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政府”与“大政府”
西方政治概念中，“民主”是一个极具号召力的概念。这个概念笼统来说并无大错，但要将“民主”落到实处，绝非政治口号就能解决。西方国家现在占据道德优势的地方在于它们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权利。然而，真正的民主在于经济民主，这恰恰是西方政治欠缺的。如果没有经济民主，政治权利的民主其实没有意义，或者意义不大。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实现真正的经济民主，政治民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今世界，西方国家推行实际作用有限的政治民主，没有在经济民主上真正下功夫，而中国素来有经济民主的传统，却在西方中心论面前失去了话语权的主导，这是中国理论界、思想界的悲哀。
任何经济都是政治，经济民主是一个社会的根本目的，政治民主只是实现经济民主的手段，而非目的。经济民主就是“共同富裕”，但不是绝对平等，不是“均贫富”。“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目标的实现，其意义远远大于政治民主这一手段的实现。也就是说，民众相对平等地拥有社会财富、实现共同富裕，比民众拥有“一人一票”的政治民主权利更为重要。西方国家百年来“普选制”的民主历程证明，仅仅靠政治民主是不能实现和保障“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的。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经济民主的目标，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生产资料相对公平拥有的小农经济，使得自由竞争的起点基本公平，勤劳则对自由竞争的结果产生很大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由于各种原因，自由竞争结果的积累也会导致差距扩大，因此与私有经济同时存在的国有经济对此就要发挥作用。国有经济除了应付战争、发展等重大事务外，对于弥补自由竞争的结果差距有很大的作用。某种程度上说，国有经济就是经济民主的重要保障之一。对此，我们并不是说中国古代政府就做得很好，它的确也有问题。但是，中国传统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并不比今天的经济学家差。如今，有些人用西方的政治民主来批评中国，目的之一是要中国完全放弃国有经济这一实实在在的保障经济民主的手段，在我看来，这是本末倒置。对于真正的民主来说，也是缘木求鱼。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很大的遗憾，由于要做官，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具体管理事务，因此重于实践而疏于总结。实践经验很丰富，分门别类著书立说的理论总结却很少。大量的研究素材在史料中沉睡，没有发挥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作用。例如，《孙子兵法》从理念上说一点都不比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学者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差，但《孙子兵法》重实践轻理论，今天人们说起来，战争哲学、战争学的奠基人只是克劳塞维茨。事实上，克劳塞维茨写《战争论》之前，很可能读过已经被西方翻译过去的《孙子兵法》，与他同时期的拿破仑读过《孙子兵法》则是肯定的。相对来说，《孙子兵法》还是一本几千字的书，而中国古代更多的丰富实践都缺乏必要的理论总结。军事如此，政治、经济等领域同样如此。
共同富裕、经济民主、中产阶级社会含义基本相近，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自由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不行的，政府“看得见的手”必须同时发挥作用。于是，这就涉及“大政府”“小政府”的问题。从中国历史来说，宋朝王安石的变法，效果之一就是实现了“大政府”，但是效果并不好。而王安石变法的对立面，所谓反对改革的“保守派”实际上主张的就是“小政府”，认为政府不该管那么多，政府不该“与民争利”。我认可“小政府”的概念，“小政府”一方面能减少全社会的管理成本，另一方面也能使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必须指出，“小政府”是有条件的，“大政府”“小政府”实际上是相对的。
政府由于要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就有一个与“看不见的手”抗衡的问题。当“看不见的手”过于强大，政府的调节能力就会被削弱。如果我们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看得见的手”无法抗衡“看不见的手”，市场和社会过于自由，以至于政府的调节能力大为丧失。这一“看不见的手”可能是军事，也可能是经济；可能源自国内，也可能来自国外。因此，要实现“小政府”，前提条件是国内限制私人垄断，国外防止强势入侵。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方说在世界一体化的潮流中，国家的经济安全能否交给“看不见的手”？美联储动不动出台一个政策，华尔街随时闻风而动，这是“看不见的手”吗？一味主张“看不见的手”的人，无非是说政府别管。有些事情政府的确可以少管，但真的能一点都不管吗？
