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八十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习近平说：“很多同志有做好工作的真诚愿望，也有干劲，但缺乏新形势下做好工作的本领，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由于不懂规律、不懂门道、缺乏知识、缺乏本领，还是习惯于用老思路老套路来应对，蛮干盲干，结果是虽然做了工作，有时做得还很辛苦，但不是不对路子，就是事与愿违，甚至搞出一些南辕北辙的事情来。这就叫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习近平还说：“本领不是天生的，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闭幕会，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爱国主义始终是把中华民族坚强团结在一起的精神力量，改革创新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与时俱进的精神力量。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团结一心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永远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一项伟大的事业必然有强大的文化支撑，从事伟大事业的人，也需要有扎实的文化基础。文化究竟是什么？答案各种各样。文化有什么用？难以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文化就没有文明。文化是我们的身份认定，文化是我们的内在精神，文化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最后理由。
一、“以文化之”与“以武化之”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统一从来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目标，政治上的统一实际上与文化统一密切相关。面对这个重大问题，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异同，能为今天提供很多借鉴。
“文化”既是名词也是动词。文化作为名词，是指一套价值观，一种同类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作为动词，意思是说“以文化之”，朝“文”的方向变化。中国古代有一个“太伯奔吴”的记载，虽然太伯兄弟远离家乡，扮作野蛮人，他们却给荆蛮之地带去了文化，成为今天富庶的太湖地区的文化源头。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文化之”的事例。汉语中“文化”的动作感，衬托了一个对立面，即“文”与“武”的关系，从“文化”的动词性说，它与“武”是对立的。但是，当“文化”作为名词，“武”也包括在其中。“文化”一词在汉语中的这一微妙，似乎预示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不同。
如今很多人赞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把它看成是思想自由的典型。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另一方面。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长期分裂动乱的时期，战争频繁、生灵涂炭并不是人们愿意接受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换一个角度看，就是一群优秀的思想家为结束分裂和动乱而不断地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在这里表现为，当思想文化不统一时，政治也不能统一。因此，待到秦国扫灭六国，政治统一与文化统一便共同出现。“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各种思想，经过大浪淘沙，经过现实检验，只有那些维护统一与和平的内容被历史接受。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人们的首选目标，那些容易破坏和平发展的思想就不会有太多的自由发展，例如西方近代出现的种族主义以及***主义。和平是人类共同价值的最大公约数，破坏和平即便有理由，也是次选。如果说人类有所谓“普世价值”，那么，和平就是人类“普世价值”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项。
东汉以后，中国又进入一个政治分裂时期，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破坏了秦汉以后出现的文化统一。汉唐之间，北方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的不少。他们进入中原后，基本上受两种文化的影响，一是中国的儒法传统，二是佛教文化。因此，当中国传统的儒法文化还未能与外来的佛教文化融合时，中国的政治也难以统一。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分裂局面，实际上就是文化分裂的结果和体现。之所以唐代以后中国的分裂局面只短暂地出现，主要都是大一统的王朝，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文化的融合导致政治统一的必然。
唐代以后，契丹、西夏、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轮番崛起，其中一些甚至掌握了全国政权，但最终都服膺于中国文化，人们将其归结于中国文化强大的同化能力。在这一系列同化的背后，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因：一是，不论哪个北方少数民族崛起，不论它的武力有多强大，中国传统文化的话语权从来没有失去过，对于文明与野蛮、先进与落后的判定，始终在中国本土文化的掌握中。也就是说，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在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中国传统文化都没有处于“挨骂”的境地。二是，不管中国的政权在谁手中，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评判它的唯一标准。清朝末期，李鸿章面对咄咄逼人的欧洲发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浩叹，他对这一现象的观察是极其敏锐的。因为，从未失去过话语权的中国，在欧洲人来到中国的时候，第一次面对话语权有可能彻底丧失的局面。这一局面比佛教来到中国以后的局面要严重得多。这一局面到今天依然在延续。
对于近代中国来说，西方文化始终与我们如影相随。当我们说文化时，有时候它是指专门知识，像是客观真理，对谁都有用；但有时候文化是一种价值判断，差异或冲突就显现了。“西方”这个概念在古代中国很早就出现，但那时的“西方”不是今天的“西方”，而是指印度。唐僧取经说的就是那时候大规模学习西方文化，佛教传入中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西方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也就是说，中国早就面对过外来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问题。佛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敦煌莫高窟是中国古代艺术的典型之一，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佛教艺术。从最早开凿洞窟到停止兴建，前后长达一千年。有些时期，中国局部地区信佛拜佛以及出家的人口众多，不少皇帝和社会上流人士都是佛教徒。如今，中国的文化乃至于语言、文字都留下佛教深刻的烙印。
