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对西方的一切都简单化地予以否定，套用中共十八大对“老路与邪路”的概念，盲目排斥西方就是老路，盲目膜拜西方就是邪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做到的是孔子所言的：“三人行必有吾师”。西方有好的，就值得学习借鉴，西方有差的，就应该批评抛弃。而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只有互相尊重的“君子之交”，才能真正地取长补短。因此，中共十八大提出要树立文化自信是一个正确的方向。文化自信就要抛弃那些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陈词滥调，根除生长逆向种族主义、崇洋媚外的土壤，让中国人在西方人面前不再自轻自贱、自卑自惭。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不管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都充分证明，中国人从来不比任何人差，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并不言过其实。身为中国人，我感到幸运和骄傲。
四、文化自信给予我们力量
2010年8月，《红旗文稿》连着三期刊发署名“云杉”的文章《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这篇文章也因此被称为“文化三自”。《文化三自》一文对于文化在历史进步中的意义有较为准确的认识。文章提到：“过去，我们对文化作用的认识，也往往局限于把文化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支撑来强调。现在看来，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作为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对文化意义的正确认识下，在面对“从哪里来”的时候，作者指出，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至今依然是我们最为重要的文化来源之一。此外，无数先辈在反抗帝国主义压迫的艰难岁月里形成的红色文化也是我们今天国家主权独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根源。
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在城市景观中，有人在树上缠绕很多小灯泡，挂上很多装饰，这的确算一种文化。但是，那棵树所生长的土地以及土地中的养分，是更加重要的文化。我们不能因为泥土、水分太普通而忽视它的文化价值，没有这些司空见惯的文化基础，那些装饰和灯泡只能挂在一棵假树上，那是没有生命的文化。文化既是土壤，也是果实，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
在这样一种观念下，作者在面对“到哪里去”的问题时，也就有了更加清晰的判断。别人的果实更适合别人的环境，简单移植未必能有同样的收获。作者在文章中指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正统地位的是儒家文化”，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始终占据主导”，这就是文化土壤的不同。就现实来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土壤里，更适合生长“和谐社会”的果实。而在西方社会，以美国来说，作者指出：“美国就始终把反映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文化作为根本内容，以此来打造‘美国梦’、强化‘美国精神’。”即便我们不去批评美国垄断资本所造就的文化，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怀疑，在美国看起来似乎不错的垄断资本文化，不加鉴别地照搬到中国，能否结出同样的果实？或者只能如晏子所言“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结出一堆歪瓜裂枣。
基于上述对文化的认识，有人提出应该改变我们的文化，将我们的文化土壤变得同他人一样，以便结出同他人一样的果实，这种观念也要不得。作者指出，当今某些人为了尽快达成这一洗心革面的目标，便大力否定中国传统。作者认为，“那种数典忘祖、蔑视传统、一味丑化民族文化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对此，我表示高度的赞赏。
悠久历史文化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有它的自然原因，就好比森林、草原、沙漠、海岛，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彻底改变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既然在漫长的历史中曾经结出过人类最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不是瀚海沙漠，不是文化生命的恶劣环境，而是特别适合诞生优秀成果的文化沃土。对于现实来说，当我们不能把自己搬离这片大地，栽种到其他土地，我们的选择就只能是珍惜自己生长的土地，爱惜自己的家园。然后，通过我们的努力，根据现实条件，将自己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所以作者指出，我们需要“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爱自己生长的土地，我们怎么可能用心将它建设好？
尊重自己的传统，并不等于排外。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历史上就是具有极大包容力的。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开放包容不是盲目崇外，学习借鉴也不是照抄照搬”。《文化三自》一文的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正确地描述了一种辩证关系。我认为，当今中国在文化领域首先应该破除“美国中心观”，即一切以美国为标准；其次要破除“西方中心论”，即只有西方文化才代表先进和文明。由此，作者明确提出，我们需要“文化自信”。我认为，只有建立在充分的文化自信基础上，我们才能正确地对待自身传统，也才能客观地看待其他文化，才能将坚持优秀传统与开放包容结合起来，造就我们新的、有生命力的文化。“文化自信”不等于“文化自大”，没有“文化自信”就没有正确的开放和包容。没有“文化自信”的开放和包容，几乎等于“文化自杀”。只有建立充分的“文化自信”，我们才能在建设新家园的过程中，培养我们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管是“文化自觉”“文化自信”还是“文化自强”，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的作用。作者在文章中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创造性，引导他们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贡献聪明才智，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对于这一观点我要做一个补充。这一观念来源于过去的一种政治主张，即政权以工农兵为主体，因此，知识分子成为一个不同于工农兵的特殊群体，所以才需要“团结”。它更深的源头来自西方历史。在西方历史中，知识长期是被垄断的，所以才会造成知识分子群体与民众之间的分化。而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纸张、印刷、学校教育等基础条件的发达，中国很早就不存在知识垄断的现象。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本来就广泛地来自工农兵大众，同时，又能回到民众之间。所以，对于当今中国现实来说，我们更需要的应该不是“团结”作为特殊群体的知识分子，而是社会管理者本身的知识分子化。我们国家对于干部素质所提出的“知识化”的要求，实际上就是这一体现。
