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面临着与一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启蒙需要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价值去说服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改变。
中国也需要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就是领导变革的政治家。要成为好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第一个是正确的理念，第二个是强的领导力，也就是远见卓识、愿景、使命感、责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制度企业家的创新与风险我们通常讲的企业家是商业企业家或商界企业家，他们做的是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还包括一些组织管理方面的创新。这里我要讲另一类企业家，即制度企业家（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所谓制度企业家，就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人，他们做的是制度创新。
制度企业家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给我们提供思想，改变我们的观念，塑造我们的文化。比如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孔子、释迦牟尼，还有耶稣，近代的亚当·斯密等等，这些人都可以叫作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第二类可以叫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他们是作为政治家在改变社会，比如古希腊的梭伦、伯里克利，古代中国的商鞅，还有像华盛顿这样的人，创造了美国这样一个体制。邓小平、里根、撒切尔夫人，也都是杰出的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也叫政治企业家（political entrepreneur）。
企业家的本质是什么？用熊彼特的话讲就是创新，创造性破坏。在商界每一个重大的技术突破都是对原来技术的毁灭。比如现在的MP3、MP4、iPod完全替代了原来的录放机、随身听。
制度企业家的功能也是创新，他的创新意味着用新的价值观念替代原来的价值观念，用新的行为方式替代旧的行为方式，用新的是非观和新的善恶观替代旧的是非观和旧的善恶观，用新的游戏规则替代旧的游戏规则。由此，我们认同原来我们不认同的东西，或者是我们不再认同我们原来认同的东西。比如从宋代开始中国妇女缠脚，认为脚缠得越小越美，找婆家越容易，那时候对脚的看法比对脸的看法更重要。民国之后，缠脚就慢慢废除了。我们知道妇女放脚不是妇女主张的，而是男人主张的，主张放脚的这些男人，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其实就是我们讲的制度企业家。邓小平领导我们进行市场化改革，我们过去不认同市场，现在我们认同市场，过去我们认同计划经济，现在不认同计划经济，这是邓小平给我们带来的观念变革。未来中国好多变革，就是与这种观念的变化有关系。
对商界企业家来说，任何一个创新都要经过市场的检验，制度企业家也是一样。你的创新是不是成功，你提出的游戏规则是不是会变成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规范，就看它们是不是能够满足社会这种需要。满足市场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对人性必须有非常透彻的理解。一个商界企业家如果不能透彻地理解人性是不能成功的，比如苹果的产品大家都非常喜欢，就是因为它完全是从人性出发而制造出来的。
制度企业家和商界企业家也有不同。对于商界企业家来说，同一个行业有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产品满足不同人的需要。而制度企业家面临的一定是大众市场，不是一个小众市场，这个大众市场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并且，大众市场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他们提出的行为规范要能真正被人们所接受，需要构成博弈论上讲的“演化稳定均衡”。所谓演化稳定均衡，是指随着遵守规范的人越来越多，对每一个人来说遵守这种规范的好处就越来越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普遍的行为规范。由于这一点，制度企业家对人性的理解要比商界企业家更透彻，所以伟大的思想家都要从讨论人性开始。
与商界企业家一样，制度企业家的创新同样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市场需求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可能判断不准确，特别是很多人感觉需要变化，但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样变化，制度企业家要能做出大势的判断。第二个原因是“二阶囚徒困境”带来的风险。一阶囚徒困境简单说就是合作对所有人都好，但每个人都选择不合作。和一阶囚徒困境不一样，二阶困境是说维持合作本身需要规则，如果你违反了这个规则，应该有人惩罚你，但因为怕报复或失去占便宜的机会，应该惩罚你的人没有积极性实施惩罚，结果规则得不到遵守。我们看到很多不文明的行为，比如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等，你想指出来却不敢指出来，因为你怕对方骂你，还有可能打你，这就是“二阶囚徒困境”。
改变旧规则也面临“二阶囚徒困境”：已经有一种规则在那儿，大家已经习以为常都在遵守。改变旧规则对大家都好，但率先站出来改变这个规则的人会面临其他人的惩罚。人都有爱脸面的天性，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看别人会怎么看待自己，比如你想自由恋爱，但是你不敢，因为你自由恋爱别人会对你说三道四，对你父母家人说三道四，所以即使父母给你安排一个你不喜欢的媳妇你也会接受。这样一种二阶囚徒困境导致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第三个原因，是制度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比好多商界竞争还要激烈。
由于以上三个原因，一个制度企业家能不能成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一般都没有好运气。如今这些人的名字对我们来说是如雷贯耳，很受尊重，但是他们当时的日子并不好过。比如孔子活着的时候其实是很悲惨的，领着他的徒弟到处游说，没吃没喝的，还没有人听，经常被别人赶走。苏格拉底被雅典政府判处死刑，耶稣被罗马帝国的统治者钉死在十字架上。朱熹活着的时候，他的学术被定为“伪学”，他被叫“伪师”，连他的徒弟都被叫成“伪徒”。政治企业家也有类似的风险，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是“改革者没有好下场”。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制度企业家之间竞争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赢家通吃。在制度创新方面，赢家通吃是通例，而在商品市场上，赢家通吃是一个特例，像微软叫赢家通吃，但大量的非平台产品或者网络效应比较小的产品没有赢家通吃。北京有很多饭馆，四川的、东北的、陕西的饭馆都可以有市场，都可以赚钱。制度企业家之间的竞争类似Windows平台和Linux平台之间的竞争，或者像不同3G标准的竞争。
