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所以长期以来面对西方一直处于“挨骂”的境地，主要是因为西方掌握了全世界最强大的话语权。这个话语权的构建，包括西方中心论中所有的学术、理论、概念、范畴以及解释权，同时包括教育、媒体、娱乐等所有传播领域。西方规定了内容，掌控了传播媒介，形成了对他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绝对优势。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被西方痛打之后，几乎都放弃了自身的话语权，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和规则，以为那样就能使自己变得与西方一样繁荣富强。事实上，非西方国家很快就会发现，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国家经常采用双重标准。换句话说，你像西方一样行事，你没有权力骂西方，西方也不会骂自己，只有你被西方骂的份儿。由于全世界的话语解释权、传播权主要集中在西方手中，面对“挨骂”的双重标准，任何一个非西方国家都有口难辩。
中国在西方面前处于“挨骂”境地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没能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国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容易被西方或西方的崇拜者一笔抹杀。因为中国不同于西方而取得的成就，会严重损害西方的绝对权威，因此，抹杀中国的成就成为维护西方利益的重要手段。为此，中国在发展道路上任何一点失误和教训，都会被无限放大；一些在中国属于正常的做法，只是因为与西方不同，而被西方歪曲成严重的错误；甚至中国的一些做法与西方一样，或者中国按西方的标准做得比西方更好，也让西方不高兴、不满意，成为攻击和抹杀中国的唾沫。“三人成虎”“众口铄金”，当西方不敢轻易“打”中国的时候，“骂”中国已经成为它们及其追随者对付中国的重要手段之一。
我们应该区别“骂”与“批评”的不同。批评是面对真正的问题，指出缺点，希望尽快改进。总的来说，批评是出于善意，因此被批评者才能虚心接受。而“骂”的目的不是改正，只是为了证明被骂者是个坏蛋、就该快点死，甚至用“骂”来号召大家打倒被骂者。这已成为当今中国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每一个社会都会出现各种矛盾，解决社会矛盾的合理方式首先应该是讲道理。然而，由于当今中国在国内外都经常处于“挨骂”的地位，讲道理几乎变得不可能，“挨骂”使得中国永远是一个“没道理”的角色，舆论传播渠道的丧失，使得中国即便有道理也无法真正摆事实、讲道理。
“话语权”被他人完全掌控还带来其他问题。当用话语权讲道理的可能性丧失，有些社会矛盾还可以用“财富权”来消除。但是，随着国有经济成分的减弱，私有经济和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政府即便有钱，用财富权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也被削弱。于是，当今中国面对社会矛盾常常只剩下最后唯一的手段强力维稳手段。反过头来，当面对一个社会矛盾不能用讲道理的方式解决，只能用强力维稳的暴力手段，这又会成为“挨骂”的理由。强力维稳应该是面对社会矛盾最后采取的手段，当今中国却不得不把它变成经常使用的第一手段。其关键原因就是话语权的丧失，讲道理的可能性丧失或大为削弱。于是我们看到，“挨骂”的处境在国内已经造成中国政府时时处处的严重被动局面。这一局面如不尽快改变，将大大影响中国的形象，影响“中国梦”的顺利实现。中共十八大以后新一届领导高度重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我认为就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本质。
由于西方几百年来已经构建了它们完整的理论体系，并深入地传播到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角落，连很多中国人都已经被洗脑，不加辨别地接受了西方的各种理论和观念，因此，中国长期“挨骂”的问题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近年来，中国比较注重介入西方世界内部掌握它们的传播渠道，例如在美国开设电视台，卫星节目覆盖欧美地区并落地，新闻资源交流，在纽约时代广场播出广告等。这些做法成效并不明显，关键在于我们进入西方的媒体使用的依然是西方的观念和标准，而那套建立在西方中心论基础上的观念和标准，早已经将中国清晰地定位了。西方把对中国的种种指责当成政治手段或西方中心论观念不厌其烦地验证，我们即便在西方媒体上有说话的窗口，面对西方的批评，无非也只能央求说：“耐心点、等一等，现在有难度，以后会改正，中国以后会像你们一样的。”这种做法就好比某人“挨骂”的时候向对方解释说：“你骂得对，我以后改。”其实已认可和接受了“挨骂”的地位。
要彻底解决“挨骂”问题，短期内，中国应该具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和气魄，坚信自己符合中国实际的做法是正确的，要有抗骂能力和素质，同时要有借助西方理论和话语体系与西方辩论的技巧。因为，西方在话语权上动辄“痛骂”别人的双重标准，实际上也非常明显，只不过由于全世界的舆论传播权主要被西方掌握，对西方的批评常常被淹没。掌握世界范围内舆论的传播权，是解决中国“挨骂”的手段之一。在当今以互联网为主要传播渠道的舆论态势中，这一点尤其重要，同时要适应传播技术手段的改变，适应网络世界舆论传播的新特点。