这一问题涉及对“知识分子”定义的理解。以知识为生的人，并非都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真正含义是指那些在本知识专业外，同时深切关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益事务的人，而且，这种关怀必须是超越个人及小集团利益之上的。“团结”一说容易模糊“以知识为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念在今天依然对社会管理者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要求社会管理者本身成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为了实现“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团结”外部的知识分子的确需要，但同时还需要大量培养自身的知识分子。
“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意识到文化的巨大作用。文化的作用不仅仅是业余时间唱歌听戏的消遣，也不只是抽空读书看报充实自己，文化的作用体现在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它的影响既是潜移默化的，也是持久深刻的。“文化自信”就是要意识到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我们无须妄自菲薄，而应该坚信基于我们自身的文化土壤，辅以外来文化的合理成分，我们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而无需削足适履地照搬别人的文化。“文化自强”就是要让我们的文化得以在广泛的领域中生根发芽，结出丰硕的果实。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自强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编史修书。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大朝代都要做这项大型文化工程，这一文化工程的本质就是在理论界、思想界树立话语权威。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以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其实就是为了反对教会专制而模仿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通过编史修书而建立一种新的权威话语体系。英国曾经统治世界，为了使其统治获得话语权的支持，英国在富裕之后，也开始编史修书。如今，关于世界各国历史，不管对于专家还是学生，最重要的教材或参考读本，都少不了“剑桥历史系列”以及大英百科全书等。本来，这一文化自强的手段是中国的传统，而且是中国人最擅长的，但是，随着我们文化自信的降低，编史修书这项文化工程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开展得并不理想。就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代表中国当代立场的权威性系统史书，包括编年史、专门史成果寥寥，即使有一些，也是在西方概念的框架下强行曲解，削中国现实的足，适西方概念的履。世界各国国别史的编纂基本上都得依靠西方的研究成果。中国人没有形成自己阐释世界、解释世界的理论系统和权威。
在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狭隘理解下，当今中国常常把编史修书当成个人行为，以为个人行为就是自由，政府行为就是禁锢。这一观点是不正确的。虽然学者个人编史修书是学术繁荣的重要体现，但这并不等于政府不能主导大型的编史修书项目。宋朝的《资治通鉴》虽然作者署名司马光，但事实上，它就是政府扶持的文化项目。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来说，建立文化自信，树立中国的话语权，政府主导的编史修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中国需要用自己的眼光重新看待自身的历史，用中国的视角重新解释世界。“文化自强”既需要市场化，也需要政府主导。政府主导的“文化自强”不是扶持一些电影、电视剧就可以完成的。编史修书就是树碑立传，就是给历史一个答案，给未来一个交代，就是牢固树立文化自强的话语权地位。
“文化自强”还涉及一个现实，即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作为经济的增长点，近年来日益受到重视，其背后有一个原因：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比较发达，并且不断侵入中国的文化市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这不仅是文化市场的商业竞争，而且是文化价值观的推广。如果我们仅仅站在文化市场竞争的角度，就会把韩国的“江南Style”之类当成文化产业的发展方向。而事实上，“江南Style”之类在本质上与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以这种内容来建立我们的文化产业，即便产业再发达，宣扬的也是别人的文化。以前，西方文化以美国好莱坞为代表，通过电影、唱片、游戏等产业，向全世界推销它们的文化，在利用文化产业赚钱的同时，也将西方价值观推行到世界各地。“江南Style”之类之所以风靡欧美和亚洲，无非是同样的西方价值观由非西方人自己宣传而已，在得到西方首肯的前提下，非西方国家的民众更加疯狂地崇拜，这样的文化产业并不是真正的“文化自强”。
中国要通过发展文化产业而实现“文化自强”，关键在于要形成自身的核心价值观，从而通过文化产业加以传播。文化自强的根本在于我们自身的文化自信。中国社会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从很多方面描述，简单说，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崇拜金钱和名利。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和集体，强调自我道德约束。对这种不同，我们不能简单理解为非此即彼地做出一个选择，而是孰轻孰重、孰先孰后的问题。即便法制也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今西方一样都有强大的法制体系，不同在于，今天的西方强调法治在先，忽视道德作用，而中国传统强调道德在先，法制是道德失效后的最终惩罚手段。
“文化自强”除了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社会整体经济都有巨大的影响。经济的较高境界就是以文化赚钱。当今中国富裕了，中国人有钱了，出国旅游的越来越多。但是，很多中国人出国就是为了到西方购买奢侈品。这种行为的背后就是认为西方文化更高级，中国文化更落后，由此，一群群涌向西方的中国游客，都成为新生的“中国土豪”。虽然当年美国刚富裕的时候也被欧洲看成“暴发户”，但毕竟，美国这个新国家确实没什么文化，而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啊！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文化能够像我们历史上那样成为西方的膜拜对象，让西方人以喝中国黄酒为荣、为时尚、为高贵，那么，什么勃艮第葡萄酒之类就会成为二三流商品，中国商品就会像历史上西方人以拥有中国瓷器、中国丝绸为尊贵一样，使中国制造真正征服天下。而现在，由于文化上崇洋媚外，西方的话语权远远大于中国，中国被贴上造假的标签，使得中国制造频频遭遇挫折。文化既是自信，也是经济和生产力，实不谬也。
在一切以经济为主的西方潮流中，文化战争将是21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战争，将是最终决定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这一场以摆事实、讲道理为阵地的战争，这一场以文化自信为武器的战争，我们准备好了吗？我们有足够的文化战士与思想弹药吗？在一个个西方的电影节、新闻奖、文化奖面前，在充斥西方中心论观念的历史书、教科书、文艺书、儿童读物、娱乐节目、商业广告面前，我们能否勇敢地冲击一个个几百年来西方人构建的文化堡垒，堵住他们射出的舆论子弹，拆除他们制造的观念炸弹，推倒他们树立的永远正确的文化纪念碑？我们能否破除西方中心论，实现属于中国、属于全人类的思想和文化自由？中国的确需要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