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前第一个千年的前五百年，无论是西方（主要是西南亚）还是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人类正处在从低端社会转向高端社会的一个过渡期。所谓低端社会简单地讲就是政教合一，统治者是上帝式的国王，利用“巫术”一样的方式进行统治，国家没有专业化的官僚队伍，没有专业化的军队，不需要征税。到了高端社会，统治者就变成了首席执行官，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CEO，和宗教分离了，出现了专业化的官僚和专业化的军队，需要用专门的税收养活。在从低端向高端转变的过程当中，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发生了连绵不断的征服战争。
统治者互相厮杀，社会秩序被打乱，全世界到处都是“礼崩乐坏”。如果不能有一个新的社会秩序，那么人类的苦难将会更加深重。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看到，出现了这么多伟大的制度企业家。这些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是在想怎么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他们是要为人类立“道”。当然他们之间有分歧，不同的学派主张的“道”是不一样的。中国百家争鸣，百家就是不同的道，道家有道家的道，儒家有儒家的道，法家有法家的道，墨家有墨家的道，还有其他好多门派的道。这些不同的道服务的是同样一个目的，但是有些成功了，有些却失败了，比如儒家的孔子成功了，而墨家失败了。道家虽然没有失败，但也不像儒家那么成功。
过去我们老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其实从道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方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提出的好多规则非常相似。我总结了五点共同之处，而且我认为这是人类合作的最重要的规则：第一，“以人为本”；第二，“推己及人”；第三，“互助相爱”；第四，“诚实守信”；第五，“奖善惩恶”。
我用博弈论的话重新解释一下这五条：人类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但如果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短期的眼前的利益，就会导致囚徒困境和相互伤害。为了解决囚徒困境，就需要人们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包括克制自己的私欲，推己及人，互助相爱，诚实守信。而为了使这些行为规范得到有效执行，不仅需要人们有善心，而且需要一个奖善惩恶机制，如果这个机制得到公正有效的执行，每个人认识到长远利益，人与人之间变成相亲不相害，人类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享受和谐而幸福的生活。伟大的制度企业家想给我们设定一个规矩，每个人在这个规矩下更好地合作，追求自己的利益，但不伤害别人，还可以给别人带来好处。我现在认识到，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理性人之间怎么合作。
我觉得过去强调东、西方文化好多的差别，可能有点夸大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儒家理想国之间的差异可能不比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差异更大。所有成功的制度企业家创造的社会规范，从提出到主导人类的行为方式、人类文化的形成，需要数百年的时间，而且这些行为规范在最初提出的时候，都被当作反社会的力量。他们的创始人以及追随者经常受到社会和当权者的迫害。只有当追随人数达到一定的临界值之后，才被社会和当权者容忍，甚至摇身一变被统治者定为国教。
以基督教为例，从公元30年左右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到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宣称基督教为罗马帝国国教，经历了360多年。这个时间大致与孔子去世到汉武帝确立独尊儒家的时间差不多。在这期间，基督教除了要面对其他宗教的竞争，还要与反基督教的势力做斗争。罗马帝国本身就是基督教最大的反对势力，罗马帝国曾给基督教冠上一个名字叫“淫荡宗教”，认为基督教徒经常聚在一块是乱伦，认为基督教不利于政治稳定，于是采取了很多破坏措施。比如公元64年尼禄皇帝在罗马点燃一场具有毁灭性的大火，陷害说火是基督徒点的。耶稣的门徒彼得和保罗都被困在里面烧死了。
公元250年，德西乌斯皇帝在整个罗马帝国发起了对基督徒第一次有组织的迫害。公元257年维勒里安皇帝再次迫害基督徒，并于公元258年处死了教皇西斯特二世。从公元303年到公元311年，戴里克皇帝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发起了对基督教时间最长的迫害，他发出很多的法令，剥夺了基督教徒所有的荣誉和社会地位，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并规定实行酷刑和残害，基督教徒不可以申辩，不允许他们采取正当防卫。这也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迫害。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法令》，基督教获得了受尊重的地位，教会得到大量的财产，还可以免税。公元337年君士坦丁皇帝在病床上最后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又过了二十多年，到公元360年，尤里安皇帝又试图迫害基督徒，但没有成功。最后到了公元392年，狄奥多西大帝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
佛教也有类似的经历。佛教在印度失败了，但制度企业家的失败不等于他的资产全没有了。类似说一个企业破产了，但是其中很多优质资产被人兼并、收购走了。佛教虽然在印度失败了，但佛教好多的思想精华被印度教拿走了。佛教传入中国大体在两汉之间，到了南北朝佛教大发展，公元400年的时候全国大概有一百万佛教徒。北方最强的北魏政权专门建立了一个宗教局，由政府部门监管佛教徒，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都发生过禁佛和迫害佛教徒的事件。最严重的迫害是唐武宗时期，由于社会经济多种原因，佛教被认为是对政权的威胁，于是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多所，寺庙的资产被没收，260500僧尼被强迫还俗，这是佛教受到的最严重的打击。一直到了宋代，佛教在中国的地位才真正稳定下来。由此可见，任何一种伟大的思想，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到最后真正的成功都是很艰难的过程。
下面讲一下佛教徒在中国和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的数量变化。从公元40年一直到公元350年左右，基督教徒在罗马帝国的年平均增长率大概是3.4％，意味着每20年翻一番。公元40年，全罗马境内基督徒有1000人左右，占总人口的比例是0.0017％，100万人里边才有17个人。到了公元200年，人数就达到了217万，占总人口的0.36％，1万人里边有36个。到了公元350年，基督教徒人数已经达到3380万，占总人口的56.5％。从公元100年到公元550年，中国的佛教徒人数的年平均增长率是2.3％，每30年翻一番。公元100年的时候，中国的佛教徒不过是1000人左右。尽管受到若干次的迫害，到公元400年达到了100万，公元500年超过1000万，公元550年超过了3000万（以上数据来自Morris，Why the West Rules—for Now一书）。
