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央领导已多次对媒体和舆论发表观点和意见，并已采取一些措施，说明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但是，应急措施不能取代长期建设，媒体与舆论作为树立和巩固“理论自信”的重要一环，如何制度化、规范化地运行，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央领导指出要加强法制化管理，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更重要的是，要从媒体的形态、生存方式等方面形成新的制度机制。我认为，西方社会迄今为止所产生的媒体生存形态本质上都不能解决舆论的客观公正问题。西方社会的媒体形态大致有三种：一是被资本随意操控，话语权成为资本的玩物；二是源自西方宗教的书报检查制度，使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权威手中；三是以禁播广告的公共电视台为代表的公共媒体。前两种方式都不是真正合理的方式，第三种方式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媒体如何实现客观公正、如何才能真正体现民意，中国还需要根据自身实践，探索新的媒体理论和制度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该意识到，舆论领域不断侵蚀中国“理论自信”的现象，还有更深层的原因，还有更艰巨的工作。
二、争论还是不争论？
话语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教育。很多中国人都熟悉法国小说家都德，原因是他那篇短文《最后一课》长期入选中国的中学教材。这个短篇小说讲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当一个国家被另一个国家占领，教育的改变成为主权改变的鲜明标志，其中，语言只是教育的一个环节。都德小说中因教育改变而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难忘。西方国家在殖民时期几乎都用这种方式剥夺别国的话语主权，最典型的是美国在菲律宾的作为。菲律宾原先是西班牙殖民地，西班牙语是曾经的官方语言。1898年，美国打败西班牙，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美国迅速清除了西班牙语，很快将菲律宾改为英语国家。“二战”期间，日本侵略者所到之处，都推行日语教育以强化其殖民统治。语言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但由此也可看出，教育作为话语权的体现，是国家主权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前一节说到当今中国部分媒体成为他人推行话语权的强大工具。为了维护中国的话语主权，有人曾经说“不换观念就换人”。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换来换去都是那种观念的人呢？另一种观念的人非常少，即便有，水平也不怎么样，那又该怎么办？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教育问题。媒体传播具有及时性，整改或撤换某些人也许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但总是像临时抱佛脚。当教育培养出来的都是缺乏“理论自信”的年轻人，都是盲目崇拜西方的下一代，对于媒体的整改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当今中国的教育，从学前教育开始，就充斥了理论不自信的崇洋媚外，大学尤其严重。
当今中国的学前教育、幼儿园教育充斥西方教育手段和内容，而且，不管真假，越是打着西方旗号的教育越是昂贵，越体现身份，越体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惨烈。小学、中学的课本里则有意无意地塞入西方中心论的各种结论和暗示。关于中国自身理论体系的内容虽然有，但老师也不认真讲，因为老师对此没有自信。所谓政治课、德育课，从中学到大学，大都成为应付考试的科目。一些大学教师甚至在课堂上公开诋毁、抹黑中国，宣扬膜拜西方的言论。有些大学教师在课堂上正儿八经照本宣科，不太说出格的言论，但告诉学生说，那些东西只是用来应付考试，信不信是另一回事。在课堂之外，这些大学教师的言论与课堂上是两回事，其表里不一也成为很多学生模仿的对象。在他们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所强调的“理论自信”只是一个笑话，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西方有些东西的确值得中国学习。但是，留学归国以后，是否被重用，主要看留学者在西方的学历，而对价值观立场几乎不加考察。还有一些提拔和重用以西方学历或曾在西方国家短期培训为必要前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由于很难得到西方学历，因而从事这方面教学的教师，或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大都得不到重用，被边缘化。
