟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后，写信给父亲说：“四弟是可造之材，不可埋没”。他还当即做了两条决定：一是每天补助四弟两个鸡蛋，一斤红薯；二是承担学费，送四弟就读大后方最知名的重庆南开中学。南开中学是私立学校，要交学费。而抗战时期，教师的工资很低，连闻一多这样的知名教授，都要靠刻图章贴补家用，何况任继愈刚刚研究生毕业，在西南联大任讲师。四弟一年的学费，至少相当于任继愈十个月的工资。直到今天，已是中国工程院院士的任继周先生，仍然难以想象，当年的二哥任继愈，究竟是怎样靠省吃俭用支应下来这一切的。
任继愈从没有向任何人谈起，当年他因培养四弟，困窘到怎样程度。但四弟那时年龄虽小，心里却颇有数，觉得自己给二哥一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废寝忘食，积极备考，学校小图书馆的书，几乎被他全部细读了一遍。之后，他征询了二哥意见，提前一年，也就是1942年——任继周以同等学历考入中央大学农学院。至此，任家三兄弟全部读了理想中的大学，这使得他们聪慧、颇有毅力的母亲，十分欣慰。
不幸的是，1943年春天，跟随父亲转战西安的母亲，因经常不忍浪费一些已经过期的食物，患胃癌去世，年仅53岁。当时任继愈还远在云南的西南联大。只有小弟任继周从重庆中央大学赶回西安，为母亲送终。
任继愈对两位兄弟的影响，从小到大都非常深刻。小弟任继周后来怀念说，“静静想来，我怀念二哥，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手足的血缘关系，更因为，他按照他的理想哺育了我。我也遵照他的要求不断塑造着自己。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一天一天，刻画着我们兄弟之间的共同刻度，这是我们生命的‘公约数’。”在任继愈去世后，任继周在挽联中，表达了深切的思念之情：
教我学话教我写字教我直道宽容虔敬入世亦兄亦父骨血连理何堪人遽相暌违；学您治学学您从业学您坦对坎坷沉潜励志是师是友意气交融愿随穹宇长遨游。
§§§7． 芸竹之缘
还在1941年，已经在西南联大担任讲师的任继愈，有一个北大哲学系的同学名叫王维澄，此时正在师范学院当副教授，其妻在联大附中教书。有一次，他的妻子生病请假，王维澄便请任继愈代为授课。当时，任继愈觉得有些为难：依理说，老朋友出言求助，理应责无旁贷，但他认为自己是学哲学、教哲学的，而王维澄的爱人却是教语文的，隔行如隔山，自己能胜任朋友之托吗？任继愈真的有些踌躇。但他毕竟架不住老同学多番恳请，便硬着头皮答应了。好在，王维澄的爱人教的是小孩子，教就教吧，试试看。
不想，这一助人为乐，竟成就了他一生的一段佳缘。
原来，其时在联大附中还有一位语文老师，叫冯钟芸。她出生于一个显赫的学术家族：父亲冯景兰是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中国矿床学的重要奠基人；大伯冯友兰，前面已经提到过，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当时是联大文学院院长；姑姑冯沅君是文学史家和作家，鲁迅曾称赞她是与庐隐、凌叔华、冰心齐名的“五四”才女，后来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位一级女教授；堂姑父张岱年也是著名的哲学家，曾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堂妹冯钟璞（即宗璞）也是作家，著有《红豆》、《三生石》等。据不完全统计，冯家三代在科技、文化界教授级的人物就有30多人。而在家乡河南的唐河，冯友兰和他的弟弟妹妹则被称为“冯家三兄妹”，名闻遐迩。唐河乃至整个南阳地区不但因冯家而感到骄傲，还因之形成了一种好学求知的良好风气。
冯钟芸就出于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自然深受熏陶，她后来也成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史家、语文教育家。
任继愈帮人带的这个班，正好在冯钟芸所带班的隔壁，并且同是教语文，这样难免有些接触，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起来。
似乎老天也要玉成这段姻缘，1943年，冯钟芸又被聘到联大中文系当了助教，成为西南联大第一位女教师，与任继愈的接触愈加频繁起来。
当时，联大中文系不仅有闻一多、朱自清、罗常培这样著名的学者，中文系还有一部《四部丛刊》。任继愈研究中国哲学史，觉得《四部丛刊》很有用，便经常去借书，正巧冯钟芸也到那里借书。两个年轻人因为有了前面的基础，此时相见，便多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更为巧合的是，任继愈还经常去冯钟芸的伯父冯友兰先生那里探讨哲学问题，也常常与冯钟芸不期而遇。
这以后，两个年轻人的心越来越近。