我用这些历史数据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认识到伟大的制度企业家，他们冒的风险有多大，他们的成功要经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一个商界企业家活着时候还不成功那肯定就完蛋了，没有希望了。但是制度企业家活着的时候不成功，却很可能死了以后成功。制度企业家跟常人不一样，他们的追求，他们对人类的爱，他们的崇高理念不是我们一般人能想象的。
中国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今天，中国正处在一个需要制度企业家的时代。简单谈几个原因。第一个是产权制度。产权是道德的基础，私有产权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出囚徒困境。比如人民公社时期，每个人都身处囚徒困境。包产到户把地分给农民，让每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后大家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最重要的是产权对道德的影响。在公有制下，人们想的就是怎样能占别人便宜，怎样能把别人的东西无偿拿走。在传统中国，勤劳质朴本来是农民的美德，但实行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之后，谁懒惰谁得的好处反而多，于是勤劳的人都不勤劳了，说真话的人也开始说假话了，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政府官员不受法治和民主约束，也不受声誉机制的约束。政府官员不守规矩，老百姓也不可能守规矩；当老百姓的权利不断受到侵害的时候，怎么可能让他守规矩？过去皇帝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自己的声誉，因为他玩的是长期博弈，想着把江山传到千秋万代。现在政府声誉机制不起作用，因为它的权力更大了，缺少约束力，官员也没有积极性考虑长远，干什么事情都不害怕。
第三个原因是理念的倒退。今天中国人对于民主法治的认识、对于私有财产制度的理念恐怕还不如一百年前。我推荐大家看一下金观涛先生的《观念史研究》这本书，看看一百年前中国人有一些什么理念。
第四个原因是转轨时期的失范。从一个体制走向另一个体制的时候，旧的规则可能不再起作用，但新的规则还没有建起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变革中的失范。
在第一个轴心时代，东、西方同时创造了文明，但是在第二个轴心时代，我们没有参与新的思想创造。中国的“文艺复兴”在宋代，但那个复兴并没有引导我们走向现代，而是一种复古。西方的文艺复兴不是复古，复古是一个借口，真正是在往前走。一百多年前，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我们中国人才开始认识到这一点，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其实五四之前我们中国人就开始了启蒙，包括自由、宪政、民主思想的引进。当然很遗憾，五四之后没有多长时间，这个启蒙基本中断了。我们用“主义”代替了“启蒙”，所以我们中国人的启蒙没有完成，我们做了一个夹生饭。三十多年前，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启蒙运动，但这个启蒙大致只持续了十年时间，到1989年之后也停止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今天面临着与一百多年前同样的问题，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启蒙时代，这个时代应该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
启蒙需要理论型制度企业家，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新的价值去说服社会，使我们这个社会能够有所改变。
中国也需要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跟理论家不一样，理论型的制度企业家可以没有任何官位，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则必须在某一种领导位置上。没有职位的人，不可能成为实践型的制度企业家。实践型制度企业家也就是领导变革的政治家。要成为好的政治家，必须有两个基本素质：第一个是正确的理念，第二个是强的领导力，也就是远见卓识、愿景、使命感、责任心、激情、政治技能。
最后，我特别想讲一下儒家与民主政治。对儒家的争议很多。我自己的看法是，儒家有民本的思想，但是儒家没有民主的制度架构，所以儒家提出来的社会秩序和理想制度，还是寄希望于“圣君贤相”，但这是不可靠的。儒家一直没有找到制约君主的“倚天剑”。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只有政府受到法律的约束，只有权力真正为民所赋，才有可能使得政府做到真正执政为民。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先生讲过这么一句话，中国以前只有治权的民主，而没有政权的民主。以往没有政权的民主，故而治权的民主亦无保障，只有靠圣君贤相的出现。而依赖于好皇帝、好宰相出现的情形是不可靠的。但儒家文化和民主本身并不矛盾，我国台湾地区及日本、韩国也都是接受了儒家文化，但都成功地实现了民主化。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
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传统体制过去有三大支柱：皇权制度、科举制度、儒家文化。皇权制度下，国土、国家、人民是“皇帝”的私产，这个观念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西方曾经也是这样，用路易十四的话说，“朕即国家”。但是后来西方突破了这个观念，国家是人民的，主权是人民的，人民是自由和理性的，这时候的统治者只有为人民服务，他的统治才有合法性。科举制度保证了中国的职业化管理，是全世界最早实行的选拔体制，但它的坏处就是把大量优秀的人才吸引到了政府，这些人不创造价值，只是分配财富，而且不是按照市场逻辑，是按照强盗的逻辑来分配。最后就是儒家文化。在上个世纪初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传统体制的三大支柱全部倾倒。
1905年废除科举，1911年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1919年五四运动把孔家店也砸了。现在中国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思考，我们需要理解过去的体制和未来我们需要的体制，它究竟应该怎么变化？我们不能太着急，因为欲速则不达。今天的中国人，既没有西方人的法治观念，又丢失了中国人传统的廉耻观念；我们打倒了君主但是并没有建立起民主，这都与我们操之过急有关，稍有些耐心可能会好一些。民主的进程都是循序渐进的。我们从电视里看到台湾议员在打架，其实两百年前的美国议会里也是打架的，甚至打得比台湾还厉害。民主是一个过程，要给予时间与耐心。我们未来也一样，搞法治搞民主不能着急，不能因为出了一点问题就认为失败了，立马重新选一条道路，病急乱投医，结果吃错了药。如果一百年前我们的先辈能更有耐心一些，也许中国的民主化和法治建设要比现在先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