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工业革命之所以能够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农业产量提高，由此带来人口的增长，使得一部分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能够转到工业领域。虽然在欧洲大航海之后，从美洲引进的土豆之类新农作物品种填补了粮食缺口，但西方历史学家认为，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其实有一个农业革命的阶段。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造成欧洲农业革命的一系列新技术包括风车、水车、重型铧犁等，但世界上最早的水车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的中国，“欧洲中世纪的水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杵锤’的发明，这一事实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影响力，杵锤显然是中国在公元前4世纪发明的”。霍布森还意识到重型铧犁对农业的重要性：它能使土地深耕。中国古代使用重型铧犁主要依靠耕牛，欧洲中世纪以后主要靠马匹。霍布森指出，欧洲的重型铧犁和使用它所需要的牲畜挽具、马蹄铁都源自东方。他说：“欧洲中世纪的农业革命不是‘纯粹的西方发明’，而是主要通过各种东方技术的全球传播来帮助完成的。”
事实上，欧洲农业通过向中国学习而得到长足发展，并不局限在中世纪时期，而是延续到文艺复兴以后的较长时期。美国学者彭慕兰说：“在很多领域中，各种各样的非欧洲社会仍然处于领先地位。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灌溉或许是最明显的；在其他很多农业技术中，欧洲也落后于中国、印度、日本和东南亚部分地区。1753年建立的一个威尔士农业改良协会承认这是一个事实，表示要致力于让威尔士‘像中国一样繁荣’的日子早些到来。”我们应该注意到，威尔士是英国“联合王国”的一部分，当今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就是威尔士亲王。而彭慕兰提到的“威尔士农业改良协会”确定要“像中国一样繁荣”这一努力方向的时间，实际上已经处于英国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也就是说，即便在英国引以为傲的工业革命起步阶段，英国人仍在羡慕中国的富裕和繁荣。
按照彭慕兰的观点，直到19世纪初，欧洲在经济的各方面都不如中国。在此之前，欧洲其实一直在参照中国、追赶中国。19世纪初，欧洲刚刚追赶到与中国差不多的水平。下一步怎么办？彭慕兰所谓的“大分流”，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欧洲与中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是英国以煤炭代替森林能源，二是欧洲将新大陆作为原材料提供地，并成为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地。当然，有人说欧洲能够超过中国，根本在于其制度。所谓制度的确有相当大的作用，但关键在于如何评价这种制度，或者说欧洲制度优势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总体而言，欧洲历史上的农业进步、工业进步都不是欧洲制度内生的结果，而是学习东方的结果。如果没有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世界长达几千年的文明积累，欧洲的快速进步乃至工业革命都难以发生。
中国农业文明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不被很多中国人自己所了解。在逆向种族主义的思潮中，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被描绘得一无是处，这种观点既不符合事实，也是别有用心的。西方人承认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事实上，中国古代的发明比西方认定的“四大发明”要多得多，甚至重要得多。例如丝绸、陶瓷、茶叶、水稻等，被很多专家认为是更为重要的“四大发明”。它们对世界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并不亚于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
