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贫富差距背后的金融黑手
小农经济社会里土地这一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相对平等地让农民拥有，士农工商的排序使得农民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在农业经济时代是非常合理的社会结构，但在工业经济时代，这一形式并不适合。关键在于，工业经济条件下，土地通过农产品创造财富的能力比不上工业。矿藏虽然也属于土地，但矿藏非常集中，不能像农田那样相对公平地分配，再加上工业生产的大机器等生产工具也高度集中，生产资料相对公平的中产阶级社会难以出现，只能被产品的相对公平分享取代，人因而在这一新的经济条件下失去了主动性，更多地成为被动地接受，而非自己创造。
中国古代政府在农业之外的经济领域的做法可以从“盐铁政策”看出端倪。由于山川湖海包括矿藏，很难像土地一样相对公平地分配给民众（即一次分配），因此，中国古代政府会将其中一些关键的财富资源，例如矿藏，掌握在自己手里，即形成国有经济，并由政府将其产生的收入做二次分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不关注生产资料意义上的财富一次分配问题，从而形成工业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私人高度垄断，政府只能有限地做一些二次分配。当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平民社会的逐步成熟，西方国家对于二次分配也日益重视，但还是没有像中国古代政府那样关注一次分配。中国传统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实际上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对政府服务民众的定位，二是管理能力。在中国政府数千年的历史经验面前，西方民主制度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
股票是一个有利有弊的金融工具。如果我们接受中国古代中产阶级社会的理念，即生产资料相对公平地分配，在工业经济环境中，股票其实也可以发挥类似的作用。例如煤矿企业、石油企业、钢铁企业等，可以通过股权的方式让广大民众相对公平地拥有，而且拥有股权者主要是企业内部人员，包括员工和管理者，企业之外的人拥有股权或股票受到必要的限制。但是，西方现代金融制度在方向上产生严重偏差，拥有资本的食利阶层往往更容易获得企业的股权，真正干活的人却很难像中国古代农民拥有土地一样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于是，干活的人很辛苦，只能赚点工资和福利，即便工资和福利很高，在金融制度下也随时可能丧失或贬值。少数有钱人不用干活却能轻松地获得一大块利润。西方的中产阶级社会因此只能构筑在一个不牢固的基础上。
当我们看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救助金融机构的力度远远大于救助普通人以“食品券”时，我们就能理解西方资本主义虽然号称民主，但它的制度安排是有利于少数金融资本的。也就是说，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不做“抑制兼并”的事情，即使表面上做一些“反垄断”的事情，也只是反表面上的市场垄断，而不会触及背后的金融垄断。
以小农经济为核心的古代中产阶级社会在产权上有多种形式，例如，唐朝是给适龄男子分配土地，年老体衰了，政府便收回或部分收回，再分给其他长大的年轻男子。宋朝以后基本上是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交易。因此，政府抑制兼并的难度提高。面对当今中国的改革，有人提出要实行土地私有化，这个问题必须十分慎重。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私有的小农经济可以保证农民的财产安全。如今，除了将土地转为工业化，小块农田创造财富的能力降低，在社会保障还不能充分有效覆盖时，农民拥有的小块农田，哪怕是长期承包的使用权，某种程度上就是他们最终的保障。除非有其他合理的方式让离开土地的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成为真正的中产阶级，否则，土地私有化以后产生的失地农民将成为贫富差距中巨大的“寒极”。
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带有全世界的共性，造成贫富差距的最重要源头是西方金融制度。西方金融制度一方面从起点上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从结果上破坏了公平分配，成为对中产阶级社会最大的威胁。今天的中国在“学习西方先进经验”的名义下，轻易引进西方的金融制度或某些做法，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例如，城市房价持续上涨，本质上就是在扩大贫富差距。房价泡沫的背后，是西方炮制的“金融民主”概念，即穷人也可以像富人一样贷款。这个听上去不错的政治术语，实际上就是提前搜刮穷人的未来。但穷人的未来未必有金融期望的那么美好，画饼不能充饥，但是，政府最终会给金融资本一张饼，因为这个政府就是金融资本的跑腿。当金融资本要放开手脚干坏事时，它大喊“小政府”。“小政府”一是少管，二是能力有限管不了它。当金融资本无法解决自己所干坏事的坏结果时，它又希望出一个“大政府”，帮它渡过难关。
