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授业北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受蒋介石委派担任中国驻美大使的胡适从美国归来，受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任继愈和冯钟芸也已经从西南联大回到北大。未名湖的湖光塔影、最高学府的雕梁画栋和远处西山的夕阳剪影，成为他们一生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
崭新的生活画卷在任继愈面前展开，欣喜之余，他开始对这幅画卷进行如痴如醉的研读。不料想，不久之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破灭。
内战再次爆发，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任继愈在沙滩红楼虽有一间住房兼书房，却也读不下书去。这几年，任继愈说他感觉自己在中国哲学史及中国佛教哲学方面，所研究的内容与现实脱节。这个矛盾无力解决，他的心情一直比较苦闷，直到解放后才有所好转。
1948年秋，人民解放军已经对北平形成了一个大包围圈。有一天，北京大学校长室进来一名学生，告诉胡适说，解放区的延安广播电台昨天夜里有专门对他的一段广播，劝他不要跟着蒋介石集团逃跑，将来请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只微笑着说了一句：“人家信任我吗？”
1948年12月15日夜，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南苑机场，专程接胡适等一批高等学府文化学者。
偌大的总统号，只接走了胡适夫妇和陈寅恪等几位学者及家眷。任继愈与众多老师——冯友兰、汤用彤、熊十力、郑天挺、沈钧儒、张岱年等等，均毫不动摇，满怀希望的心情，留在了北平。他们和欢欣鼓舞的人们共同迎来了北平解放，共同度过了一个个兴奋狂欢、令人鼓舞的日子。
1952年，北大从沙滩搬入燕园。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先生为北大校长，两个副校长，其中一个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兼任，而主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就只汤用彤先生一人。马寅初德高望重，但实际上不太真管事情。江隆基则是一个正直、正派、有理智、有良心的老革命者。在任继愈看来，校领导是团结的。当时的北大，同全国各大学和科研机构一样，几乎天天搞“运动”。然而北大这样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虽然像一只无形的带头羊，却并没有出什么娄子，这与校领导的团结和江隆基的睿智、正直是分不开的。
国家站起来了，自己的愿望实现了，而且学校的基层干部、共产党员齐作楷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让任继愈感到既新鲜，又温暖。那时的北大校长，在调工资时非常谦让，这给任继愈留下极深的印象，以至多年后他在接受采访时仍津津乐道。
上世纪50年代初的北京大学，正赶上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燕京大学并入北大，再加上清华文科的加盟，当时的北大可谓群英荟萃，俨然西南联大文科力量的大本营。
追溯起来，西南联大主要由三代学人构成：第一代是50岁左右的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等人，除了英年早逝的，基本都转移到了北大；第二代是年龄在40岁上下，像古代汉语大师王力、清华研究戏曲的浦江清、联大校委会秘书川岛等，院系调整后都进了北大中文系；第三代则是大约30岁左右的钱钟书、余冠英等人，解放后他们都到了北大文学研究所。而在解放初期，虽然这三代人仍然在北大发生着影响，但最活跃的，却是像任继愈这样更晚的一辈，属于西南联大的本科学生或研究生。在联大时，他们都还只有20出头，回到北大后正值40不惑的年纪。这批人在解放后都成为了北大的教学中坚，如任继愈、张世英、王瑶、李赋宁等人。
当时的北大教师上课，还保留着西南联大的传统：没有统一的教材，而是依照各自所长尽情发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仅以语言课程而言，王力教古文，魏建功讲音韵学，朱德熙讲授语法修辞。文学课则更丰富多彩，游国恩讲先秦两汉、诗经楚辞，林庚讲魏晋南北朝、唐诗，浦江清讲宋词元曲，吴祖缃讲明清小说和《红楼梦》。外国文学更是不得了，曹靖华讲苏俄文学，季羡林讲东方文学，李赋宁讲英国文学，冯至讲德国文学，闻一多的弟弟闻家驷讲法国文学。名家云集，各有所长。
当时的学术教学环境，正如风光旖旎的燕园一样，令人赏心悦目，沉醉其间。知识分子如同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任继愈感觉一下子去掉了臃肿的冬衣，换上了轻薄的春装一样，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未名湖的涟漪，博雅塔的倒影，被外人称为奇观的胜景，也让任继愈不由得陶醉其中。当然，这时候，任继愈心中想到的更有北大图书馆中的满架图书，鼻子里闻到的更有那里的书香，脑中萦绕着的是乘着大好时光，像自己西南联大那些无私无畏的老师们一样，为国家、为北大多尽绵力的理想。
