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学医用医之道
朕闻皇王治世，抚念为本。法天地之覆载，同日月以照临；行道德而和惨舒，顺寒暄而知盈缩；上从天意，下契群情，罔惮焦劳，以从人欲。
乃朕之愿也！且夫人禀五常，药治百病。能知疾之可否，究药之征应者，则世之良医也。至如风雨有不节之劳，喜怒致非理之患，疾由斯作，盖自物情。苟非穷达其源，窥测其奥，徒烦服食以养于寿命，消息可保于长生矣，自古同，多乖摄治，疾之间起，积之于微。势兆已形，求诸服饵。方既弗善，药何救焉？书日：药不螟眩，厥疾弗瘳。诚哉是言也！且如人安之道，经络如泉。或驰骋性情，乖戾形体，莫知伤败，致损寿龄。盖由血脉荣枯，肌肤盛弱，贪其嗜欲，不利机关，及至虚赢，不防他故。四时逆顺，六气交争，贤者自知，愚者未达……今编勒成一百卷，命日《太平圣惠方》，仍令雕刻印版，遍施华夷。凡尔生灵，宜知朕意。
——宋太宗赵光义作《太平圣惠方》序
宋代皇帝：著医书，重养生
俗话说，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中国封建王朝一些有作为、重科学的皇帝，往往比较重视学习掌握一些医学知识。一方面作为自己养生保健，同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编纂医书，弘扬医道，为中国传统医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因为中医既是一门独特的医学科学，也是中国国学中的一朵奇葩，智者不能不学，不能不知。清朝的康熙皇帝，不但对中医研究颇有心得，还“知己之短，师夷之长”，学习西医知识，把西医引进了太医院。
在历代皇室中，宋朝的皇帝似乎对医学最感兴趣，也最有建树。一方面，他们学习医术，进行自我保健；另一方面，他们以皇帝的名义，用各种方法传播医学之道，为祖国医学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尽管宋代在总体上积贫积弱，但宋代的科学文化却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兴旺，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活字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大都出于宋代。人们很难想到，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宋代（包括北宋和南宋），竟有好几个皇帝致力于中国医学的总结和传承，积极兴办医学教育，广征医学资料，规范校正医书，颁布医药法令。开宝年间，国家尚未安定统一，宋太祖赵匡胤就下令修订宋代第一部药典《开宝新详定本草》，并亲自撰写序言。这种由皇帝为医籍亲自作序的做法，为以后的几位皇帝所效法。
宋太祖还会用艾灸为人治病。
《宋史·太祖本纪》记载了宋太祖为宋太宗赵光义治病之事：“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炙。”
可见，宋太祖会用艾灸治病，也说明他懂针灸，懂中医的经络学说，还说明针灸疗法在宋代已为宫廷最高统治者所接受。
据史书记载，宋太宗赵光义在尚未登极就时常留意医术，“藏名方干余首，皆尝有验者。”登极后，令翰林医官各献家传验方，并征历代良方、单方、秘方，总计达万余首，命医官王怀隐等人编成《太平圣惠方》，宋太宗亲自作序并赐定书名。他在这篇序言中首先对各种病因进行了分析，说“疾之间起，积之于微……盖由血脉荣枯，肌肤盛弱，贪其嗜欲，不利机关，及至虚赢，不防他故。四时逆顺，六气交争，贤者自知，愚者未达，是以圣人广兹仁义，博爱源深。”
其意是说，人们患病的原因，与情志调理失常、过分损伤身体、不注意机体运动、贪欲，以及不能顺应自然界的四时气候变化等因素有关，从而导致虚弱、损寿，百病丛生。宋太宗的这些见解，都符合现今的养生保健原则，无疑是珍贵的。
宋真宗赵恒也深谙养生之道。太医赵自化写了一本叫《四时颐养录》的书，宋真宗读后改名为《调膳摄生图》并为之作序推荐。在这里，宋真宗提出了“调膳摄生”的医学概念，推动了药膳的发展。同时，宋真宗还亲自选出唐代郑景岫编的《四时摄生论》和宋陈尧叟所著《集验方》两部论养生的著作，命令雕版印刷，颁行天下使用。
