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新当选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在闭幕会的讲话中，九次提到“中国梦”，这是他在公开场合首次高密度地阐述“中国梦”。在此之前，习近平多次阐述“中国梦”主要是针对党内，要求全党从目标上明确“中国梦”的历史重任，从思想上认识“中国梦”的深刻内涵，从能力上具备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技能和素质。这一次，习近平以国家主席的身份阐述“中国梦”则是向全体人民表达“中国梦”对于每个普通人的具体意义：“中国梦”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习近平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用13亿多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战胜的磅礴力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这是“中国梦”最为重要的核心。“中国梦”虽然是民族复兴的国家之梦，但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个人之梦。实现“中国梦”离不开每一个中国人的努力，同样，实现“中国梦”也应该让每一个中国人受益。由此，“中国梦”才会有最坚实的基础，才会有无穷无尽的动力。一个国家的整体目标如何让每个人受益，西方有各种理论，但“中国梦”需要的是实质。
一、民主的本质是“共同富裕”
“中国梦”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梦，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共同努力，当然也要让每个中国人都能受益。这个道理不难理解，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中国民众是否认可“中国梦”，是否把实现“中国梦”当成与己相关的大事，除了思想观念的认识外，现实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邓小平曾经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他同时还提出，先富的人要带动后富的人，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地指出，如果形成贫富两极分化，就意味着改革失败。但是，在几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有些人只是努力兑现邓小平的前一句话，把后一句话当作耳旁风，只当没听见。当今中国的贫富差距现象比较严重，实现“中国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缩小贫富差距。只有缩小了贫富差距，让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享受“共同富裕”的“改革红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会有更强大的动力、更坚实的现实支撑。
“共同富裕”是一个平等的概念，市场竞争是一个自由的概念。一个合理的社会，两者都不可缺，都不可偏废。只强调之一，都会出问题。过于强调平等，违背“多劳多得”“奖勤罚懒”的原则，会造成活力丧失、效率不高的结果；过于强调自由，人与人之间起点的不平等会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得结果的不平等更加扩大。中国历史上，对于平等和自由有着丰富的实践，其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今天和未来依然有借鉴意义。简单说，强调自由就会强调“看不见的手”，强调平等就会强调“看得见的手”。事实上，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这两只手，单靠任何一只手都不合理，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两只手都要用，而且两手都要硬，这就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含义，它们并不矛盾。自由竞争需要公平的规则，这些规则必须由“看得见的手”来制定，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看不见的手”可以自由发挥，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如果偏差太大，“看得见的手”还要进行调节。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说得有点粗鲁，却是真相。“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两千多年前司马迁说的这番话，今天依然在重演。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其洋洋巨著《史记》中《货殖列传》几近压轴，并非只是对富商大贾财富冒险的猎奇。它似乎是一个归纳：历史上纷纷扰扰的政权、人事、争斗、兴衰，背后最基本的内容不就是为了财富吗？“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每一个人都想富，都想过好日子，这不用教，这是人的天性。然而，求富谋富这事需要社会管理吗？太史公曰：“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也就是说，贫富差距相差十倍会产生尊卑，相差百倍会产生畏惧，相差千万倍就会形成奴役。这个道理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所有的政治都是经济，直接、间接而已。反过来，所有的经济也都是政治。中国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这些观点无非是在说，道德、文教、政治等，都与经济有关。经济，或者说与民众密切相关的财富，是所有政治的核心。世上没有离开政治的经济，也没有离开经济的政治。
“民主”是当今世界和中国社会讨论非常热烈的话题，各种针锋相对的言论此起彼伏。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民主只属于西方，因此，任何国家要想变得像西方一样富裕繁荣，实现现代化，就得接受采纳西方的民主制度。走向现代化的确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愿望和追求。但是，非西方社会是否一定只能靠彻底西方化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的答案曾经是确切无疑的，但是如今，它的答案已不再唯一。其中关键之一便是对民主的理解和实施。
从西方到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很多只在政治层面，包括选票、制衡、监督，等等。也有把民主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的，例如，中产阶级阶层与民主制度的关系。一般认为，强大的中产阶级队伍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这种观点实际上就是抓住了民主与经济的关系，西方民主制度一定程度上的确也试图贯彻这一理论。然而，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及其深层探讨并不被重视。在西方现实中，这一理论及其实践也经常遭遇质疑和挑战。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中产阶级阶层能否保障民主，引发了更多的讨论。中产阶级的壮大有利于民主建设，这个论断基本正确。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中共十八大强调的“共同富裕”。但在具体实践中，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使得这一理论未能真正贯彻。