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进行了调整，着眼于如何让知识分子为我所用，所以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在这一年纷纷加入了党组织。1月，召开知识分子会议。3月起，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破格入党，仅上半年就有2500多名高级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其中除了任继愈之外，鼎鼎大名的还有金岳霖、冯至、季羡林、严仁康、侯仁之、邓稼先、谢希德、戴芳澜、曹靖华、蔡楚生等等。那年，梁思成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终于在建国10周年之际与79岁的陈垣同时入党。再说句后话，陈垣79岁高龄入党的纪录，22年后被任继愈的业师贺麟打破——贺先生在他80岁高龄入党。
李泽厚在谈到任继愈入党的事情时说：“任先生是真的信奉马克思主义，拥护中国共产党。还有贺麟、汤用彤、冯友兰、朱光潜他们都是真心诚意相信，包括宗白华这样的远离政治的人。像贺麟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已经80岁了还申请入党，没有人逼他，也没必要逼他，说明他真信。1956年，中共中央决定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很多人都在那时入了党，季羡林也是。任继愈是当时最年轻的一位。”
在当时，自由、民主的空气深深感染着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们，为新中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成为他们的强烈心声，而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残垣断壁、凄惨萧条的旧世界中奋发图强、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让他们大为折服，从而打心眼里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实现从青年时代起就怀抱的治国平天下之宏愿。也是从这一年起，任继愈兼任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博士研究生。
此时，任继愈在中关园有了住所，通讯地址是“北大中关园宿舍”，于是他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叫“中关虚舍”，取其谐音。究其含义，一方面，任继愈认为自己在这段时间里没有出什么值得的大作，是为自谦之语；另一方面，觉得时光易逝，容不得虚度之意。
此时，任继愈和冯钟芸有了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女儿叫任远，儿子取名任重。“任重而道远”，任继愈不仅将自己的一生追求时刻铭记，而且也在下一代身上寄托了希望和祝愿。
这段时期，国家政治清明，生活稳定，又有机会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对社会历史和思想的关系看得比以前更加清楚了，对任继愈来说，这是个读书和研究的好时机。此时的任继愈年富力强，白天和晚上都要上课、开会、学习，往往是家人都睡了，他还没有回来。孩子们好不容易看到任继愈回来，吃过晚饭又埋头去看书、写文章。当时住的是平房，冬天各家都靠小煤炉取暖，一开门，仅存的一点热气都跑光了，深夜里更是寒气逼人。为了熬夜工作，任继愈设计了一张小炕桌，他坐在床上，盖上被子，腿伸到小桌子下边，头顶上方再拉过来一个灯泡，看书写字就不冷了。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撰写了不少课堂讲义，也完成了许多学术专著。
任继愈的教学和治学一样严谨。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继愈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作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把书稿先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绝不随便吹捧人。而在教学时，他采取平等的态度来研讨，跟学生在一起也特别随便，从来不会用自己的身份，强迫学生接受他的观点。
任继愈经常对学生说，他非常佩服司马迁，让大家都学习司马迁。他说，司马迁被汉朝统治者迫害，很惨，应该说汉朝对不起他，但司马迁写史尊重史实，写了汉代的繁荣、升平，并没有借机报复，歪曲、篡改历史。“这就是科学的精神，尊重历史。”