宋徽宗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出类拔萃，给后人留下了价值连城的书画名作，还钟情于医学著述。他下诏医官编写《圣济总录》200卷，并亲自写序。他还著有《圣济经》一书共10卷，分为体真、原化、慈切、达道、正纪、食颐、守机、卫生、药理、审剂等篇，共42章。该书对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总结，流传至今。他在该书中强调的“保其委和，合彼大和”，就是通过调整人体自身的饮食、起居及“吸新吐故”、“积精适神”等气功静炼，使自身内外环境达到阴阳平和，主动去适应大自然的变化规律，实现内外合德的养生目的。这种养生理念，在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在该书中，宋徽宗关于“精”、“神”的论述，也很深刻。他说：精太用则竭，其属在肾，专以啬之可也；神太用则劳，其藏在心，静以养之可也；惟静专然后可以内守。其意是，精与神相互依存、相互为根，精是神的物质基础，神是精的体现，两者在生命活动中会日益消耗，因此养生家必须保精全神，以保持精与神的最佳状态，促进生命健康长寿。怎么样才能保持“精”和“神”的统一呢？他认为做到“静专”二字就可以实现这种统一。“静专”，就是宁静、专一，淡泊名利，坚持静养。
同时，宋徽宗还介绍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日常保健方法，如按摩神庭穴治头痛、叩齿咽唾液健体等。
当然，宋太宗、宋徽宗这些皇帝们写医书，自己不可能逐字逐句地去写，可能有专人为其捉刀，但他们至少会过目一看，至少参与了写书。中医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学医知医者不乏其人。作为文化功底很深的宋太宗、宋徽宗，掌握较多的医学知识甚至在医学方面有所著述和建树，是完全有可能的。
朱元璋善待太医得长寿
要学习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就要善待身边的太医。这一点，放牛娃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似乎做得很好，尤其是他善待太医戴思恭的事令人称道。
出生于江南水乡的戴思恭，少年时随父亲拜师于著名医家朱丹溪门下学医，又学医于名家罗知悌，接受两位名师指教，遂成为江南名医。洪武年间，戴思恭被明太祖朱元璋征召入朝，任正八品御医，“请病”用药屡有卓效。据历史记载，燕王朱棣患症瘕之疾（即寄生虫病，可能是肝包虫病），太祖派御医戴思恭前往诊治，投药一剂便“下虫”多条而愈。又给晋王治疗肢体瘫痪，没料治愈后不久复发而死。太祖大怒，下令逮捕了王府诸御医治罪。戴思恭从容辩解，认为晋王已病入膏育，虽经治疗后有所好转，但终于复发，这不能责怪御医。由于戴思恭的话有理有据，明太祖朱元璋才免了．诸御医的死罪。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太祖得病，下令逮捕了诸医官，惟独安慰戴思恭说：“你是医术高明而心地善良的医生，不要怕。”不久太祖驾崩，建文帝继位，将许多御医治罪，却提升戴思恭为太医院院使（院长）。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戴氏已78岁，便告老还乡，但两年后再次被召入朝，因其曾治好过燕王朱棣的寄生虫病，晋见时免其行跪拜之礼。
清朝的康熙皇帝，对医学也很感兴趣，对祖国医学和当时中国民众健康的贡献也十分杰出。
康熙帝诊病用药显神通
康熙帝一生崇尚科学，对包括医学、数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多有涉猎，因而对生死问题的认识也最为清醒。他认为人到老年头童齿豁，体倦神疲，乃是自然规律，不必贪生怕死，去祈求所谓的长生不老之药。有一次，康熙帝南巡途中，有人献《炼丹养身秘书》以邀宠，可康熙帝却嗤之以鼻。他对随行御医说：“凡炼丹修养长生及师巫自谓前知者，皆妄诞不足信，但可欺愚民而已。通经明理者，断不为其所惑也。宋司马光所述甚当，朕有取焉。
此等事朕素不信，其执还之。”又有一次，康熙帝北巡驻跸赤城，路旁跪一道人，求皇上为灵真观加赐名号，康熙帝不但不予赐号，还严厉训斥说：“朕亲政以来，此等求赐观庙名号者，概不准行。况自古人主好释老之道者，无益有损，梁武帝酷好佛教，舍身于寺，废宗庙之血食，以面为牲，后竟饿死台城。宋徽宗好道，父子皆为金虏。此可鉴也。道士至宜清静修身，何必求朕赐号。尔妄求徼幸，本应处治，姑从宽宥。以后若敢妄行，决不饶恕！”康熙的这种科学态度，在历代皇帝中实属罕见。
正是这种拒绝“仙丹妙药”的科学精神，促使康熙帝对医学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骑射民族入关后第二代满洲人，玄烨的体质是强健的。他曾经说自己年轻时能挽十五力弓，发十三把箭。可见他素来体魄强健，力量很大。但他小时候害过天花，咯过血，患过痰疾，得过几场大病。所以，他很早就接触御医，并留心医药学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