今天已经没有人认为佛教是外来的“西方文化”，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以至于在佛教的诞生地它早已式微，中国成为佛教的主要中心，并诞生了很多新的教派、教理，以发源地和祖庭的方式影响周边国家。历史上，佛教作为外来西方文化，来到中国后，成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对中国古代传统的话语权造成了威胁。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吸收了佛教文化的精华，将其融入中国自身文化，形成“儒道释”共存的局面，但依然以中国文化为主流，佛教也实现了中国本土化的改造，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成为统一的力量之一。唐宋以后，当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不再动摇，政治统一就成为大势所趋。不论城头如何变换大王旗，在文化统一的前提下，政治统一都成为必然。
中国历史上对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的改造和本土化过程，对于今天依然是有价值的。首先，它说明中国传统并不是保守封闭的，而是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这一对外开放特征中国古代比西方更加鲜明。而且，对外开放体现于精神和物质等多个方面。从日常食物到服饰，从娱乐方式到精神理念，中国传统文化都很愿意接受外来文化中有价值的部分。其次，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也说明没有一种外来文化是可以完全照搬的。春秋时期的晏子曾经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对于一种植物，当地的水土是必须适应的条件；对于一种外来文化，当地的社会现实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外来文化需要改变，需要适应本土现实，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代西方文化占据世界主流已经有较长的时间，对于中国来说，现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合理价值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国历史上得到借鉴。唐代韩愈等人提出“道统”、发起的古文运动，就是中国本土文化与佛教这一外来文化相互抗衡和融合的一个表现，这个阶段到宋朝基本完成。从此以后，佛教基本上再也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麻烦，而是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佛教本土化过程中，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功绩主要体现于保守中国本土话语权的地位，在本土话语权占主导的前提下，根据本土现实而接受或改造外来文化，而非一切按照外来文化的原则彻底改变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韩愈等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要比某些皇帝更重要，因为他们确立了中国传统文化话语权的主导地位，确立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基本原则。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强大的同化能力，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化自身有必然的合理性。正是由于中国文化内在的强大合理性，古代中国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发生关系时不强调武力，而强调自觉自愿。中国历史上非武力、完全自愿地多次同化其他民族，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这一现象的背后，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是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普世价值”并非不存在，但真正的“普世价值”并不是西方自以为是的那套价值观，而是中国文化的价值。真正的文明不管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以讲道理为第一手段，武力是在讲道理的可能性彻底丧失，并带来严重后果时不得不使用的最后手段。把武力放在首位的文明，一定不是先进文明，一定是相对落后的文明。
佛教进入中国没有伴随武力，而是一种“文化”在动词意义上的正常传播，因此，它的利弊在较长的时间以后才能看清，融合也是相当缓慢的过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伴随着强大的武力，却没有自身的文化，因而在中原传统文化面前很快成为新的皈依者，文化上的趋同导致冲突烈度降低。近代西方向全世界扩张，既伴随强大的武力征服，也伴随强大的文化扩张。当年西班牙征服美洲印第安人时，军队带着传教士，刀剑与十字架共同发生作用。当它们面对中国，虽然最初不敢使用对待印第安人的方式，但是，一旦时机成熟，坚船利炮便与传教士一同进入中国。
西方进入中国与历史上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既有相同也有不同。相同的是它们都以武力入侵，不同的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确文化落后，入侵之后便接受了中国文化，被融合了。西方进入中国却带着它们的“文化”，但在西方进入中国早期，西方的武力优势和文化优势都不明显，直到它们的武力优势大大超过中国，西方中心论编织的“文化”也自成一体，感觉足以同中国抗衡时，它们便大动干戈了。因此，西方文化的真正核心依然是武力。即便它们有一套名词意义上的文化，但它们推广这套文化的方式，不是动词意义上的“以文化之”，而是“以武化之”。所以，西方走出中世纪形成它们的现代文化以后，它们内部仍然长期厮打得不可开交，何况对外？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内部达成共识，彼此不打仗，但还是出现了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大阵营。以原子弹为主的军备竞赛，使得世界多次处于毁灭的边缘。苏联解体后，西方世界内部战争的阴云依然没有消失，但减弱了很多。
西方对外推广它们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它们要么是直接动手打，要么是“以武化之”，用武力来推广文化。美国在世界各地推广“普世价值”文化依然伴随着战争。美国以前经常采用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是指武力和经济好处这两种手段。虽然使用“胡萝卜”比使用“大棒”稍显文明一些，然而，没有“大棒”，美国的“胡萝卜”也难以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