中国是粮食作物品种最多的国家，其中大多数是中国原产；中国是全世界最早种植水果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原生果树的中心，目前世界上60%的果树原产地都是中国；中国的蔬菜种植也有数千年的历史，培育了大量至今仍占领市场的基本蔬菜品种；人工食用菌栽培技术也是中国首创；中国还是世界上最早用人工淡水养鱼的国家，除鲤鱼之外，四大淡水鱼举世无双；人工养殖观赏鱼，人工培植观赏花卉、盆景等，也最早产生于中国。如今，欧洲很多花卉都是从中国引进的；鸡是中国原产，当中国已经开始人工孵化家禽时，欧洲还没有鸡。当今欧美所有的鸡，都是来自中国或东南亚。除野生鸭之外，当今欧美所有的家养食用鸭都是与中国鸭杂交的后代；中国文字“家”的下面“豕”就是猪，猪的驯化在中国至少有七千年的历史。全世界范围内，中国猪的品种最优秀，当今世界著名的意大利猪，英国约克夏猪、巴克夏猪，美国的波中猪等，都是中国猪的后代。英国因为引进了优良的中国猪种，原先的本地猪已经绝迹。至于桑蚕、茶叶、大豆等从中国走向世界，造福全人类，已有很多论述，也早已广为传颂而被人熟知。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中国人的创造为全世界在满足这些基本需求方面提供了极为丰富的优质产品。至于中国创造的无数美食，多少西方人毕其一生都只能管中窥豹。每想到此，我都不由得为自己身为中国人而感到无比自豪、骄傲和幸福。
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中国农业文明的成果之所以被西方广泛引进，关键在于两点：一是由于长期精心的培育和驯化，中国种植或家养物种基因稳定、性能稳定、品质优良；二是各种作物和家畜的培育技术水平高超，遥遥领先世界各国。当然，中国历史上也引进了很多国外的物种，如黄瓜、西红柿、葡萄、玉米、土豆、辣椒、苦瓜等。据统计，中国常见的蔬菜中，原产和引进的各占一半。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从来不是闭关锁国、拒绝外来文明的国家，而是与国外自由交流的开放国家。相反，一些专家指出，历史上正是由于欧洲人的保守，在引进中国优秀农产品方面才没有更开放。
几千年来，中国人用辛勤的汗水耕耘土地，使得每一块土地都能保持可持续的高效产出。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农业，土地经常随着岁月流逝而越种越瘦，日益贫瘠。只有在中国，一块贫瘠的土地在汗水的浇灌下，在智慧的创造中，可以越来越肥。所以，中国人才会那么热爱自己的土地，热爱自己的家乡。因为，那是世世代代付出的成果，同时，这些付出也给中国人巨大的回报。耕读之家，耕读文化，文明的积累都建立在土地财富之上，没有永远富饶的土地，就没有永远的文明。这一点，古今中外，全世界只有中国人做到了。这是中国人当之无愧的光荣。中国人爱国就是爱这种文化。
今天，这个事实背后的道理依然强大。虽然当今世界的财富来源中，农业的地位已经下降，但是，工业的财富创造能够持久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延续了几千年，创造了无数灿烂辉煌的成果。如果不是工业技术的出现，中国的农业文明再延续几千年也没问题。工业文明的确比农业文明更为高效，然而，如果工业文明没有中国传统的可持续理念和现实基础，当工业文明的财富之源枯竭、消失的时候，所有工业文明的成果也将无影无踪。未来，人们会不会像面对某些古代农业文明考古遗址那样面对今天工业文明的废墟？
为了让土地永远肥沃、富饶，我们的祖先付出了极大的辛劳，由此也养成了中国人勤劳勇敢的品格。现在有人批评和嘲讽中国人的勤劳，说是中国人不懂休闲，抢了外国人的饭碗。勤劳与节约的品质，是中国数千年来最优秀的传统之一。不管是农业文明还是工业文明，没有勤劳，没有节约，早晚要被淘汰。中国人的勤劳没有错，辛勤耕耘并获得丰厚回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些陶醉于悠闲，以休闲为生活主要内容的人，实际上是把自己的享受和休闲建立在别人的辛劳之上。在等级制度中，有人休闲，有人辛苦。休闲者心安理得，辛苦者并不心甘情愿。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勤劳者胜出，懒惰者被淘汰，是必然的结果。
三、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曾长期领先世界
今天，全世界都知道七百多年前根据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狱中口述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是一份关于古代中国的记载，虽然其中有夸大的成分，但内容基本真实，而且，这本书还是欧洲人对古代中国富裕与繁荣最早的完整描述，当今世界，研究马可·波罗的著作也汗牛充栋。然而，《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出现后，在长达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很多欧洲人都不相信书中的描写是真实的。美国作家彭慕兰等人在他们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中说：“马可·波罗死后不久，威尼斯的嘉年华会出现一位叫‘吹牛皮大王马可’（别人为马可·波罗取的绰号）的小丑，讲述荒诞离奇的故事娱乐大众；‘马可·波罗’成为意指谎言的英语谚语。”