第二个特征是规则市场的竞争是一个长期的竞争。制度企业家的客户和商界企业家的客户不一样。商界企业家的客户基本上都在今天，有些可能稍微晚一点，总体来讲都是当下的活着的人。而制度企业家的客户主要都在身后，甚至数百年之后。比如说孔子，他去世的时候，仍然是百家争鸣难分高下，他的影响并不那么大，他真正的客户是他死之后，特别是汉武帝之后，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孔子的客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商界企业家即使仅仅因为想赚钱，也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企业家。但是制度企业家不同，他不可能以赚钱为目的，他的客户即使最后接受了他的规则，接受了他的产品，也没有办法给他付钱。制度是一种公共产品，每个人都享用它但是没有人愿意付钱，所以制度企业家不可能以营利为目的。对制度企业家来说，理念是最重要的。
这些人为什么冒那么大的风险为人类创造游戏规则呢？我想，一定是基于他们对人类博大的爱，对改善人类命运情有独钟，基于他们与众不同的崇高理念和神圣的使命感。这种对人类博大的爱和使命感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并不一定是自觉的意识。所以我们称这些人是“圣人”，他们跟我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从普通人的角度很难去理解他们。比如你写了一篇文章，你知道官方很不喜欢，你的父母和亲朋好友一定会劝你小心，文章千万不要发表。你说了某一句话会有朋友劝告你，这话最好不说。对常人来讲，我们每做一件事衡量的标准都是近在眼前的利益。但是，对于这些“圣人”来讲，眼前利益是不重要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苏格拉底如果认罪，就不会失去生命；耶稣只要认错就不会被钉上十字架；孔子如果愿意配合各个诸侯国的君主，他能在任何一个国家找到一个很好的位置，过荣华富贵的生活。我相信很多人劝过他们，要他们不要太较真，“好汉不吃眼前亏”，但是他们没有听，不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利害关系，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些“圣人”一定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他们的那种使命感，那种对人类的博大的爱，我们真是没有办法按常人的想象力去想的。
即便不是“圣人”，他们也一定与众不同。至少他们对死后的名声比生前的名声更加看重，否则他们不会为了坚持理念而忍受生前的痛苦。也可以反过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痛苦不是痛苦，因为违心地改变自己的理念才叫痛苦，对他们来讲殉道才是真正的快乐，而不像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一种痛苦。裴多菲有一首诗大家都知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当你把自由看得非常神圣，如果任何人想剥夺你的自由，你都不愿意容忍，因为自由的价值比生命可能更重要。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人类历史上有那么多了不起的伟大人物，无论他们是不是被称为“圣人”，都值得我们极其敬重，他们一定是与众不同的人。
轴心时代的制度企业家在人类进入文明历史的几千年里，有两个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集中出现的时期。这两个五百年所创造的思想，决定了我们今天的生活，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决定了我们今天的游戏规则。
第一个五百年就是公元前的那五百年，所谓的“轴心时代”。大体来讲，也就是从孔子到耶稣那五百年。这五百年，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孔子、老子、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释迦牟尼、耶稣等等，都出现在那个时代。他们所创造的思想，奠定了整个后来的人类文明的基石，仍然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生活，或者说仍然没有动摇。
第二个五百年就是从公元14世纪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一直到公元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标志性人物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其实不光是法国，英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大卫·休谟，德国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都对启蒙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个五百年跟前一个五百年不太一样。前一个五百年的伟大的思想家想的是什么？当时天下大乱，人类面临的问题是怎么从“天下无道”变得“天下有道”，他们更多地强调对人心的改造，无论是创造宗教，还是创造像儒家这样的道德哲学，目的都是为天下立道。第二个五百年里，思想家们更多地强调人的权利、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他们不再认为人类是由上帝创造的，必须接受神权的统治，而是认为每个人有自然的权利，自由和平等与生俱来，别人不可剥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要相互合作，共同发展。启蒙思想家认识到，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的“心”，我们能做到的是约束人的“行”。
亚当·斯密讲的“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我们用法治和民主的方式约束政府，所有的方式都是为了人的幸福，让人们相争而不相害。不仅不对别人形成伤害，而且给别人带来价值。比如说，市场上，一个人如果想赚钱，首先要给别人创造价值，否则你不能赚钱。这就是亚当·斯密的理论。启蒙思想家认识到，人类的和谐和进步需要政府，但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政和民主的约束。当权者的权力是哪里来的？过去说是上帝给的，也就是所谓的“君权神授”，或者如我们中国人说的，统治者是“天子”，现在人们不再这样认为了。所有的统治权都来自人民的授予，也就是人民的同意。而且，所有的统治者和普通人一样，他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我们怎么能够约束他恶的这一面？就是通过一整套的权力制衡体系，让一切权力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人民的监督。这就是法治和民主。
“轴心时代”的伟大制度企业家从东到西，从爱琴海沿岸的古希腊到中国的黄河流域都有涌现。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时代，出现了这么一批伟大的制度企业家？简单地说，这是一个需要杰出制度企业家的时代，是一个需要为人类文明制定新的游戏规则的时代，有这样的市场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