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布森是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的教授，他在《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中，关于中国宋朝钢铁产量的研究主要是引用另一位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因而展开不多。在钢铁技术的发展过程中，铸铁之所以重要，关键在于炼铁的炉温。古代世界各地都有一种炼铁技术叫“块炼法”，即铁矿石在较低的温度下成固体还原，所得之铁称为海绵铁。而铸铁则需要在高温下将铁矿石变成液态铁，因此炉温高低是其中的关键技术之一。中国很早就掌握了提高炉温的技术，而欧洲掌握熔炼液态铁的技术比中国要晚一千年。液态铁使得大批量的铁器铸造成为可能。中国古代农业之所以发达，与大批量铸造铁器农具有关，而且铸造铁器农具的价格也很便宜。中国古人在提高炉温技术方面的核心之一是焦炭，此外还有高炉，现在成为全世界钢铁冶炼中普遍采用的技术。
此外，中国古代提高炉温的另一项重要技术是风箱，这项技术看似不重要，但是，它对欧洲工业革命有着非常大的启发作用。中国在宋朝出现了火药，随后出现了火铳之类的武器，成为枪的最初原型，宋元时期又出现了火炮。从技术原理上说，引领英国工业革命的蒸汽机，就是风箱技术、火炮技术的结合。炮膛与炮弹的关系在原理上同气缸与活塞的关系一样；参照风箱原理，则是把射出去的炮弹变成往复运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古代人千百年来的领先世界的技术积累，欧洲能否产生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还是一个疑问。英国的工业革命实际上只是站在中国这一科技巨人的肩膀上才获得的成就。
虽然我们说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但是，古代中国长期以来也是制造业大国。美国作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引用了几组数据，就制造业来说，1750年时，中国的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为32.8%，而同时期全欧洲的制造业只占23.2%，英国只占1.9%；1800年时，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制造业的份额为33.3%，欧洲为28.1%，仍低于中国，其中英国只占4.3%，美国则占0.8%；到1830年，中国的制造业份额为29.8%，欧洲为34.2%，超过了中国，英国占9.5%，美国占2.4%；到190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的份额剧降到6.2%，欧洲增加到62%，英国为18.5%，美国为23.6%。也就是说，中国制造业的落后几乎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至于工业革命为何在英国而不是在中国出现，欧洲为何迅速超过中国，这是另一个话题，此处不再展开。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鸦片战争之后，经过一百多年，当今中国重新成为钢铁产量世界第一，重新回到世界制造大国的位置，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只不过是一场比赛中，中国再次拿回了昔日的冠军奖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这一侧面也让全世界，尤其是中国人自己看到了具体的实例。然而，仅仅这个已经发生的实例是不够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有其他将要发生的一系列实例。
常常有人说中国古代没有市场经济，中国人不懂自由经济。这是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得出的完全错误的结论。仅以货币来说，在经历了贝壳之类的实物货币阶段之后，中国很早就出现了金属货币。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长期使用金银等贵金属货币，而中国除此之外还长期使用以铜为主的贱金属货币。两者的区别何在？贵金属货币只适合大宗交易，小商品交易很不方便。即便如此，大宗商品的长距离贸易，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欧洲也远不如中国。中国古代的贱金属货币非常适合诸如一只大饼、一双鞋、一碗酒这样的小商品经济。因此，仅从长期使用贱金属货币这一点就能得出结论，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比西方发达得多、充分得多、自由得多。贱金属比贵金属的数量要多得多，它是现代经济关于货币量理论的早期实践。即便如此，中国历史上，以铜为主的贱金属货币还经常出现货币量不足的现象，从而在某个阶段出现了铁币。货币量不足完全是因为社会财富增长迅速造成的，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中国历史上某些时候严禁铜的出口。这一控制货币量的方式，被当今某些人错误地解读为“闭关锁国”，实为大谬。
由于连贱金属都产生货币量不足，难以满足社会财富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早在宋朝便出现了世界最早的纸币，并且在历史上使用了很长时间。纸币就是当今世界流行的信用货币，它的使用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而这个历史潮流就是从中国的宋朝开始的。当然，我们必须说，在宋朝和元朝乃至明朝初期，信用货币的大量使用也确实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是发行信用货币者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是信用货币的技术性问题，那时候的中国人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解决得很好。因此，由于欧洲人没有合适的商品与中国交易，而不得不以大量白银与中国交易，白银从美洲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以后，明朝时期的中国又退回到使用金属货币的银本位制度。但是，即便在银本位制度下，晋商设立的各种票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实物货币与信用货币的一种混合状态。后来美国的金本位货币与山西票号的货币理念是一样的。而美国最终放弃金本位，完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的时间并不长，世界由此完全进入信用货币时代（包括电子货币），金银本位货币只能存在于历史记忆中。这个历史潮流的发端，就源自中国的宋朝。
当今世界，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体系，在信用货币的使用上依然呈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致使全世界都不断要求对金融体系实行改革。对此，我们可以说，虽然信用货币的形态、历史背景已完全不同，但是，信用货币的理念从古至今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对于中国来说，将近千年的实物货币、信用货币交替使用的阶段，有多少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可以总结？中国在货币问题上的那些历史教训，对于当今世界有何意义？迄今为止，我很少看到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做真正的学术研究。更多的人都在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下，把中国历史上的金融实践当成幼稚的游戏，把西方的金融制度当成高明的商业原则，从而使中国人失去了在这个问题上填补世界学术空白的大好机会。