当然，也有一些人出国多年，或者留学或者工作，却显示出对西方社会弊端的强烈批判态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坚定自信。原因是他们通过认真、深入地了解西方社会，在理性比较和独立思考后，发自内心地得出自己的结论。但他们在国内的媒体上，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话语权，被媒体故意排斥甚至打击。相反，更多的年轻人根本没有出过国，没有亲身实地地了解过西方，仅凭课堂、教科书、报刊、流行读物、媒体上虚构的那个西方社会，便将一点细节放大为全局，便全盘肯定西方，全盘否定中国。
教育领域和媒体领域出现上述状况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市场化。我们不能一概反对市场化，但是，我们应该对媒体、教育过度市场化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防范。市场化以利益为主导方向，因此，为资本利益服务的言论观点倾向自然就容易得到资本的支持。对于媒体，收购、控股、广告、有偿新闻是常见的方式，对于教育，赞助、资助、课题费、科研费等也暗含玄机。在资本力量追逐利益、追求绝对控制的本能推动下，媒体和教育都失去客观公正，一唱一和地成为少数资本势力的代言。
本书第六章说过，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却长期没有解决“挨骂”的问题。其根本原因一是国外舆论在西方中心论主导下的长期偏见。对此，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慢慢地摆事实、讲道理，迎进来、走出去，增加交流、互动等，情况有望在未来得到缓和。二是国内教育和媒体近几十年来有所失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创新不足，研究不深，传播不力，致使国内人才培养离心离德现象严重，媒体上充斥“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的现象，打着新闻自由、舆论监督的旗号，干着颠覆“理论自信”的“贱党、贱国大业”。这两个原因造成的结果是中国“挨骂”。在国内甚至比国外更严重。国外有时还能表现出一定的客观公正，而国内则是不由分说，开骂就是正确，开骂就是生存，开骂就是本能。因此，要解决“挨骂”问题，先要从内部解决。
中共十八大以后，媒体和教育领域上述现象开始受到重视，一系列纠正措施开始出现，这值得肯定。思想理论界、媒体舆论界的“理论自信”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一环，它关系到我们具体工作中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也关系到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长期性人才培养。但在对上述现象的纠正过程中，手段和方式方法问题也值得注意。
用法律工具加以处罚是方式之一，但应慎重，避免扩大化。媒体涉嫌刑事犯罪的事例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屡见不鲜，在当今中国，如果媒体或媒体人涉嫌颠覆、造谣、煽动、人身攻击、敲诈勒索等刑事犯罪，应该交由司法解决。此外，有些问题不必采取司法手段，而可以采用党纪或行政手段，例如开除党籍、开除教师资格、解聘、停课、职称评定限制、取消课题研究或项目资助费用等。对于媒体和教师队伍里经常宣扬反党反政府言论的行为，可以通过立法加以解决。例如，明确媒体不得发布颠覆、丑化、污蔑党和政府的言论，不得发布违宪言论，不得煽动暴力和群体性事件，并明确处罚措施；在课堂上不得宣传反党反政府主张，不得宣扬丑化共产党及其领袖的言论，有违宪言论的人不得担任教职，有反党言论的人不得拥有党籍或在党内机构工作；等等。也就是说，将政治底线在国内媒体和教育领域法律化、党纪化。但在学术研究领域可以宽松，做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红线。
在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同时，应加强道德教育，形成专门负责道德教育的机构，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纳入道德教育的内容。对于某些特殊职业，例如公务员、教师、传媒、医疗、司法，应形成固定的道德教育、职业素质教育的方式，成为职业终身教育的一部分，并纳入对职业生涯的考核。对公务员的道德教育、职业素质教育应实现全员覆盖。对各级教师也应形成贯穿职业生涯始终的道德教育、职业素质教育及其考核、评审。对于传媒工作、医护工作、司法工作这些特殊工作，也应形成相应的道德教育、职业素质教育方式。
教育不仅仅是知识教育，道德教育也很重要。中国现在的教育系统过于注重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往往流于形式。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应大力加强，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系统可肩负这项内容，在统一架构下形成完整的道德教育体系，与现有知识教育体系既可以结合，也可以分离。通过理论构建和教育实施，牢固树立“理论自信”。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教育着手树立“理论自信”，对中国的未来将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其长远影响力将不可估量，百年大计将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