可见当时的欧洲人大多数还是井底之蛙，少见多怪，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元代中国的富裕繁荣程度已超出当时欧洲人的想象范围，因此，夜郎自大的欧洲人只把马可·波罗对中国的描述当成是一种臆想的产物，当成吹牛皮的传奇故事。然而，那些描述的确只是当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二百多年后，哥伦布冒着巨大的风险向西航行，进入未知的大西洋深处，终于开启了欧洲大航海、大冒险时代。他随身就携带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哥伦布的批注。事实上，欧洲人对海洋的冒险，根本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富裕繁荣的中国。
中国的繁荣富裕、灿烂文明不仅仅体现于农业的成果。如今不少中国人陶醉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成就，事实上，那是欧洲人对中国古代科技部分成果的肯定。中国古代科技领先于世界的成果很多，如今，相当多的中国人已经缺乏一种自信，面对自己的灿烂文明不敢骄傲地说出来，只有等到西方人点头的时候，才借西方人的嘴展现一下受表扬的喜悦。这种战战兢兢、期待西方表扬的心情，同样体现在某些中国人对于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皇皇巨著的态度上。我们对于中国人创造的无数成就，不敢自豪、不敢肯定，要看西方的眼色才能决定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甚至当西方人不得不客观肯定古代中国的贡献时，一部分中国人还不相信，还要反对，说那是个别西方学者的无知。这种精神上自我矮化的现象，不仅体现于某些人对李约瑟的批评上，同样体现于对前文所提及的麦迪森数据的质疑上。在当今中国舆论圈，不乏指责李约瑟是“骗子”、不学无术的声音；对于安格斯·麦迪森所统计的清朝时期中国超过西方的数字，某些中国人也认为不可信、没有得到世界公认，等等。在当今某些中国人看来，中国怎么可能像个别西方人说的那么好？“中国从来都落后于西方”的结论怎么可以推翻？于是我们发现，相信或怀疑一个真实而伟大的中国，某种程度上取决于见识是否广博、深入。然而，马可·波罗之后七百多年来，当初的井底之蛙是欧洲人，如今居然是中国人自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领先，我们不用一项项地重复李约瑟的结论，这里只单说钢铁产量这一项。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期间，中国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钢铁产量是这一雄心壮志的具体目标之一。但当今中国有多少人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钢铁产量就远远超过欧洲以及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只不过，汉朝时期欧洲还很落后，我们甚至找不到那一时期欧洲的相关文字记录，因此，关于钢铁产量的比较，人们只能退而求其次，根据欧洲有记录的年份，最早勉强推到宋朝时期。美国学者彭慕兰在书中写道：“哈特韦尔估计，1080年前后中国的铁产量可能超过了1700年欧洲除俄国以外地区的总产量……中国的冶铁工人似乎已经掌握了焦炭（提纯的煤炭）的生产和使用知识，而这是其他地方此后几个世纪都没有发现的。”彭慕兰的这段文字中用了“似乎”二字，实际上，这个结论不是“似乎”，而是“确实”。英国作家约翰·霍布森写道：
中国在公元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64年时生产了约9.04万吨，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有两个对比是非常明显的：第一，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大概到1700年时才大量生产铁，甚至直到1788年时，英国的铁产量仅有7.6万吨。第二，1080年时，宋朝四川铁的价格比率（按铁与稻米的价格比来计算）是177∶100，陕西是135∶100，这说明铁的价格非常低……直到1700年时，英国才达到了类似160∶100的价格比率。
“事实上，中国人似乎……直接生产了铸铁，而没有像欧洲国家那样，经过长时间的锻造的中间冶炼阶段”……中国人早在公元前2世纪就在生产钢（从铸铁发展而来），而欧洲只是到了近代时期才生产了钢。尤为重要的是，在公元5世纪时，中国的钢是通过一种将熟铁和铸铁混合在一起的“熔炼过程”而生产出来的……另一个显著的创新是11世纪时用焦炭取代了木炭（因为木材的供应不足），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欧洲中心论坚持认为，这是由几个世纪后的英国人首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