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并不能说中国人圆滑，中国人在关键问题上会绝不妥协地坚持原则。例如，美国这个西方新兴国家由于脱离了欧洲而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宪政制度，而政教分离恰恰是中国的悠久传统，很久以后才被欧洲人发现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宪政原则，才加以借鉴。再如，当今世界几乎都奉行文官治国、文官治军的原则，军人干政或军人执政虽然难以彻底避免，但普遍受到排斥，这一原则同样来自中国。当今世界提倡法治，事实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及其最早的社会实践就是中国的秦朝，“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历时两千多年，依然音犹在耳。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早的、最完善的法治国家，其严格苛刻的法制，甚至可以制约拥有绝对权力的皇帝。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思想学术流派，叫作法家，它并不是浪得虚名，而是在每一个问题上实实在在地推行严格的法制。只不过，中国古人在深入的法治实践后早已发现，单靠法治并不能有效治理国家，因而中国很早就实行道德与法治并重，所谓“儒表法里”就是这种政治理念的体现。今天很多人在崇洋媚外的影响下，接受了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倒退回商鞅、韩非的历史阶段，迷信单纯法治，把道德与法治并用的更高政治境界，错误地描绘成是人治。言必称希腊的结果，就是鼠目寸光、不求甚解，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中国数千年来始终都存在民本、民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以人为本”的国家，民以食为天、人命关天等俗语在中国早就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国家政策的基础。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主传统，只不过与西方近代产生的民主制度形式不同而已。中国古代的官员，也就是社会管理层，最早提出和实践了“天下为公”的理念。常平仓制度在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后来被美国采纳，如今称为“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并成为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之一。至于政府救灾、以医疗广施仁政、基层社会自治、鼓励社会互助和民间慈善等现代国家的种种特征，都是源于中国。
虽然中国历史上有过“焚书坑儒”、文字狱等因言获罪的事例，但中国数千年来，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传统同样强大地存在。董狐直笔，孔子赞其为“古之良吏”，这个故事是说晋国史官董狐记载了“赵盾弑其君”的文字，虽然赵盾有点冤枉，辩解说杀害晋灵公的人是他的族弟赵穿，要求董狐改写，但董狐坚持认为赵盾要负主要责任，依然将其定位于“弑君”。差不多同一时期，齐国大臣崔杼主使杀害了齐庄公，另立齐景公，齐国太史如实记载“崔杼弑庄公”。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太史叔依然如实记载，又被崔杼杀死。崔杼对太史的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的三个哥哥都死了，你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意思，把庄公写成因病而死吧。太史季回答说：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放弃职责，不如去死。崔杼无奈，杀了三个史官依然无法改变第四个史官，只好放太史季回家。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花絮”。齐国当时另有一位南史公，听说太史家几位兄弟都被杀，估计太史季也会被杀，因此，南史公“持简以往”。“简”就是当时的书写工具，南史公准备冒着死亡的危险，继续将“崔杼弑君”写入历史。路上遇到被放出来的太史季，得知真相已写入历史，便折返回家。如此不畏生死，前仆后继，只为记录一个历史的真相，早已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典范。宋代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这种坚持真理、不畏强权的精神在文天祥身上得到高度升华。