如果要说“小政府”，那么对于国内，“小政府”与限制私人垄断应该同时进行。如果私人垄断形成，“小政府”无力抗衡，那么，私人垄断将破坏经济民主，破坏中产阶级社会的建立。轻者会造成社会混乱，重者会导致社会崩溃。对于国外，“大政府”在很多时候还是需要的。例如美国这样的世界头号大国，国外势力在军事上不用多考虑，但经济仍需防范。当初日本号称要“买下美国”时，美国政府立即显示了“大政府”的气魄，让日本向美国国内的经济扩张成为泡影。所以，在经济上防范国外势力入侵，保护本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管对于大国还是小国，都需要“大政府”，或者能够随时采取“大政府”应有的政策反应。这个问题不能交给“看不见的手”。一味鼓吹“看不见的手”有时等于要求放弃主权。“大政府”“小政府”是相对的，不能绝对化。对于私人垄断势力来说，它们总是希望实现小政府，但是，对于弱势群体和普通民众来说，更多的时候需要大政府来保护他们。
最近，“美国政府关门”引起很多议论，美国历史上政府关门“歇业”的事情发生过多次。有人强说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好处之一，对此我不加辩驳，这里只想做一个比较。西方经济制度中有一个极具特色的东西叫作“有限责任公司”，区别于“无限责任公司”，它的历史也不长。“有限责任公司”的意思是说公司或股东对于经济责任，例如债务，只承担与出资部分相符的有限责任。“有限责任公司”在西方刚出现时曾经遭到强烈的批评，批评者认为它是一种掠夺而逃避责任的方式，但现在基本已成全世界的惯例。
“有限责任政府”对于民众的利益只承担有限的责任，美国政府关门就是这一“有限责任”的体现，这也可以称为“小政府”。这一观念听起来也有道理，因为政府不能包办一切，社会上的很多事情还要靠民众个人和社会组织自行解决。然而，在这个听起来合理的理由背后，其实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民主政治过去是少数人的民主，实行普选制后，西方民主制度成为各大利益集团的民主，政府成为利益集团操纵的对象和维护利益集团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利益集团来说，它们通过政府而获得利益是“无限”的，但是，在它们承担对社会的责任时，则借助于政府，只承担“有限”的责任。因此，当一个政府能避免利益集团的操纵时，成为“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其实是有道理的。但是，当一个政府成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时，“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往往成为利益集团只顾自身利益而摆脱社会责任的逃避方式。
西方民主制度构建了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可以逃避责任的“有限责任”的小政府制度，从根本上说，它就没想解决利益集团问题，它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我们应该认识到，利益集团的形成几乎无法避免，一个社会总是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因此，所谓限制利益集团关键在于防范某些利益集团过大以及过于集中。让利益集团分散化、平衡化地存在，是一个合理的结果。这一问题甚至也涉及政府本身。有人说中央政府的权力过大，应该给地方政府放权，原则上说，这个意见也有道理。但是当地方政府过大过强，实际上也是一种利益集团。因此，中央政府的“小政府”化，在政府体制上应该伴随地方政府的小规模化。
西方有些政治理论很荒唐，例如向民众鼓吹说不要相信政府，要把政府的权力关进笼子里，但它同时又说民主选举好得很。既然民主选举那么好，既然政府是民众自己选出来的，为何不相信政府？既然永远都不要相信政府，还选它干吗？出现这一自相矛盾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用民主选举安慰一下普通民众，但少数利益集团永远担心政府。所以，利益集团操控的舆论在安慰民众时，把选举说得像花一样，但在选举之外，他们用媒体和舆论来愚民，用利益集团自己的声音代替民众的声音。
“中国特色”是政府信任民众，民众信任政府，政府和民众又同时信任和监督“看不见的手”。“中国特色”的政权合法性不完全靠选票，历史合法性、现实合法性都很重要。历史合法性就是曾经为民众做的那些好事。现实合法性一方面是执行公平公正的道德，道德也是合法性，另一方面就是现在为民众不断做好事，于是，政府与民众之间产生紧密的信任感。民众有了困难，便要找政府。如果民众不相信政府，还找政府干吗？因此，“中国特色”的政权根本就在“为人民服务”，就在经济民主、共同富裕的兑现。没有它，即便有选票也该被推翻。西方民主制度用选票这个“程序正义”来维护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并没有做到经济民主这一“实质正义”。中国政治则要求时刻兑现经济民主这一实质正义，手段并不绝对重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改革的决议公布后，社会反响不错，其中，舆论特别强调决议对市场的认定。其实，三中全会决议内容很丰富，关于市场只是其中一部分。国内外舆论突出强调这一点，实际上也是夹带了私货。中国这一代经济学家和企业家伴随改革开放成长，也同时伴随西方新自由主义而成长，相当一部分人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徒。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是将国家和政府视为经济的敌人，他们打着“看不见的手”的旗号，成为超越政府的太上皇。在他们的逻辑中，所有的社会难题都是政府造成的，把政府权力限制了，难题就会解决。当今一些人在中国社会不断强调“市场”的舆论，目的就是在中国实践新自由主义的这一原则。事实上，美国的金融危机恰恰是新自由主义导致的结果，新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但是，资本势力一方面在这个时候要求政府救助，另一方面继续以他们操控的舆论反对政府的监管。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必要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