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中，有些人可能同时担当三种角色，有些人同时担当其中两种角色。但从概念和逻辑上讲，这三个阶段的角色是不同的。而且，事实上，绝大部分情况下，不同的角色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原因在于，这些角色之间是有冲突的。比如说，实践家必须注重政策的可行性，注意不同利益之间的平衡，为此，他们有时候必须“口是心非”“言不由衷”，甚至“打左灯向右转”；但理论家和思想家如果过分关注“可行性”，关注利益平衡，就不可能生产出真正的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讲，理论之所以是理论，就是因为在它最初提出的时候是“不可行的”，得不到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一般来说，优秀的政治学家不可能是优秀的政治家，反之亦然。孔子只能当“素王”，不能当“国君”。柏拉图的“哲王”只能出现在他的“理想国”，不可能存在于现实世界。
尽管如此，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在这三个阶段都是适用的。
在思想的生产阶段，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意味着学者本身必须有一颗自由的心，学术研究不能有禁区，除了学术本身的规范，学者在探索和表达学术观点时不应该受其他规范的约束，任何对学术自由的干预都是对思想市场的破坏。学术自由也意味着不同学术观点之间是平等的，任何一种学术和理论都无权利用政治权力获得垄断地位，否则，学术自由就不存在。
在思想的传播环节，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观念可以自由传播，同时意味着现存的观念、习惯、法律和政策都可以受到自由评论。当然，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在思想的实践环节，思想市场的基本原则是：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该经过广泛的讨论和批评，重大的法律修订甚至需要“全民公决”；在可能的情况下，法律和政策的变革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演化过程，应该允许人们在多种方式中进行选择，而不应该采取中央集权主导的建构主义的方式。“因地制宜”和“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就体现了思想市场原则在实践中的应用。
在历史上，人类既享受过思想市场带来的好处，也经受了对思想市场的破坏而导致的灾难。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由思想市场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而无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还是清朝皇帝的“文字狱”，都是对思想市场的干预和破坏，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都与此有关。在西方，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会的垄断地位，严重阻碍了科学和社会的进步，而正是伴随文艺复兴之后思想市场的发展，才出现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最后导致了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过去两百多年的巨大进步，无疑是思想市场竞争的结果。
我们人类不可能避免犯错误，但是如果有思想市场的话，人类至少可以避免犯那种灾难性的错误。举例来讲，前面讲计划经济就是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在中国的实践导致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拉大，给数亿人带来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但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在那个时候，有思想市场，学者和媒体人士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一定会有人反对计划经济，这个实践绝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带来的损害也就不会那么大。最早搞农村合作化、人民公社的时候，就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反对，但是他们的言论很快被压制了，没有办法再发言了。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在实行人民公社和大跃进的时候，如果至少允许各地有选择是否实施以及用多长时间来实施的自由，肯定会有地方官员抵制，就不大可能发生饿死上千万人的事情。这个例子也说明，思想市场在实践环节是多么重要。
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受惠于思想市场。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是重要的，但他们的想法许多来自经济学家和其他理论工作者的思想。如果没有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经济学界相对自由的学术气氛，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可能写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写入中共十四大的全会决定，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就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我个人经历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价格体制的改革。1984年之前，价格改革的迫切性，从经济学家到政府官员都普遍认识到了，甚至被高层领导人说成是改革的“拦路虎”。但价格改革之所以迟迟不能迈出大的步伐，是因为当时主流的观念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下价格必须由政府规定，而且政府有能力制定合理的价格；价格不合理的根源是政府在制定价格时没有遵守“价值规律”，只要定价时“按照价值规律办”，价格体系就会合理。我在1984年4月完成的《以价格体制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合理的价格不可能由政府制定，价格改革的唯一出路是通过双轨制价格逐步放开价格管制。
从“放”的角度考虑价格改革是一个全新的观念，这个观念经过1984年9月“莫干山会议”，首先被参会的许多经济学家接受，然后经过会议组织者的努力，之后又被政府高层所接受，由此使得价格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对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莫干山会议的组织者事先规定只能讨论如何调整价格，不能讨论如何放开价格（因为有“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嫌疑），这个会议就不可能对价格改革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实际的价格改革至少会拖延相当长的时间。
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改革之后，相对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思想市场的发展是最慢的。也许有人会说，即使没有思想市场，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奇迹，由此看来，思想市场并没有那么重要。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自身没有思想市场的经济也可以从其他国家的思想市场中得到好处。如果没有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这些人的思想，我不相信我们的改革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而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是在自由的思想市场中产生出来的。
如同经济发展有“后发优势”一样，思想市场也有“后发优势”。在开放的社会，任何国家都可以从其他国家所创造的思想和观念中受益。但毫无疑问，引进思想比引进技术和产品更困难。这是因为，思想的实践必须与特定的利益结构、社会结构、文化、习惯、制度相结合，而人性在本质上具有抗拒新思想的惰性。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发展出的思想在应用于中国社会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是中国学者的责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改革的基本方向，特别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目标，但如果没有思想市场上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究竟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不同的人会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不可能有基本共识。而如果没有基本共识，改革不可能顺利推进。
任何社会变革，从短期来讲，政治领导人的理念可能更重要。但长期来讲，普通人的理念也许更重要，因为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不可能长期违抗大多数人的理念而行事。大的社会变革一定是全民的事情，不可能是少数精英的事情，而无论政治领导人理念的形成，还是普通大众观念的变化，都是思想市场运行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没有思想市场就没有中国的未来！