一般来说，舆论环境中出现的“民主”，主要是指政治权利的民主，甚至直接体现为“一人一票”的民主。我认为，对“一人一票”所代表的政治权利民主的无限憧憬，以为它必然能带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太过理想主义，常常只是一个政治幻想。西方民主制度经常遭遇内部和外部的批评或质疑，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财富分配严重不均，财富高度集中的现实对于“一人一票”政治权利民主的理想造成了伤害。竞选成为“金选”“黑金政治”，正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经济严重不民主使得金钱力量可以影响“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也未必能带来壮大中产阶级的结果。虽然西方民主制度也有限制金钱对政治民主影响的规定，但效果有限。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民主制度没有清晰地体现民主的本质：政治民主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西方民主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把政治民主当成了目的，从而使得“经济民主”这一民主的本质被掩盖。
民主的真正目的就是“经济民主”，“共同富裕”是经济民主的另一种表述。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关联。当经济严重不民主，即贫富悬殊，政治民主常常只能是演戏。政治民主作为一种手段，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财富相对平等的经济民主。当经济民主能够得到保障，人们对于政治民主的要求就会降低。西方国家的选票政治有一个观察点是投票率。导致各个国家投票率高低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有些国家是强制投票，有些国家是自愿投票，两者的数据不容易比较。但西方国家投票率的历史变化多少能说明点问题。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裕的国家，虽然号称是民主制度最健全的国家，但美国20世纪历年的投票率一直比较低，综合水平在50%左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当选总统的选举，投票率超过了60%。分析认为，年轻人和妇女支持奥巴马的较多，实际上就意味着经济收入低的人群，在整体经济形势不佳的状况下，由于“经济民主”难以保证，弱势群体对政治民主的参与度更高。“占领华尔街”运动实际上就是面对贫富差距的“经济民主”的要求。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美国，同样出现在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这是因为整体经济形势不错，民众关心政治民主的兴趣不高。但最近几年，欧洲各国的投票率都像美国一样有较大幅度提高，有的号称创下三十年来新高。其原因就是经济不佳、经济民主被破坏导致政治民主热情提高。
简单说，政治民主是手段，经济民主是目的；目的达到了，手段就不重要；目的被扭曲，手段也难以有效。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由于难以避免财富的高度垄断，政治民主的浪漫理想，在财富垄断的冰冷现实面前屡屡碰壁。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公有制、财富绝对平等，是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而做出的另一个方向的制度设计。与单纯重视政治民主、忽视经济民主一样，在相反的方向上单纯重视经济民主而忽视政治民主，两者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
有一个英国故事值得玩味。英国以前的选票只属于有身份、有地位的少数人，后来有了普选制。实行普选制后，一位贵族理论上觉得“一人一票”很不错，投票那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前往投票站，结果，出门没走多远便回家了。有人问他为何不去投票了？他说：我看到我以前的马夫也去投票，我的一票难道与他的一票具有同样的价值？这样的投票没有意义。“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本质上就是使18岁以上所有人的政治权利都彻底平等，这是政治民主的理想主义。完全公有制下的财产绝对平等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经济权利的彻底平等，这是经济民主的理想主义。两者都不合理。西方社会提出壮大中产阶级有利于民主建设，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
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的讨论有几个不同的形象化比喻：一是金字塔形，二是哑铃形，三是橄榄形。首先，它们都不同于完全公有制条件下人人绝对平等的平板形。当然，中国曾经实行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也不是完全彻底的财富平等，至少工资还有差别，但差别不算太大。这里说的财富绝对平等是一种极端的理想状况。金字塔形社会就是说多数人是穷人，少数人是富人，这种经济不民主的情况很常见，但是，它对“一人一票”的政治权利平等提出了挑战。如果多数穷人投票反对少数富人，富人就很难受。因此，富人就会通过金钱的力量加大自己选票的权重，降低大多数穷人选票的价值，使得政治民主权利的人人平等流于形式，以继续保持经济不民主的状态。哑铃形社会并不常见，过去曾长期存在的西方殖民地社会大致属于这种状况，由于“腰”太细，这种社会很容易发生断裂，西方殖民地社会难以为继，这也是一个原因。所谓中产阶级社会指的是橄榄形或椭圆形社会。
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出发，人人经济平等才能导致人人政治平等，一人一票才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理想的民主状态，事实上不太可能。因此，中产阶级群体加大，社会结构变成“腰”很粗的橄榄形或水桶形，也就是说穷人是少数，富人也是少数，在一定程度上，穷人与富人“一人一票”的不等价可以忽略，更多的中产阶级财富相对平等，使得他们“一人一票”的价值增大。中产阶级由此成为社会中坚，使得社会能够稳定，经济民主相对能够体现，政治民主也才有意义。
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目的之一是消灭或减少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大量存在，既不符合普遍社会原则，也不符合人性，无产阶级存在的价值，只在于他们有强大的经济民主的意愿。换句话说，无产阶级的根本目的就是变成有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广泛形成，是无产阶级的最好出路。因此，无产阶级的“先进性”是临时的，不是绝对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是财富绝对平等，而是相对平等，并且能保证上中下社会结构合理的流动性，使得社会活力和相对公平达到一个平衡。这就是“共同富裕”的含义。从更深远的意义上说，中产阶级社会在平等与自由之间实现了“中庸”。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概念，在社会管理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是稳定和发展共存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