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样是受“五四”影响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他欣赏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重视体育和强健体魄，也阅读过很多西方著作，晚年还坚持学英语。这个现象实际上反驳了关于“儒家知识分子一贯保守”的观点。晚清洋务运动的重要领导者，除了曾国藩、左宗棠等曾就读于岳麓书院的儒家知识分子外，李鸿章、张之洞、严复、郭嵩焘，包括更早的林则徐、魏源等人都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开放的胸怀。辜鸿铭早年完全受西方教育，成为张之洞的幕僚后，在加入到洋务运动的同时，并不影响他最终折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并不是封闭保守的。作为知识分子，毛泽东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总结，这使得毛泽东将东西方理论与中国现实结合得非常紧密，而非只是从书本出发的书呆子。有人说青年毛泽东因为曾在北大遭受冷遇因而对知识分子有偏见或仇视，这种说法属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点，但事实上，毛泽东始终重视“笔杆子”的作用。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笔杆子”，毛泽东的一支笔驰骋天下，所向无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也是优秀的“笔杆子”。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实质上是说光靠笔杆子不能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面对“三座大山”的压迫，除了笔杆子，同样需要枪杆子。这一认识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早期相比发生了新的变化和重新定位。它首先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只会坐而论道的知识分子；其次，它也反对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只会固守理论的知识分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求知识分子理论联系实际，从现实出发，灵活地运用各种理论。正是这样的态度才使得红军长征之后摆脱了危险。如果把根据地民众支持共产党看成是有效使用“钱袋子”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来成功的历史，就是枪杆子、钱袋子、笔杆子共同有效使用的结果。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从来都高度重视笔杆子，在其奋斗的道路上，笔杆子力量的运用也达到了出神入化的水平。如今中国经常处于“挨骂”的境地，一定程度上是我们忽视了笔杆子作用的结果。
延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知识分子。红军长征刚结束便在延安成立了“抗日军政大学”，即现在国防大学的前身。创办抗大的目的一方面是提高红军指战员的文化素质，另一方面是吸纳全国的知识分子，包括教师和学生。抗大当时的招生广告不光贴到了从延安到西安沿途的每一根电线杆上，还分发到蒋统区和敌占区。各地党组织都为前往延安的知识分子提供便利，在延安的大小知识分子政治、经济待遇也很高。为了抗日，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投奔延安，还有像冼星海这样著名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抗大校歌中“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样的歌词淡化了意识形态，将民族利益放到首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对于知识分子的一场无形争夺战。国民党面对大批知识青年投奔延安的局势，不得不下令各地阻拦。而延安抗大很快达到饱和，无法承接更多的知识青年，便开始在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开办分校。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发生军事冲突时，抗大的学生成为主要保护对象之一。延安时期来去自由、开门吸纳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储备干部。延安时期培养知识分子有着明显的时代特征。中国共产党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是打持久战和人民战争，因此，那时候培养人才一是为了武装斗争，二是为了发动群众，统一战线是它的另一个支柱。应该说，延安时期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后来不仅取得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也大大争取了民心，获得广泛的民意支持。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能够获得广泛的民心以及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结合中国现实、灵活运用东西方文化成果的必然。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与知识分子的融洽关系并不是一种表面姿态，而是真诚的。然而，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抗美援朝的结束，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开始下降，建设国家、管理国家，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开始遇到一个深刻的问题。这个深刻问题的本质在于：中国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和定位与西方文化很不相同，现代化建设对知识分子能力的要求又与传统知识分子的素质标准相距甚远。
中国传统明确要求知识分子直接介入国家的管理，要求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承担起“天下”的责任。但是，西方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更多的是在政府之外批评、监督政府。中国传统也有诤谏的传统，表面上类似批评、监督，但其实不同。诤谏在政府内部，目的是纠正、改正错误，对后果有明确的责任关系。而西方知识分子只在政府外部批评、监督，由于不负有直接责任，难免信口开河，容易一逞口舌之快。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政治要求政府就是独立、公正的，而西方的政府往往是利益集团组成的政府，独立、公正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西方政治以及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严重影响了“五四”以后大批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多人在缺乏与中国现实结合的状况下，生搬西方理论，理论脱离实际，对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轻率地做出批评，而无法像毛泽东希望的那样，从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
面对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和管理，毛泽东面临一个不理想的局面：依靠打天下的军事精英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文化水平显示出不足和有所欠缺；依靠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来管理国家，他们的政治理念又往往脱离中国现实，容易纸上谈兵，只喜欢对具体干事的人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由于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具体干事的人的确有很多来自打天下时期的军事人才，贯彻执行有余，专业知识不足，知识分子更有了批评的理由。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在西化思潮的严重影响下，为了批评而批评，并且常常是照搬西方的教条从事批评。如果说当初照搬西方教条的王明路线在军事斗争中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那么，新中国成立后，在经济建设、国家管理领域依然照搬西方教条，会不会成为新的王明路线，造成新的失败？打天下的“大老粗”能力不足，被寄予希望“坐天下”的知识分子同样是跛足、头重脚轻，毛泽东不得不在这两者之间尝试着寻找平衡和突破。例如，让“大老粗”们学文化，让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都是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合适的结合点。
将一个农业中国尽快建设成为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重大历史变革期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理念和素质技能？对于决策层和知识分子自身来说，都是一个新问题。客观上说，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对此做好充分的准备。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依然有人延续它的培养方式。这些旧知识分子在能力上显然不完全符合新时期的要求。科举制废除后按照西方模式培养的新知识分子，在精神价值和具体能力上也显得与中国现实相脱节。要么完全沉浸在传统之中，食古不化；要么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食洋不化，在中国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出现严重的倾斜和偏废，从而不能使他们的书本知识有效地符合中国现实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后，大多数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形成的全盘西化思潮下成长起来的，与新中国对知识分子的期望并不完全符合。政府在面对和平时期的新任务时，也显得经验不足，产生了一些偏差。如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个重要问题。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毛泽东才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要理论联系实际，要避免本本主义。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应该承认，毛泽东当年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并没有错，毛泽东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却没有找到造就合格知识分子的有效办法，在具体手段上有点操之过急。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值得肯定的。
要真正造就一大批符合中国现实需要的现代知识分子，关键在于教育，而教育并不是短时期就能收获成果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追求现代化这一大背景下，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理念、制度、内容？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否依然有合理之处？西方教育是否可以照搬？在前无古人的条件下，只能是不断地尝试。毛泽东年轻时比较过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与西方学校教育的优劣，晚年也对中国的现代化教育提出过批评。对于毛泽东来说，传统教育有它的优缺点，西方教育同样也有利弊。毛泽东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观念没有错，具体手段上并不完善，并且操之过急，这也情有可原，因为国际大环境对中国提出的要求非常紧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确是中国的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知识分子受了很多委屈，便不愿理性客观地看待毛泽东真正的出发点，只从个人出发，针对毛泽东具体做法上的失误全盘否定毛泽东，在我看来这属于一叶障目。但是，这一现象因各种原因而普遍化，造成中国长期“挨骂”的局面一直持续，甚至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客观地说，毛泽东当年面对的在新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的关系问题，到今天依然没能真正解决。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继续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和方式。从理念上说，应该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开放与坚持共存，两者缺一不可，任何偏废都不可取。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立足点必须是中国现实，从现实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依然是对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基本要求。罔顾现实，照搬书本和理论，往往会遭遇现实的反抗。只有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获得更强大的推动力，才会真正建立在基于中国现实的牢固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