可是，看上去，这两个年轻人又似乎并不急于谈婚论嫁。这让任继愈的导师汤用彤先生很是着急。于是，汤先生亲自跑到冯家，代表任继愈的家长（当时任继愈的家人都在山东或武汉）去谈这件大事。汤先生提亲很郑重，那时人们大多穿长衫，汤先生还特别加了一件马褂，登门到冯家去提亲。实际上，1943年春天，任继愈的母亲刚刚去世，一是他甚为怀念母亲，二是为母亲服孝期间，因此任继愈绝口不提婚姻之事。
可是，联大中文系的系主任——北大的罗常培先生，对任继愈的印象甚好。而冯钟芸就在罗常培的系里当助教。很快，汤、罗两位先生便心照不宣、不约而同地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了。汤用彤有时家里请客，便同时邀请任继愈和冯钟芸两人去吃饭；罗先生则请他们逛逛昆明滇池公园，这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三人都心知肚明。这么一来，他们的来往就更多了起来。于是，在先生们的主持之下，任继愈和冯钟芸举行了一个订婚仪式，证婚人就是罗常培先生。
汤用彤其时有3个学生，一个已经结婚，剩下任继愈和石峻未婚。石峻与任继愈同岁。作为老师的汤用彤也为石峻创造了不少机会，只可惜未能成功。那个时候，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流亡时期，国破家亡之际，师生之情愈重。
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是流行早婚，甚至娃娃亲的。任继愈小的时候，家里也给他定过亲，但他稍长后，坚持要自己寻找爱情，顶着家庭压力，硬是把婚退了。他也从未见过父母给他定的那个女子。
冯钟芸后来担任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教、讲师、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妇联执委会委员。除却工作之外，冯钟芸还笔耕不辍，并于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杜甫研究论文集》，人物传记《庄周》、《屈原评传》、《杜甫评传》、《贯云石》，以及散文自选集《芸叶集》等。
§§§8． 双重胜利
1945年8月15日中午，一个声音从日本全国各地广播中传出。日本天皇裕仁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众讲话，宣布接受《波兹坦公告》所规定的各项条件，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8年，军队和平民伤亡2100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亿美元。中国人民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胜利。任继愈和冯钟芸也于抗战胜利后在西南联大喜结良缘。
1946年5月，他们双双回到北京大学工作，从此各有各的一番事业，各有各的一块天地。夫妻之间既相敬如宾，又互相信赖、尊重，素为邻里同事称羡。今天，他们的爱情故事，已成为一段佳话，留存于岁月的深处，鲜活在人们的心里。
而西南联大，也用整整8年时间，圆满完成国家战略转移、保存文化国脉的神圣使命。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有许多是后来蜚声中外的第一流科学家。至此，北大、清华和南开3所高校均复员北上，迁回原址。启程前，冯友兰教授撰写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中写道：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
这一种历史实践中考验而来的民族自信力，其墨香余韵，已非一般书斋文字可比。
半个世纪后，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命令上签名的，正是当年在昆明跑警报的西南联大学生邓稼先。消逝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传出巨大的历史回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当久居海外的杨振宁从同学邓稼先处听到：“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时候，禁不住热泪盈眶；此时，我们再来理解为寻找试验失败原因，只身步入险区的邓稼先，理解他的临终遗言“我死而无憾”——中国语汇中“人杰”这个称谓，被西南联大赋予了更新更深的内涵。“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言精辟地概述了西南联大教学、治校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