贫富差距问题，一次分配、二次分配问题，金融是核心的关键。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背后无一不有金融影子。某些人的一夜暴富，某些人的血汗钱被洗劫一空，还有各种贪污腐败，西方金融从不缺席。中国要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必须对西方金融保持高度警惕。金融本质上应该是社会经济的配角，然而，西方金融喧宾夺主，成为全球经济的核心，本末倒置地玩一场由它制定规则的赌博游戏。当我们说一个社会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是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只是手段时，我们看到，掌控在少数人手中的金融资本、金融规则、金融势力，时时刻刻都在伤害经济民主，并且通过各种手段影响政治民主，让政治民主成为替金融势力看家护院的保护者，从而让经济民主彻底无望。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民主的话题中就应该是“劳动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西方金融制度使得这种平等完全不存在。有一个美国段子说，如果地上有一张1000美元的钞票，比尔·盖茨不会弯腰去捡。因为捡一张钞票要花几秒钟时间，而比尔·盖茨每秒钟的收入不止1000美元。因此，比尔·盖茨弯腰捡地上的1000美元，实际上就亏了。这个段子听起来符合经济人理性，但从本质上说明，西方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使得“劳动面前人人平等”根本不存在。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如果不从经济制度和金融制度上着手，也根本不可能改变。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虽然提倡中产阶级的理论基本正确，但由于制度缺陷导致过分金融化，金融独大，使得绝大多数中产阶级的财产都虚拟化。少数人通过金融手段便能使中产阶级的财产消失于无形，从而严重伤害其推行的“民主”制度。如果金融垄断、金融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制度不改变，西方社会中产阶级的财产随时都有可能被剥夺，西方民主制度将没有出路。对于中国来说，古代小农经济中产阶级社会更主要的是体现其理念价值，已较大程度地失去了现实价值。在中国现代化道路上，如何建设中产阶级社会，实现中共十八大所强调的“共同富裕”，应吸收古代小农经济中产社会的理念精华，结合现代经济特征，吸取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中中产阶级虚拟化、泡沫化的教训，探索“中国特色”的制度方式。
如果中国不明察秋毫，盲目听信西方金融制度的所谓先进，类似“占领华尔街”的事情，早晚会发生，而且会更大规模地发生。最近一项“海归就业力调查报告”指出，“每年超过20%的海归选择金融行业”，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反而可能是一个值得高度注意的问题。社会经济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要做到相对公平，需要很强的调节能力。将社会经济的制度规则交给私人金融资本制定，等于将社会财富仓库的钥匙交给金融资本这个不安份者。
对当今中国来说，战场上被打败的可能性很小，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再敢轻易对中国动武，当今中国所面临的国际政治形势是鸦片战争之后一百七十多年来相对最安全、最和平的时期，这成为实现“中国梦”非常重要的外部环境保障。但是，当今中国面临的危险，金融首当其冲。国家债务、地方债务、企业债务、土地财政、社会保障、高房价、腐败等等，每一项都与金融有关。
今天的中国还有一个问题时常被提及，即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与消费不足有关，因此，提出一次分配的概念有其针对性，对于减少贫富差距能起到一定作用。但我们还应该看到，产能过剩实际上也与资本高度集中有关，它使得对生产领域的投入大大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消费能力。如果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他们便会到处寻找可以快速“钱生钱”的方式，产能过剩只是资本这一倾向的表现之一。资本不足造成投资不足是个问题，但资本过度集中造成投资过剩，同样是个问题。它一方面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另一方面导致资本没有发财出路而损失。产能过剩的典型是以好莱坞为代表的影视行业，一方面，每年都有大量的影视投资失败，另一方面因为也有大赚特赚的，每年仍有大量的投入。即便是赚钱的影视作品，很多也只是一次性消费，对于社会整体经济来说就是浪费。产能过剩的本质是西方经济制度导致的资本过度集中，空喊产能过剩的危险，实际上就是在替资本着急。事实上，次贷等金融衍生品导致的美国金融危机，也是美国金融资本过度集中所造成的金融产能过剩。
当今中国被别人用金融打败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甚至有日益增大的迹象。在金融问题上的一着不慎，很有可能造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满盘皆输。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造成的伤害是前车之鉴。美国金融危机对美国乃至世界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没有消除，对此我们应该时刻保持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