彻底解决“挨骂”问题，是一个中长期的目标。它将取决于两个根本性的问题。首先是理论创新。虽然中共十八大强调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但是，仅有自信还不够，还应该在这些自信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鼓励理论创新，形成真正能够解释中国、解释世界的新理论、新观点。毛泽东当年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便是一个范例。由于具体事务的变化，尤其是中国自身的迅速变化，当年曾经非常有效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如今解释力已经不如从前，因此，我们还需要不断有新的理论创新。
其次，理论创新能否被世界接受，能否成为国内外跳出西方中心论的新的话语体系，更重要地还取决于中国的发展。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是非常正确的。只有中国进一步发展了，尤其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真正实现了，我们结合这一现实的理论创新才能有最强大的说服力。换句话说，中国只有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果证明自己的成功，证明西方中心论的失败，才能真正彻底地解决“挨骂”问题。回顾历史我们看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彻底解决了“挨打”问题，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基本解决了“挨饿”问题，那么，解决“挨骂”问题的重任，就落在这一代领导人身上。实现“中国梦”无疑将为解决“挨骂”问题提供强大的现实支撑。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知识分子？
“挨骂”是一个通俗而形象的说法，它更多被称为批评、舆论监督或者混同于批评。这一行为的主体是广大知识分子。影响和改造西方知识分子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有较大的难度，但是，培养中国自身的、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要求的知识分子群体，是我们应该尽快着手的一项工作。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工作非常重视，也颇有成效。但是，当今天的中国已经比较强大、比较富裕，正大有希望的时候，有些中国知识分子一定程度上却呈现出离心离德的倾向。
当今中国喧嚣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现象之一便是，一些知识分子竭力否定毛泽东，甚至不惜污蔑与丑化。这些人一是别有用心，二是无知地丧失理智。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贡献有目共睹，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共同创建了新中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这一历史事件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是不可抹杀的。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至今依然受惠于此。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这一现象不能再延续下去。
毛泽东去世已经三十多年，对于他的评价，三十多年来众说纷纭。认识和解读中国近代史，不可能绕过毛泽东。对于毛泽东的评价，有不同的观点意见也很正常，不同的人总是会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解读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得出符合自己意愿的结论。要想统一对毛泽东的评价，短时期内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今中国否定毛泽东的思潮主要出现在某些知识分子那里，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大都与他们本人或家庭的经历有关。这一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话题，即毛泽东或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长期没能摆脱“挨骂”的处境，一方面是国际舆论斗争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内某些知识分子的普遍倾向造成的。
毛泽东虽然没有北大这样国内高等院校的学历，虽然他也没有像同时代的很多精英那样到海外留学，但不可否认，毛泽东的确是一个知识分子。毛泽东身上有着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毛泽东从少年、青年时代接受的教育有关，也与他一生中坚持学习有关。毛泽东23岁至26岁时，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在那里旁听和读书。岳麓书院诞生过曾国藩、左宗棠等一批湘军首领，力挽狂澜地改变了晚清的历史。毛泽东的岳父杨昌济曾经是岳麓书院的教师。始建于宋朝的岳麓书院对毛泽东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曾国藩为湘军创作的“爱民歌”很像；延安时期，毛泽东为抗大的题字“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与岳麓书院有密切关系；“实事求是”是毛泽东为中央党校所题的校训，这四个字源自汉朝，很早就悬挂于岳麓书院。因此，毛泽东身上有着儒家知识分子的传统特征，但毛泽东不是被狭隘理解的儒家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