任继愈还对学生说，搞学术不能华而不实、有名无实、抄袭剽窃。他说：“中国古代有个顺口溜，叫做：太医院的药方，翰林院的文章，兵器库的刀枪，光禄寺的茶汤。”并解释说，太医院的大夫给皇帝看病，怕药不合适或太厉害吃出问题，就开些不关痛痒、任何人任何病都能吃的方子，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不致获罪；因为不打仗，兵器放着都生锈了，士兵也不会用；光禄寺经常施粥，但是稀里咣当，吃不饱；翰林院学士的文章堆砌辞藻，华而不实，没有内容——都是中看不中用。
任继愈培养学生，注重思想方法等根本问题，曾有学生问任继愈，他应该学习佛教的哪个派别。任继愈说，“我们去颐和园，都是先上万寿山、佛香阁，看了颐和园的全景，再去谐趣园、十七孔桥，对不对？没有一进门就往谐趣园跑的。学习、研究一门学问也是这样，首先要掌握这一学科的全貌，整个的历史，把基础打好，再去研究某一派别或某一断代。你现在不要忙着想什么宗派，把基础的中国史、世界史、佛教史以及佛经都多读几遍，弄通，其他的如道教史、基督教史等也要知道，到了第二年、第三年再考虑具体的研究方向。”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学生说，“板凳要坐十年冷。做学问、搞工作都要有这种精神，耐得住寂寞，才能取得成就”。
任继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在学术方面，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51年考入北大哲学系的程静宇回忆，有时候他到任继愈老师家里去，注意到墙上有一幅画。这幅画并不是什么艺术欣赏品，而是鲜艳夺目的“一定要把淮河治理好”的政治宣传画，反映了新中国的领导对战胜水患等自然灾害的信心与决心。因为程静宇小时候曾经有过在南方老家爬到房子阁楼顶上躲避洪水的惊恐经历，所以十分关注这幅画。任继愈开始以为他喜欢这幅画，说要送给他，当听了程静宇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后，对程静宇说：“新中国有信心和决心，一定会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灾害努力克服的。”任先生忧怀天下之心，可见一斑。
很多学生都发现，任老师的许多文稿都是写在一种至今也叫不出名、非常粗糙的草纸上，或者是废旧信封的背面，有些纸甚至呈不规则形状。任老师和同事、朋友间的书信往来使用的都是旧信封，有些信封要翻新，他常常自己动手，直到上世纪90年代，由于实行邮政编码，这一情况才有所改变。
尽管对自己极为苛俭，然而任先生资助学生却不计付出。李申回忆说，任先生从回到北大起就经常资助困难同学，“他究竟资助过多少学生，自己恐怕都难以说得清楚。”著名学者李泽厚至今还念念不忘恩师资助他的那份情谊。
李泽厚在就读时不幸患了肺结核，任继愈经常给他一些钱，让他去补充些营养。李泽厚对此很是感激，定居美国之后，每次回来，他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一定要去看看任继愈先生。
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曾经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的老师就是任继愈，在他眼里，任先生文质彬彬，很有君子之风。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是任继愈60年代的学生，他说：“任公在学术上一直是勇于创新的，比如1982年我们在美国开会的时候，他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观点，当时受到了很大的非议，但他一直坚持这种看法。”
现北大哲学系教授王博回忆说，“大家都有个重要印象：任先生为人十分谦和、低调。我觉得，任继愈的所有角色中，最重要的角色是一名学者，而且是有古风的学者。任继愈生命中有刚毅、柔韧的气质，说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做人有原则，很坚持。此外，任先生也是有现实关怀的学者，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理都包含了现实的关怀。在做学问方面‘择善而固执之’，体现了北大哲学系的开放精神。”
任继愈门下弟子众多，李泽厚、余敦康、张岂之等在上世纪80年代早已盛名在外。
除了工作和研究，任继愈先生坚持带研究生。“文革”之后，世界宗教研究所第一次招录研究生，任继愈主持招了17名学生，为的是让更多的青年有求学机会。
李申师从任先生读硕士、博士，再到后来跟随恩师做学问、搞研究，前后有30余年时间，相随如此之久，并能够进行多年合作的，这在近代师生关系中并不多见。李申在一次接受记者专访时，追忆自己心中的恩师：“一生中能够遇上这样的老师，是我的幸运。”
1978年，李申研究生复试时，端坐在他面前的考官并非想象中的老教授，而是几位年轻的师兄。一位老者坐在旁边。“回答问题时，我说孟子讲过，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旁边这位老者说，不对，那是董仲舒讲的。我当时一愣。老者赶忙说，不要急、不要急，接着往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