货币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自由贸易极为发达。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近几十年来，中国商人能够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它实际上就得益于中国历史上高度发达的商业传统。亚当·斯密形成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时，全世界只有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可以为他的理论提供充足的事实证明，这就是中国。美国学者彭慕兰说：“18世纪的中国（或许还有日本）比西欧实际上更接近于一种类似于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市场经济。”
中国历史上的朝贡制度经常被人用来当作中国人不懂得市场经济的证明，认为那只是中国人好面子，爱虚荣，不讲实际效果、经济利益的愚蠢表现。对此，我们不展开论述，只引用一段西方学者的话做一个画龙点睛的总结。彭慕兰等人指出：“朝贡制度的作用，和现代世界贸易组织乃至联合国所起到的作用差不多……朝贡制度之所以能发挥这些作用，在于它发挥了今天由时尚设计师、一流学府、国际媒体所发挥的某些作用。”我认为，对于中西方历史上一系列看似已有定论的观点重新理解、重新解释、重新定位，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极其深远的现实意义。
四、美好的中国与美丽的中国人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一句空话，它有着强大的历史基础和真实依据。几千年来，中国创造了极其丰富的、令世界惊叹的物质文明，并在物质文明的沃土上培养出高度的精神文明。马克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可以有多重解读，其中之一是：在经济落后、物质文明缺乏的地方，很难产生优秀的精神文明成果。反过来，精神文明的发达，也使这一文明体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具有深厚的精神价值或精神含义。人类历史上的不同阶段，在不同地方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文明体。然而，除中国之外，其他文明都断裂了，只有中国延续了下来。因此，中华民族几千年来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于世界，并且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对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和历史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中很多贡献至今都在影响着世界，甚至成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的基本规则。
中国人的勤劳举世无双，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之一就是激发和回馈了中国人勤劳这一优秀品质。现在有人说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提高，制造业可能向人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绝对，关键在于劳动者的素质。劳动力成本不是制造业是否转移的唯一参照，是否勤劳肯干，是另一个难以替代的选项。而且，中国人还是最遵纪守法的。现在有些人说中国人缺乏法制观念，这个说法并不准确，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今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一系列新的法律法规是人们不熟悉的，因此，我们需要在新的社会形态下开展普法教育，让新的法律法规与中国人遵纪守法的传统心理、传统习惯实现对接。
站在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人有强烈的从众心理，习惯做听话的奴隶。但这些人同时还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沙，只顾自己，没有凝聚力。事实上，这两个评价是互相矛盾的。如果我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从肯定的角度出发，这两个评价就可以转换成中国人遵纪守法和追求自由。当然，不管从否定还是肯定的立场出发，两个结论似乎都是相矛盾的，但这正说明了中国人将深奥的辩证法运用到了生活之中，融化于血液之中。自由和约束是哲学家、思想家长期探讨的话题，但是，它们早已经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实现了“对立统一”的和谐。
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在中国文化中处处闪耀着光彩夺目的成果。例如孝道，它一方面是道德，另一方面也是社会基本保障的一部分。今天人们说要减少政府职能，强调基层社会自治，而孝道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便从社会基本保障的角度看，以孝道为核心的、由家庭和亲人提供的基本保障与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在一起，不正可以使每一个人的基本保障获得更充分的体现吗？对个人来说，孝道一方面是付出，另一方面也是收获。因为每一个人既需要孝敬老人，老了也需要被别人孝敬。如果说希望别人孝敬自己是一种自私，那么先孝敬别人就是一种无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其最成功之处就是利用家庭、血缘这一天生的感情纽带，将自私与无私结合在一起，形成和谐统一。并且以家庭为核心，从亲人到朋友再到陌生人，呈同心圆般扩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等等，正是这种和谐统一在全社会的呈现。它不主张消灭自私，而是利用亲情，将自私转化成无私，将利己转化为付出，从而达到和谐。
在国家层面，这种辩证统一同样清晰地存在。例如，中国各地有无数种方言，作为一个中国人，很多方言未必能听懂。但是，中国具有统一的文字，使得说不同方言的人，在同一种文字所形成的文化氛围中实现无障碍地沟通。这种多样化与标准化和谐共存的现象，千百年来，只有在中国实现了，或者说，只有中国处理得最好。相反，在欧洲，各种语言其实区别不大，类似于中国各地的方言，却因为注音文字形成了不同的语言，在多样化上过头，使得统一化被大大削弱。此外，中国人勤劳与节约的优秀传统共存，也是对立统一的和谐，勤劳是尽可能多地创造财富，节约是尽可能有效地利用财富，每一个中国人都是实践辩证法的大师。中国人不像受一神论严重影响的西方人，在二元对立中只做单项取舍，中国人不是只选“矛”或“盾”，而是不偏不倚，让“矛盾”在统一体中实现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使得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以智慧的方式处理各种矛盾，成为生活的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