史官秉笔直书是中国言论自由的传统，对于帝王将相等权势人物，“不虚美，不隐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贯立场。因此，身处汉朝的司马迁不隐藏失败者项羽光彩照人的一面，不回避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市井面目。若包括夏、商、周，中国历史上共有800多位帝王，若自秦始皇算起，中国共有400多位皇帝。有人说这就是中国历来实行独裁制度的证明，但事实上，历代皇帝在言论面前，在青史面前，都有忌惮和畏惧。中国历史上的官方历史记录，必须详细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伟大的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杀害了兄弟而登上皇位，他想要看史官的记录都不被允许。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李世民的这个故事，目的就是告诉宋代的皇帝，“斧声烛影”之谜指向宋太宗也涉嫌杀害了宋太祖赵匡胤，而皇帝干扰史书记载的现象是不被允许的。
赵匡胤祖宗家法中“不杀言事大臣”的硬性规定，就是当今世界推崇的言论自由。在同一历史时期，欧洲还在广泛推行思想罪、言论罪以及宗教裁判所制度。虽然人们常说中国古代的皇帝都独裁专制，但这并不都是真相。中国史书中大量记载着皇帝的不良行为，甚至是丑陋行为。如果皇帝独裁专制、钳制舆论，这些记载何以长久地留存下来？秦始皇建立了巨大的历史功勋，但“焚书坑儒”一项，被中国人骂了两千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极为罕见。这一现象就是中国古代长期追求言论自由、奉行言论自由的体现。比较而言，欧洲历史上因缺乏像中国一样的史学传统，甚至因为缺乏纸张这样的记录工具，识字率极低，有书写能力的人凤毛麟角，大量历史消失在尘埃中，反倒鲜有对帝王权贵劣迹的记载。这恰如一个有文化的人，每天写日记，反省自己的错误；而另一个没文化的人，根本无法记日记。结果，有文化者的日记倒成了他的罪证，没文化者的空白历史，倒成了他的光荣。这种荒唐已严重歪曲了历史。
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作用无论如何都不能低估。它使得文化传播因成本低廉、使用方便而得以普遍。从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开始，中国在全世界最早推行了教育普及，到了宋朝，普及教育已深入到每一个乡村。从《千字文》《三字经》这类蒙童读物就能看到，中国在一千多年前就开始对儿童实行启蒙普及教育，这一切都得益于纸张和印刷术的发明。这两项发明对于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绝不亚于当今西方社会发明的计算机。而造纸技术和印刷术传到欧洲，不过是几百年前的事情。当然，就印刷技术而言，尤其是活字印刷，中国与西方的接受程度很不相同。虽然活字印刷最早出现于中国，但是中国文字是象形字，活字印刷需要制作数量庞大的字模，因此，活字印刷的推广在中国不很快。相反，西方使用的是注音文字，对于西方文字，例如英语，活字印刷只需要26个字母的字模，其他都是大批量复制而已。因此，活字印刷术传到西方后，推广速度的确比中国快。
古代中国人精彩迭出地创造一个个具体文明成果时，西方还处于蒙昧时期。欧洲中世纪时，《圣经》是很多西方民族最主要的文化载体。欧洲教会曾经把《圣经》中上帝“创世”的准确时间写在每一本《圣经》上。直到他们发现了中国，才知道自己的孤陋寡闻，才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已经超过了当时欧洲教会自以为了不起的上帝“创世”的时间。正是中国古人不经意的历史记载，改正了西方对于自然历史、对于人类起源、对于文明发展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们理解宗教对当时的欧洲无所不在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我们就不得不承认，正是中国高度发展的历史文明，证明了西方的蒙昧；正是中国和东方，使得西方开始摆脱蒙昧而走向文明。尽管有些西方人今天不愿承认这一点，但它是确凿无疑的事实。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需要在思想观念领域改变“中国从来落后，西方从来先进”的错误认识。因此，我在这里集中引用一下几位西方学者的论述。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指出，“在1500-1800年间，欧洲只是在追赶东方。欧洲……拥有‘经济落后的优势’”；“英国自觉地获得和吸收了中国的技术……英国和其他的‘后发国家’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享受了‘落后的好处’……正像许多西方人喜欢描述……的日本人那样，英国人可以被描绘成：他们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擅长仿制、吸收和改进外来思想”；“不是中国宋代的‘成就’和英国一样，而是英国的‘成就’和中国的一样”；“魁奈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的继承……最重要的就是‘无为’思想译成法语就是‘自由放任’……在魁奈之后，尼古拉斯·盖布里埃尔·克利克在其《圣哲孔子》（1765）一书中明确主张，如果欧洲人想取得重大的经济进步，就得仿效中国……正如巴兹尔·盖伊所指出的：‘法律和立法者都必须承认自然秩序的法则，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中国的无为（自由主义）观念……’”；“到15世纪末，中国出版的书籍可能比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